心理史學：深化歷史解釋的重要方法

　　歷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創造的。無論個體還是群體，在從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等活動時必定伴隨著一定的心理活動。恩格斯指出：“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全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俄國理論家普列漢諾夫也指出：“歷史科學不能把自己局限成一個社會經濟解剖學﹔它所注意的是直接或間接為社會經濟所決定的全部現象的總和，包括思想的作品在內。沒有一件歷史事實的起源不能用社會經濟說明﹔不過說沒有一件歷史事實不為一定的意識狀況所引導、所伴同、所追隨，也是同樣正確的。”因此，史學不僅要闡述人們過往活動的內容，也應該揭示伴隨這些活動的心理狀況。心理史學正是基於此而興起的史學新領域。

　　從20世紀初期起，不少中外學者都提出了“新史學”的思想，比如美國的魯濱孫、中國的梁啟超，他們都主張突破史學原來的界限，與包括心理學在內的其他學科建立聯系。但直到弗洛伊德關於達·芬奇心理分析的著作、埃裡克森關於馬丁·路德和甘地心理分析的著作問世，心理史學才算正式誕生。美國心理史學的興起是在20世紀50—60年代，70年代達到高潮。70年代以后，法國的心態史學相繼而起，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學者和著作。80年代以后，心理史學的相關著作陸續傳入我國，對我國史學界產生了不小影響。心理史學能夠在我國落地生根，也與當時國內史學界的情況有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史學發生了整體性變化，其中一個特征就是從以政治史為中心轉向以社會史為中心。社會史尤其是社會文化史的研究需要特別關注人，不能隻看到社會的變化而看不到人的變化。而在研究人的過程中，勢必要運用心理學的理論和方法，探究人的心理特征和整個社會心理，唯有如此才能深化對社會史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心理史學研究產生了許多探索性成果，出現了三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第一種是關於歷史上特定時期的社會心理問題﹔第二種是把研究視角從個別思想家轉向特定人群，研究特定人群的日常意識、政治意識、民族意識、宗教意識等﹔第三種是探討個別人物的心理特征，用心理史學的方法剖析歷史人物的個性心理、思維方式、情感世界、行為方式等。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程歗的《晚清鄉土意識》、羅宗強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態研究》、周曉虹的《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王躍的《變遷中的心態——五四時期社會心理變遷》等。這些著作並非都是系統地運用心理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進行研究，但始終緊緊圍繞心理問題，因此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征。在此基礎上，有的學者還探究中國自己的心理史學框架，寫出了探索性的心理史學理論著作。不過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盡管心理史學對深化史學研究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但目前整個心理史學研究還處在探索階段。首先，作為跨學科研究的心理史學勢必要比單純的史學研究困難一些，多數歷史研究者因不懂心理學而對心理史學敬而遠之。其次，傳統史學研究對於史料的選擇與心理史學不同，更強調客觀史料的重要性，並且要求歷史研究者絕不能帶著感情做研究，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歷史研究者在開展心理史學研究時的思路。再次，可以進行心理分析的史料與一般史料相比更為難找，這是當前心理史學研究的一個瓶頸。

　　從根本上說，心理史學是史學的一種，隻不過是在不同程度上運用了心理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心理史學研究仍然要以史學方法為基礎，遵循史學研究的基本規范，以切實可靠的史料為依據，不可以憑空想象。當前，推動心理史學發展，不能過早地以一些預設的要求加以局限，對心理學的運用也不一定完全依靠心理學的某一分支或學派。隻要研究的對象是個體或群體的心理狀況、研究的問題與一定的社會歷史問題相聯系、所運用的材料是反映個體或群體活動的可靠材料，都可以說屬於心理史學的范疇。同時，心理史學的發展不是為了滿足某種好奇心，而是為了深化史學研究。史學研究的對象是過去的人，但它所服務的對象是當代人，過去的人與當代人之間在生活方式和心理特點等方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就是歷史。但當代人與過去的人之間也需要進行心靈的溝通，這種心靈溝通是當代人學習歷史的重要動力。心理史學是史學家可以普遍運用的研究方法，是溝通歷史與現實的重要方法，是有助於當代人了解歷史奧秘的科學方法。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6月13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