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村第一書記們的“三農經”

“個人富裕靠包干，共同富裕靠集體”，5月13日，在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主辦的“政策科學論壇——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會議上，國土資源部派駐江西省贛州市贛縣五雲鎮夏潭村黨支部第一書記的邱少俊表示，過去農村勞動力多，發展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可以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而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深化，留在農村的勞動力越來越少，所以在堅持承包制的同時，也應同步發展集體經營、合作經營、大戶經營等規模經營的方式，更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當然，這也必須在尊重農民意願、確保農民利益不受損的前提下進行。

全國現有農村基層黨組織128萬個，佔基層黨組織總數的30%﹔農村黨員3500萬，佔黨員總數的40%。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關乎全面從嚴治黨，也關乎“三農”問題的解決。選派機關優秀干部到一些黨組織軟弱渙散村和貧困村擔任駐村第一書記，是中央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推動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決策。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12位第一書記及部分地方領導結合各自工作實際，暢談了帶領群眾創新模式、脫貧攻堅、推進城鄉一體化等方面的經驗。

模式創新 做實農企合作

城鄉要素流通不暢，農村資源過多流向城市，是中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症結所在。如何破解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的障礙？貴州省六盤水市鐘山區委書記張濤介紹了該區開展農村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的“三變”改革。

——資源變資產，即村集體將確權登記的集體土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資源要素，通過入股等方式盤活，變“死資源”為“活資產”，讓綠水青山變金山銀山﹔

——資金變股金，即在不改變資金使用性質及用途的前提下，將各級財政投入到農村的發展類、扶持類資金等，量化為村集體或農民持有的股金，投入各類經營主體，享有股份權利﹔

——農民變股東，即農民自願將個人的資源、資產、資金、勞動力、技術等，入股到經營主體，參與分紅成為股東。

在實踐中，鐘山區創立“三變+金融+扶貧”模式、“三變+異地置業”模式、“三變+易地搬遷”模式和“三變+三合”模式，促進了城鄉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等資源要素雙向流動，激活了城鄉存量資產、自然資源、人力資本，推動了農業生產增效、農民生活增收、農村生態增值，加快了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三變”改革受到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和農業部等國家部委的關注和肯定，目前在貴州全省試點推廣。

四川省中江縣集鳳鎮石埡子村是個沒有集體企業的典型，實體經濟缺失。他們結合村上坡地、林地資源豐富的特點，決定從小畜禽養殖產業入手，既可以通過土地集中流轉，提高閑置土地使用效率，也可以吸納部分返鄉勞動力，帶動周邊村民穩定增收。

石埡子村黨支部副書記陳杰介紹說，通過招商引資，石埡子村與本地生態農業公司達成了投資協議，在該村投建生態農場項目，開展“公司+合作社+農戶”的合作模式，通過“技術集中、勞動分散、市場統一、收益保護”實現市場化、標准化的運營管理，結合了現代養殖和傳統農業的優勢，產品的市場認可度很高。生態農場項目規劃建設面積約100畝，計劃總投資500萬元，其中政府配套產業扶持資金90萬元，完全投產后可實現年出欄土雞超過6000隻、土雞蛋超過80萬枚。

如何做實農村實體經濟，貴州鐘山區和四川石埡子村的經驗告訴我們：首先，商業模式要有所創新﹔其次，農企合作要務必做實﹔此外，農民利益要充分保障。

陳杰說，就當前農村而言，更為缺乏的，是作為核心競爭力的人才，如何“育、促、引、聚”願意扎根農村、踏實干事創業的專業人才，是農村發展面臨的一個難題。下一步，石埡子村將在待遇、稅收、補貼、手續等方面，為農村引進人才積極創造條件、提供便利。

產業聯動 帶動農戶致富

產業發展一體化是城鄉一體化的核心內容和關鍵支撐。如何幫助老鄉們扶持產業，帶動農戶致富？李章偉是中科院派駐貴州省水城縣蟠龍鎮院壩村的第一書記，他介紹了院壩村“幸福五招”扶持產業的經驗，一是重點扶持茶葉發展，二是培育玫瑰產業，三是林下養殖，四是鄉村旅游，五是其他產業，包括蜜蜂養殖、面條加工廠等。

李章偉帶領村民，圍繞“幸福五招”探索了一套方法：

在扶貧資金的使用方法上，探索“村集體+合作社+農戶”的經營模式。用扶貧資金建設茶葉加工廠，購買設備，為村集體財產。將廠房和設備採用“基礎租金+利潤分紅”的方式競標，入股合作社。水城縣富瓊種養殖專業合作社競標成功，2016至2020年，基礎租金2萬，“村集體+貧困戶+茶農”佔股60%，合作社佔股40%。

在村級扶貧保障體系的建立上，“輸血”與“造血”相結合。①對無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直接給予物資和資金保障（輸血）。經村支兩委和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對無勞動能力的貧困戶包括五保戶、重大殘疾和孤兒，按照一定標准，直接給予物資和現金保障。②對一般性貧困戶，採用“1+1模式”，項目支持（造血）。創新“1+1模式”，即個人出資50%，村集體出資50%，開展脫貧項目，村集體投資資金，分期償還，實現資金的滾動扶持。以林下養殖為例，採用村集體和合作社牽頭，貧困戶分散養殖，購買鐵絲網和雞苗的錢各出一半，待雞養成出欄后，分兩批將村集體投資資金返還。

江西省豐城市小港鎮贛東村支部第一書記、來自宜春市商務局的熊波認為，招商引資是村級經濟發展的出路和城鄉一體化的關鍵。他說，贛東村引進了彩虹西瓜、奶油草莓、葡萄等品種成立了多個專業合作社，引進了全民合伙人電商項目，洽談了鋼構、光伏、休閑觀光體驗農業項目等等，這些項目的建設投產，不僅引領了當地經濟增長，同時帶來了優質的功能配套設施。

麻常昕是四川省委組織部派駐蒼溪縣三會村精准扶貧工作隊隊長，挂職擔任蒼溪縣委副書記、五龍鎮黨委第一書記。他總結該縣的經驗是，聚焦“全域規劃”推進持續發展，聚焦“全域園區”推進連片發展，聚焦“全域鄉村旅游”推進綠色發展，聚焦“全域互聯網＋”推進跨越發展﹔同時，結合城鄉聯村黨建模式、扁平化管理模式、網格化管理模式、項目化服務模式、群防群治模式等做法。

目前，蒼溪縣39個鄉鎮已建成17個上規模的現代農業園區，覆蓋130個貧困村，佔貧困村總數的61%。突出“一村一品”，發展以紅心獼猴桃為主，蒼溪雪梨、優質糧油、生態養殖為輔的“1+3”特色產業，構筑山區農業產業適度規模化經營平台﹔依托農業園區開發“農業+生態+文化+旅游”的旅游環線，推出“百裡香雪海”鄉村旅游路線，帶動集中連片扶貧開發，並加快發展休閑農業、健康養老等新業態﹔加強與京東、淘寶等電商的交流協作，鼓勵龍頭企業開設網上專賣店或專區，有效提升了“蒼溪產”“蒼溪造”的知名度和銷售量。

精准扶貧 決勝全面小康

“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習近平總書記20多年前在福建省寧德地區工作時記住了這句古話。

目前，我國的貧困人口仍然較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我國還有貧困人口5575萬人。中央提出對貧困人口要實施“精准扶貧”，包括“扶貧對象精准、項目安排精准、資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戶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脫貧成效精准”，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准下農村牧區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中國農業銀行總行派駐河北省饒陽縣北岐河村黨支部第一書記李浩介紹扶貧經驗，他們按照“科學定標、嚴格定戶、按因定策、精確定檔”原則，他們對全村186戶、706位貧困人口進行了精准識別。剔除低保戶以外，將具有勞動能力、有致富意願的貧困戶劃分為“溫飽鞏固型”、“越溫待哺型”和“成長發展型”三類，通過產業、基礎設施、就業扶貧等手段，開展基礎設施“攻堅戰”、基層黨建“保衛戰”、產業發展“升級戰”、金融扶貧“持久戰”、鄉村治理能力“責任戰”、全村持續發展的“營銷戰”等“六大戰役”，全村扶貧人口已由186戶、706人減到46戶、128人，精准扶貧效果明顯。

國務院扶貧辦派駐貴州省雷山縣南猛村黨支部第一書記劉為介紹了該村扶貧的做法：一是產業扶貧。去年12月4日，南猛村共濟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拿到執照，村裡將300萬元旅游扶貧資金中的60萬產業扶貧資金，作為44戶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股份，於今年3月底正式注入合作社。村集體以蘆笙博物館和部分集體經濟發展資金作價入股，形成了“44+1”（44戶建檔立卡貧困戶+1個村集體）的股權模式，所得利潤按股份比例分紅，確保建檔立卡貧困戶、村集體和合作社實現共同發展。合作社不走常規“一社一業”的路子，而是通過鄉村旅游融合一、二、三產業共同發展，下設蘆笙表演組、民族手工藝組、農業經營組和電子商務組，貧困戶根據個人特長和愛好，分別加入4個小組。

今年3月，農業經營組通過土地流轉，以每畝300-600元的價格集中了全村300畝山地（其中初採茶園130畝，半荒地170畝），並組織村民種植茶葉、採摘茶青。老黨員、種植大戶楊金文主動將自家承包的130畝茶園整體流轉到合作社，起到了重要的帶頭作用。100多戶村民自願通過土地入股或出租的形式將山坡上的玉米地、半荒地集中起來，交由合作社管理。合作社以每人每天80元的報酬，優先聘用參與土地流轉的村民，特別是建檔立卡貧困戶種植茶葉。在合同中規定，每三年調整一次土地價格，最大程度保護村民利益，同時與當地一家龍頭企業簽訂2016年茶青收購合同，茶青收購價格的三分之二歸屬村民，三分之一為合作社收入。民族手工藝組的手工刺繡茶杯墊，獲得了貴州海權肉羊有限公司、越南安越紅河股份公司兩家企業2000件訂單，將分別為貧困戶、合作社帶來2萬元純收入。

二是轉移就業保障。南猛村外出務工人員總量約佔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240人左右），最近五年來長期在外務工人員總數趨於穩定，但務工人群由過去較為集中在浙江、廣東等沿海地區，逐漸向縣外省內轉移、向全國各地擴散。目前，南猛村乃至整個雷山縣和黔東南州的外出務工第一大輸入地是浙江義烏，現約有50名南猛村民、1萬多雷山人、10萬黔東南人在義烏打工，主要從事飾品、玩具、包裝、外貿等工作，可以說每15個義烏常住人口中就有一名來自黔東南。不久前，劉為兩次去義烏調研，與外出務工村民共慶五一勞動節，加強與義烏市轉移就業方面的合作。

三是教育保障。在2016年建檔立卡回頭看工作中，優先將符合條件的、有高中和大學階段學生的22戶家庭納入貧困戶，按政策享受學費減免，確保村裡無一戶學生因經濟原因輟學。並通過互聯網+社會扶貧的方式，為全村有學生的150個家庭捐贈一張書桌、一盞台燈，改善家庭學習環境。同時做好“面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政策的普及工作。

四是醫療保障。共濟合作社從60萬股金中劃出5%，建立村集體公益金，為建檔立卡貧困戶購買補充醫療保險，重點解決大病墊資（可憑診斷証明先領取2萬元賠付，再去醫院看病）、人身意外和因病身故三個問題。

劉為認為，扶貧資金是民生資金，民生資金是多數人的資金，要解決多數人的問題，為多數人謀利益與為貧困地區的最貧困群體謀利益是一致的，這是資金使用和分配的一條根本原則。並初步擬定了南猛村資金使用的四條標准：多數人受益、救急當先、立足長遠、力所能及。

“選派第一書記到貧困村任職，是實施精准扶貧的重要舉措”，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鄭新立建議，其一，做好精准扶貧必須精准到戶，目前城市最缺的工種是家政服務、醫療護理、物流快遞、建筑施工、飯店餐飲、環衛清潔等。農民工的年均收入現已接近四萬元，如果一家有兩個人出來打工，再加上承包地有償流轉收入，家庭年收入即可達到八萬元以上，超過城鎮居民家庭年均收入。中年婦女出來當月嫂，月收入可達8000元以上。如果貧困家庭缺乏青壯年勞動力，但仍有老弱勞動力，可幫助其發展畜牧養殖業。現在一斤牛羊肉賣到40元以上，每年出欄100隻羊，年收入可達20萬元。如果是因病因災致貧，則應給以救濟補助，同時完善醫療保障和各類保險。總之，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脫貧的條件比過去要好得多，致富的門路也比過去多得多。隻要找准貧困原因，在各方面的幫助下，迅速脫貧是可以做到的。

其二，培育本地優勢特色產業。改革30多年來，許多自然條件不好的地方也找到了適宜本地發展的特色產品和產業。如寧夏在沙地上種植葡萄、枸杞﹔新疆利用滴灌種植香梨、大棗，大面積種植長絨棉﹔貴州在荒山上種植藥材、茶葉﹔陝北退耕還草、舍飼圈養，發展畜牧業，大面積種植蘋果﹔山東沂蒙山區搞小流域治理，恢復生態，發展林果、畜牧養殖和石材業﹔甘肅定西地區發展土豆種植加工、利用溫室大棚種植百合花﹔還有許多地方改善交通條件，發展旅游等等，都培育出本地的優勢特色產業，找到了致富門路。

其三，要重視智力扶貧和技能培訓。幫助貧困地區發展，重點應放在教育上，特別是職業教育。搞好基礎教育，有條件的地方盡可能從小學高年級起就實行寄宿制，適度集中到條件較好的學校學習，並免除各種費用。陝北有一個縣，把扶貧資金集中用於中小學教育，絕大部分學生都能考取中等職業學校以上的大中專學校。實踐証明，這是一個最根本的扶貧措施。因為一個家庭有一個在城鎮第二、三產業穩定就業的人員，全家脫貧就有了保障。職業教育應面向全體青少年和成年勞動者，使每個勞動人口都能學會一門專業技能，找到收入較好的工作。

其四，改善貧困地區基本生產生活條件。隨著全國鐵路、公路、機場建設的全面展開，包括貧困地區在內的交通條件迅速改善。但是，與經濟發達地區相比，貧困地區的交通、供水等基礎設施仍然是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應當繼續加大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投資力度，特別是要積極運用PPP模式，吸引社會投資和銀行貸款，投入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如四川涼山州最近與一家民營企業簽訂合同，建設五條高速公路，總投資1600億元。投資完成后，將徹底改變涼山州的交通狀況，為涼山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又如雲南、新疆、內蒙古等邊境地區，隨著國際互聯互通項目取得進展，可以在一些重要口岸設立自由貿易區，形成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使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盡快富裕起來。

其五，發揮基層黨組織在脫貧中的作用。戰勝貧窮是一艱巨而又偉大的事業，各級黨組織應當充分發揮堅強領導作用，黨員應當發揮先鋒模范作用。許多地區脫貧致富的經驗証明，“送錢送物，不如建個好支部。”有的基層黨支部努力把黨員培養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養成黨員。現在農村年輕黨員大部分都出去打工了，村裡缺少年輕人，這是客觀現實。怎麼辦？應通過土地流轉，發展規模化、集約化、社會化大農業，吸引和動員高素質的勞動力特別是黨員回鄉創業。農村人口減少是必然趨勢，但決不能搞成老人農業。在這方面，荷蘭有著成功的經驗。荷蘭人均隻有1.3畝地，通過發展合作社，搞花卉、肉奶等高附加值農產品，擴大農產品出口，僅有25萬農業勞動力，去年出口824億美元，人均創造農業增加值4萬多歐元。我們要向荷蘭學習，使農業成為一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村居民收入逐步趕上和超過第二、三產業的收入，在發展農村經濟中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駐村第一書記們的“三農經”和鄭新立提的建議，將給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農民、黨員干部帶來更多的啟示。（記者 原鬆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