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發展需要處理好四組關系

5月30日，我國三大頂級科技會議——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九大在京同步舉行，這在共和國歷史上是第一次。會議規格之高、規模之大、意義之重，輿論評價隻有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堪與之相提並論。

38年前，改革開放伊始召開的那次大會上，鄧小平同志作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重要論斷，中國迎來“科學的春天”。此次“三會合一”，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說，“要在我國發展新的歷史起點上，把科技創新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吹響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號角。”

創新發展，事關中國經濟邁向“雙中高”階段，亦事關實現現代化和民族復興。重視和強調創新，體現了中央對全球發展大勢的深入洞察和對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謀劃。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十八屆五中全會將創新發展列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去年，作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頂層設計”的《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若干意見》發布，其后又出台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不久前印發的《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則明確了我國科技事業發展的“三步走”目標，即：到202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到2030年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成為世界科技強國。

方向既定，路線圖已明，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需要特別處理好四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系是決定改革走向及成效的核心問題，推動科技創新，同樣需要抓住這個“牛鼻子”，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總體而言，政府要從以往的重政策扶持轉向重環境建設。創新往往不是規劃出來的，也不是扶持出來的，而是在市場競爭中產生的。政府應當尊重市場和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避免以直接給錢、給政策的方式來扶持特定行業或企業，也要盡量減少對技術方案、技術路線的微觀干預。而是要通過保護知識產權、保障公平競爭、改善教育培訓等，著力營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和條件。同時，財政資金有必要更多投入到基礎研究領域。國際經驗表明，在R&D（研究與開發）當中，R通常比D更“花錢”，政府和市場需要在這方面有所分工。

二是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關系。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就宏觀來說，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發展”有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包括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諸多方面，它們之間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必須統籌考慮，協同推進。而具體到科技創新本身，也存在著科研體制機制創新和技術創新的關系問題。體制機制創新與技術創新，如車之兩輪，需要同步轉動。但前者無疑具有主導、引領作用，唯有加快體制機制改革，才能激發創新活力。近期的屠呦呦、韓春雨等案例更是促動了人們對此問題的反思。習近平總書記、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科研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下一步，需要按照中央幾個重要會議和文件的部署，做好一系列制度安排、政策措施的貫徹落實。

三是“軟”創新與“硬”創新的關系。所謂“軟”創新，指的是商貿、服務、金融等領域的創新﹔與之相對應，“硬”創新主要是指制造業等生產領域的創新。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技術蓬勃發展，深刻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催生出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商業模式、新經濟形態。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近年來，較之於消費、娛樂等領域的創新和創業，實體經濟領域的創新和創業大為滯后。許多權威機構的研究報告和統計數據都顯示出這一點。長此以往，恐會導致經濟結構的失衡及產業的空心化、泡沫化，不利於中國經濟轉型升級和可持續發展。為此，需要以“中國制造2025”等重大戰略為依托，大力推動實體產業的技術創新。

四是自主創新與開放創新的關系。“以市場換技術”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技術進步的一條基本經驗。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技術水平的提高，有人主張更多地轉向“自主創新”，降低對國外技術的依賴。這種觀點固然不錯，從發達國家的創新發展歷程來看，從技術追趕到自主創新是普遍規律﹔《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也提出，創新能力要從“跟蹤”為主向“並行、領跑”為主轉變。但需要注意的是，自主創新不等於關起門來“自己創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的跨國流動更趨明顯，全方位推進開放創新是我們的不二選擇。要以放眼全球的視野和海納百川的氣度，吸納、整合、利用國際上的各種創新資源，迅速而有效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

創新的春天來了，除了陽光和雨露，更需要踏踏實實的耕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