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耀桐：莫爾與社會主義

[摘要] 莫爾於1516 年撰寫的《烏托邦》，成為近代空想社會主義的起點，莫爾也被尊為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烏托邦》雖然充滿虛幻縹緲的空想色彩，卻為社會主義既確立了四個主題，又破解了四道難題：一是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本質，孕育了社會主義的啟蒙因素﹔二是系統描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提供了社會主義的前提依據﹔三是提出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式路徑，創設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四是闡明社會主義要注重科技發展，使社會主義充滿必勝的活力。

[關鍵詞] 莫爾﹔ 烏托邦﹔ 社會主義﹔ 資本主義

[中圖分類號] D091.6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5801（2016）02-0046-08Vol.20，No.2Apr.，2016

[收稿日期] 2016-01-11

[作者簡介] 許耀桐，男，福建福州人，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

托馬斯•莫爾（1478—1535），於1516年寫成並出版了《烏托邦》，距今已整整500年。《烏托邦》這部著作，被公認為近代空想社會主義“思潮的起點。” 莫爾本人被尊為“空想社會主義的鼻祖” 。由於近代空想社會主義是整個社會主義思想和實踐的第一階段，因此，《烏托邦》成為社會主義的開端序曲，莫爾也就成為社會主義的第一個代表人物。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為什麼莫爾能享有如此顯赫的聲譽、具有恆久的魅力？在紀念《烏托邦》發表500周年的日子裡重溫這部著作，筆者認為，蓋因莫爾為社會主義篳路藍縷、創榛劈莽，建樹了不朽的豐功偉績。本文所要闡述的是，《烏托邦》盡管帶有濃厚的空想特點和性質，卻為社會主義的開創和發展，既確立了最重要的四大主題，也破解了最棘手的四大難題。

一、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本質

莫爾生活的時代，是資本主義剛剛興起的時代。資本的原始積累，是資本主義賴以產生和發展的條件。這個積累過程，始終充滿了血腥的暴力，留下了樁樁惡名、累累惡果。正如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莫爾對當時正在進行資本積累的英國社會進行了考察和探討，目睹了英國的新資產階級和新貴族瘋狂剝奪農民土地的殘酷行徑，身心感受到人民的巨大的苦痛和災難。雖然此時的資本主義尚處於萌芽狀態，但他以非凡的洞察力看清了資本主義本質和貪婪無情、卑鄙狡詐的本性，對它發出了憤怒的控訴，進行了深入骨髓的揭露和批判。

在《烏托邦》第一部中，莫爾對新生的資本主義統治階級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罪惡本質，作了生動而又深刻的解剖。針對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圈地運動，莫爾把它形象地稱之為“羊吃人”運動。他寫道，羊“一向是那麼馴服，那麼容易喂飽，據說現在變得很貪婪、很凶蠻，以至於吃人，並把你們的田地，家園和城市蹂躪成廢墟。” “羊吃人”造成悲慘的后果，“佃農從地上被攆走……是在欺詐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剝奪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盡冤屈損害而不得不賣掉本人的一切。這些不幸的人在各種逼迫之下非離開家園不可” 。對於羊為什麼吃人，佃農為什麼被逼走的問題，莫爾進一步指出，那是因為“有大批的貴族，這些人像雄蜂一樣，一事不做，靠別人的勞動養活自己” 。貴族和貪得無厭的富人，不勞而獲、為非作歹，強行掠奪農民的田地。由此可知，莫爾對圈地運動的抨擊和對勞動人民給予的同情，是為了把仇恨集中到統治階級和富人身上。值得稱道的是，莫爾雖然受到時代條件的限制，在當時還不可能有明確的階級認識，他只是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批判新生的統治階級和富人，但是，莫爾確實已經朦朧地意識到了，這個社會分裂成了對立的兩群人和兩個集團，而他也毫不猶豫地拋棄了自己曾經所屬的那個貴族上流社會和富人的陣營，站到了被剝削被壓迫者的一邊，成了現代無產階級的前驅——破產農民無產者的代言人。

莫爾對資本主義罪惡的揭露，更為深刻的在於，他對統治階級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真正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探究，揭示了資本主義造成一切剝削壓迫的總根源在於財產私有制。私有制使勞動人民貧困，瀕臨滅亡境地。莫爾寫道：“私有制存在一天，人類中絕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優秀的一部分將始終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貧困災難擔子。” 他憤怒地指出，“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就難以有正義和繁榮。” 由此，莫爾堅決主張徹底地廢除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所有的私有制。他認為，隻有完全廢除私有制，才能消除貧富不均、兩極對立，消除貪婪、爭訟、掠奪、戰爭以及一切社會罪惡的根源，使人人平等地享有一切、獲得幸福。徹底廢除私有制，構成《烏托邦》的一個中心思想。

莫爾還把矛頭直接指向保護貴族、富人的專制國家的制度和法律。他寫道，統治者對被趕出土地和家園的破產農民，不但不解決他們的工作和生計，反而頒布一系列“血腥的立法”，把他們關進監獄或處死。莫爾對統治者質問道，“你們始而縱民為盜，繼而又充當辦盜的人，你們干的事不正是這樣嗎？” 現今一切繁榮的國家“無非是富人狼狽為奸，盜用國家名義為自己謀利。” 這些富人正是依靠國家政權的保護，施展種種陰謀詭計，聚斂財富，把他們從勞動人民那裡奪來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並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莫爾指出，“等到富人假借公眾名義，即是說也包括假借窮人的名義，把他們的花招規定為必須遵守的東西，這樣的花招便成為法律了！” 而且，國家通過制定法令，竟將那些富人破壞正義的行徑規定為“正義”的，這樣的國家完全是“缺乏公正和不知恩義的國家” 。

由於從包含著具有階級性質的剝削壓迫、以資本積累為目的的私有制以及維護剝削壓迫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三個主要的方面，對資本主義展開尖銳的抨擊，使得莫爾的思想大大超越了同時代的人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水平。在對資本主義批判的三大方面，莫爾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莫爾以獨創的“羊吃人”事例，對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罪行給予強烈的控訴，成了流傳后世的經典，以致在350年之后深得馬克思的贊賞，在《資本論》裡作了引用，構成對資本原始積累的有力批判。 莫爾對私有制的否定是堅決徹底的，他認為廢除私有制並不是什麼上帝的旨意，而是人的理性要求，合乎人的本性的。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莫爾成為以理性原則論述廢除私有制的第一人。莫爾對於國家和法律的見解，似乎也猜測到了國家與法是和財產關系緊密聯系著的，這在一定程度上觸及了國家和法律的本質問題。綜上所述，莫爾對初露端倪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作出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從這個意義上說，《烏托邦》發出了聲討資本主義的第一篇檄文。

二、系統描繪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烏托邦》的全稱是《關於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這樣的書名表明，莫爾譴責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把維護剝削壓迫制度的國家作為憤恨的對立面，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本質的揭露批判，完全是為了建構一個“最完美的國家制度”。莫爾把未來的國家和社會稱為“新世界” ，他第一次告知世人，作為“新世界”的“烏托邦國家有非常多的特征” 。莫爾在《烏托邦》第二部裡，傾力描繪了“最完美的國家制度”的種種特征，這些特征廣泛地涉及到烏托邦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主要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

經濟制度方面。在烏托邦，生產資料和全部產品實行公有制度，“一切歸全民所有，……每人一無所有，而又每人富裕。” 烏托邦的生產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每個成年人都要參加勞動，既要從事農業勞動，也要學會從事一項專門的手工工藝。每天的勞動隻需6小時，但已足夠保証“生活上的必需或便利所萬不可少的全部供應，……而且綽有余裕。” 除了體力勞動外，還有的人因為需要可以專門從事腦力勞動，“認真進行各科學術的研究。” 同時，烏托邦憲法規定，所有從事體力勞動的公民，還要盡可能地有充裕的時間用於精神上的自由及開拓，使他們在勞動之后充分享受精神生活的愉快。由於烏托邦的勞動生產率高，物資產品豐富，一切貨品供應充足，因而烏托邦實行按需分配的制度。可以說，烏托邦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經濟福利制度，其公共福利包括，實行公費醫療制度，有病住院得到悉心的治療和精美食品的照顧﹔建立了公共食堂，大家到“廳館”集中就餐，也可以自己在家開伙，但趕不上公共食堂的飯菜水平﹔採取住宅產權公有，使用則歸於個人，而且相應地每隔幾年根據需求進行房屋的調換﹔實行社會保障制度，“那些曾經從事勞動而現在已經喪失勞動力的人，和仍然從事勞動的人受到同樣的照顧。”

政治制度方面。烏托邦全島方圓500哩，共有54個城鎮，其中的亞馬烏羅提城是首都。烏托邦以每30個住戶組成一個基層單位，設一官職“飛拉哈”（行政官）。每10名“飛拉哈”也就是300戶，產生一個“首席飛拉哈”。在“首席飛拉哈”（高級行政官）之上，就是烏托邦的最高行政長官總督。烏托邦的國家機關設有議事會（議事機構）和元老院，掌管全國大事。在莫爾筆下，烏托邦政治清明廉潔，當時流行於歐洲各國的行賄、貪污、拉宗結派等政治腐敗現象已經絕跡，歐洲封建王室中存在的謅媚、奉承、無休止的流血陰謀和權力斗爭，也不復存在了。烏托邦之所以能夠消除舊國家的政治弊端，是因為實行了民主政治制度。首先，烏托邦實行民主選舉，全體官員都由民主選舉產生，而且一年一選，連選可以連任，無須一定更換。“飛拉哈”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首席飛拉哈”則由“飛拉哈”間接選舉產生﹔至於總督，先是由全體公民選出4個候選人，然后交由“飛拉哈”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從中選舉出一個，並提交議事會決定。其次，烏托邦的公共事務實行民主管理，凡重要的公務都要提交“飛拉哈”會議，由“飛拉哈”通知各住戶開會討論，並將決定報告議事會，必要時還要提交全島大會審議。第三，烏托邦實行民主監督，凡是不稱職的官員，就及時予以撤換。

文化教育制度方面。莫爾認為，在烏托邦生活的居民，絕不能像舊社會的人們那樣粗野無文，愚昧頑鈍，那兒的制度與“愚昧無知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每一個人都應是有文化、有教養的具有高尚精神的人。因而，烏托邦建立了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莫爾的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教育，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所有男女兒童一律進入學校，求取知識，修養品德。他說：“所有兒童都被引導讀有益的書。” 由教士充當教師教育兒童青年，“關心培育他們的品德和關心他們讀書求知” 。莫爾深信，經過優良的公共教育，是可以把青少年培育成為符合新社會所要求的一代新人的。他把烏托邦人塑造為全人類的楷模，因為這裡的人和別的地方比起來，是“高度有文化和教養的人，……高出幾乎其他所有的人。” 二是成年男女必須在勞動之余接受公共的文化科學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莫爾在《烏托邦》中反復指出：“大部分公民，無論男女，總是把體力勞動后的剩余時間一輩子花在學習上” 。城市裡每天都舉行公共學術演講，公民們總是自覺地成群結隊地前往聽講。

不難理解，莫爾所描繪的在一個以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為主的國家裡，建立在財產公有、人人勞動、按需分配基礎上的經濟平等、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公平普及的新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何等的超凡脫俗，精美絕倫。由於反映了被剝削壓迫的早期無產者和勞動人民的強烈要求，烏托邦所呈現的聞所未聞、與污濁的現實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的最完美的國家制度，震驚了當時的社會。《烏托邦》很快地成為暢銷書，並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人們以爭相閱讀和傳說烏托邦的故事情節為快樂興奮之事。

《烏托邦》運用文學游記的形式，生動地描繪理想國家美好制度的方法，可謂獨樹一幟，影響深遠。1601年，另一位杰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寫下了《太陽城》，他曾明確地表示自己崇拜莫爾。康帕內拉說：“聖徒托馬斯•莫爾的權威意見卻駁倒了（這些反對意見），他之所以描述一個臆造的烏托邦國家，目的是要我們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國家。” 《太陽城》明顯地打上了脫胎於《烏托邦》的印記，因此它和《烏托邦》被人們喻為姊妹篇。1619年，又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安德裡亞，受到《烏托邦》的直接啟發，撰著了《基督城》。安德裡亞早在大學學習期間，就已詳細讀過《烏托邦》。《基督城》出版后，安德裡亞甚至這樣評價道：“說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把它棄如敝屣的，因為它不像莫爾的作品那麼重要，或者那麼豐富。” 這之后，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還有維拉斯的《塞瓦蘭人的歷史》，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也都師承《烏托邦》。至於其他的社會主義著作家，在他們的著述裡研究和闡發莫爾的思想，更是不計其數。

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早在莫爾之前，人類就已經有了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和描述，例如，古代社會流傳下來的一些關於財產公有、福利共享等等觀念，最著名的就是關於“黃金時代”的傳說。公元前8至7世紀，在古希臘貧苦農民中產生了平均財產的要求，同時產生了對人類初期幸福童年的向往。他們認為，在遠古時期，一切都處於“自然狀態”，不存在私有制，物產豐富，人們無憂無慮地生活著，世界對一切人來說都是一個光明快樂的天堂，這就是“黃金時代”。“黃金時代”的傳說，固然猜測到了原始社會是一個公有制社會，但這些傳言大多是零星的、片斷的、支離破碎的。而莫爾的功績正在於，他把數千年來人們所幻想、期盼的美好理想，建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第一次進行了系統化、理性化的表述。

還有人提到，對莫爾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著作有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又譯《神國論》《天城論》），這兩本書也都闡述了公有制和有關理想生活的問題。而且，青年時代的莫爾就酷愛柏拉圖關於公有制的學說，也曾在大庭廣眾之中講解過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是，莫爾的《烏托邦》與上述兩書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區別。柏拉圖所描寫的是一種典型的奴隸制國家，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他的理想國只是埃及種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至於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則是在“天國”中尋求自己的理想。奧古斯丁認為上帝創造一切，上帝的本意是將人類安排在天堂享受永生的幸福，讓所有人一律平等，然而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違背了神意，使整個人類都犯有原罪，因此，人類必然受到奴役和懲罰。奧古斯丁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是罪惡的、暫時的，只是為走向永久的、虛幻的天堂生活作准備，他是神權和教會國家的思想的鼓吹者，是奴隸制、私有制和社會不平等的捍衛者。這與莫爾立足於現實，在人間世界勇敢追求理想，建立實行公有制、沒有剝削壓迫和沒有專制暴政的完美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有著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考茨基曾經准確地說明了莫爾與柏拉圖的區別，“莫爾是站立在近代社會主義基地上的，這種社會主義與古時外貌上類似的那種現象有本質上的區別。莫爾的共產主義和柏拉圖的共產主義不但在出發點方面，就是在它們的要求和目的方面也都根本不同。二者自然有許多在外觀上共同之點，但是隻有膚淺的觀察者才會因此混淆真相。把莫爾的共產主義同柏拉圖的等量齊觀，等於是：因為一塊紅磚和一朵玫瑰顏色都是紅的，就說它們本質上是同種同類的。”

三、提出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式途徑

毋庸置疑，《烏托邦》所描寫的理想的新世界，激起了人們巨大的熱情和真誠的向往。但是，一個實際的、嚴重的問題橫亙在面前，人類究竟通過怎樣的方式途徑才能走向這樣的新國家、建立起新社會呢？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對於人們來說，理想社會的實現就始終是一句空話。為此，莫爾以其深邃的智慧和寬廣的視野，在《烏托邦》中提出了難能可貴、十分周全的方案設計及其策略思想。

第一種，採取和平改良的方式。莫爾在《烏托邦》第二部的一開頭，就告訴了人們，烏托邦國家是通過怎樣的手段而建立起來的。烏托邦島原先並非四面環海，只是一個半島形狀，叫阿布拉克薩島，島上住著一群未開化的、民風淳朴的居民。這些居民並非土著人，而是1200多年前的一次海難，把若干羅馬人、埃及人沖上岸，從此留住島上。他們過著風餐露宿、茹毛飲血的艱辛日子，遠離了人類文明，以至於連自己的歷史也忘記了。后來，阿布拉克薩島被一個叫烏托普的國王所征服，因而被命名為烏托邦。烏托普率領自己的兵士和島上的居民一起，在本島連接大陸的一面掘開15哩，這才形成了一個真正的島。

雖然烏托普是帶著軍隊登上阿布拉克薩島的，但他並沒有動用任何武力，事實上這是因為島上的居民根本沒有抵抗，而且他們也願意接受烏托普的征服。所以，烏托邦國家是烏托普採用了和平改良的方式得以產生的。那麼，烏托普是怎樣進行社會改造呢？烏托普對島上居民的和平改造主要實行了三項措施：第一，人人需勞動。莫爾認為，作為理想社會的人們，一定要樹立勞動光榮的思想，隻有在私有制社會裡，才有游手好閑、憎惡勞動的人。在阿布拉克薩島的居民中，原來也存在生活散慢、不喜勞動的觀念。因此，烏托普上島的第一件事就是組織開島工程的浩大勞動，讓大家從中體驗感受到勞動光彩。此后，烏托邦規定人人必須參加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徹底消滅了寄生的社會現象。第二，人人有知識。莫爾認為，新社會和舊社會的區別，就在於人們要受教育、愛學習，有文化，才能知書達理，告別愚昧，形成“正確健全觀點” 。使烏托普大傷腦筋、倍感棘手的是，阿布拉克薩島的居民尚未得到教化，其愚昧無知的狀況實與獸類並無相異。為此，烏托邦大力普及知識教育，從學習簡單的讀、寫、算等基本知識開始，一直到教授數學、幾何學、天文學、音樂、邏輯、外語等專門知識。在知識教育之外，烏托邦人還要進行體育和軍事訓練，以培養健美強壯之體格。第三，人人要高尚。莫爾認為，新社會不是滿足了人們美好的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就行了，關鍵還在於要有健康向上的精神情操。為此，烏托邦注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著力培養人的愛國敬業意識和優良品德，使心地善良、尊重他人、精神愉悅、樂觀活潑、維護集體、遵守法紀蔚然成風。

第二種，使用戰爭暴力的方式。通過使用戰爭暴力的方式建立新國家、新社會，盡管這是莫爾本人極不願意看到的，但是在迫於無奈的情況下，莫爾從要做最壞的打算出發，還是給予了贊成和採納的態度。

使用戰爭暴力的方式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當烏托邦的人口超過本島承載的限度時，烏托邦人按照烏托邦法律抽出一定的人員，便向鄰近大陸類似阿布拉克薩島情況的地方進發。烏托邦人給當地人帶來了新制度、新思想，如果當地人願意和烏托邦人一起生活，就與他們聯合起來，共同建立新國家、新社會，這當然“對雙方都有極大的好處。” 但是，如果當地人不遵守烏托邦法律，不願建立新國家、新社會，“烏托邦人就從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將他們逐出。他們若反抗，烏托邦便出兵討伐。” 於是，就發生了訴諸武力的戰爭。

莫爾對戰爭暴力方式的使用，有著非常正確的理解和苛刻嚴厲的界限。烏托邦人痛恨戰爭，他們決不輕易地訴諸武力。烏托邦人訴諸武力、發動戰爭的情況大抵有四種：一是自己的國家受到侵略，進行保衛本國領土的戰爭。平日裡烏托邦人振軍習武，“男女在固定的日子裡刻苦地參加軍訓，鍛煉自己，唯恐一旦有需要而他們不能作戰。” 烏托邦島始終保持著強盛的軍隊和國防設施，“到處天然的或工程的防御極佳，少數守兵可以阻遏強敵近岸。” 如果有人“起兵攻擊烏托邦人，准備進犯領土，烏托邦人立即調動大批軍隊出國境迎擊。” 二是自己的友邦國家受到侵略，進行支援友邦國家的戰爭。莫爾舉了一個例子，烏托邦人為尼法羅哲德人抵抗亞拉奧柏利坦人而開戰，就是因為烏托邦人感到尼法羅哲德人受到亞拉奧柏利坦人在法律借口下的欺負，他們要為伸張正義而戰。三是進行“出於憐憫某個受專制壓迫的民族而用武力把他們從暴君的桎梏奴役下解放出來” 的戰爭，這樣的戰爭更是正義之戰。四是為了建立新制度、新社會的戰爭。莫爾論述道，“如果某個民族聽任自己的土地荒廢，不去利用，又不讓按照自然規律應當依靠這片土地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麼，烏托邦人認為這是作戰的絕好理由。” 雖然莫爾主張可以訴諸武力、發動戰爭，但他堅決要求應堅持如下原則：凡是開戰后能收買敵人甚至於高價收買的都是好辦法，這樣可以做到兵不血刃﹔在戰爭中盡量減少殺戮﹔絕不殺投降的俘虜﹔不傷害非戰斗人員﹔和平居民一概不加以傷害。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莫爾對如何走向社會主義、建立新國家和新社會，實際上提出了兩種方式，即既有和平的方式也有暴力的方式。對於這兩種方式，莫爾作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人文主義者之一，自然更傾向於採取和平改良、教育示范的方法手段。但是，這絲毫不意味著，莫爾沒有動用暴力、進行革命的策略思想。

在我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史的研究中，學界歷來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莫爾是“以社會改良代替社會革命”，“通過示范，派出優秀官員去治理別的國家就可以把理想社會建立起來，而無需通過革命的手段。” 從而把莫爾作為空想社會主義和平改良派的代表，並與以閔採爾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暴力革命派相對立。筆者以為，這不符於事實，是對莫爾思想觀點豐富性的忽視和簡單化處理。

還有的學者認為，莫爾“不能指出理想社會代替資本主義制度的任何現實途徑。莫爾在自己的著作中始終避而不談怎樣才能消滅舊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問題。” 這樣的觀點完全否認和拋棄了莫爾具有的關於如何走向社會主義、建立新國家和新社會的策略思想。筆者認為，這顯然也是一種誤讀錯解。坦率地說，在《烏托邦》中，莫爾確實是以尚未進入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和社會，例如像烏托邦島這樣荒涼的地方作為依據，提出了可以分別採取和平或暴力的方式進入社會主義，而沒有考慮到當時的歐洲各國，特別是像英國這樣的正在進行資本原始積累、開始形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如何走向社會主義的問題。但實際上，莫爾並不是始終避而不談這個問題，他不過是採取了間接的、隱喻的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莫爾對歐洲各國的統治者指出，你們“應該力戒惰與傲。這兩個弊病一般使他無從得到人民的愛戴。他必須依靠自己為生而無損於人。他必須量入為出。他應制止危害及罪行” 。莫爾這樣說，很容易使人從烏托邦的理想社會是依靠烏托普的賢明領導，通過制定良好的制度建立起來而得到聯想和啟發的，如果說烏托普能和平地將烏托邦改造為理想社會，那麼，你們這些歐洲各國的統治者為什麼就不能像烏托普那樣去做呢？這等於說，歐洲各國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對其實施和平改造的。當然，在另一方面，莫爾又顯得十分的憂慮沮喪。由於歐洲各國的私有制由來已久，早已使人心變壞，統治者驕奢淫逸，官員們勾心斗角，社會上犯罪不斷，因此，莫爾說，“我雖願意我們的這些國家也具有”新社會的特征，“但畢竟難以希望看到這種特征能夠實現。” 這豈不等於告訴人們，在對資本主義制度和平改造無望的情況下，就隻能採取暴力的方式進行社會革命。很顯然，在《烏托邦》中，確實隱含著莫爾關於如何從現實資本主義制度進入理想社會，應從兩種方式途徑中進行選擇的設想。

四、闡明社會主義要注重科技發展

16至17世紀時期，適應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當時的英國和歐洲各國到處激蕩著一股探索科學原理與發明工藝技術的潮流，成為近代科學技術臨產的社會溫床。莫爾置身於時代醞釀的科技氛圍中，形成了追求科學真理、崇尚科技進步的非凡氣質。惟其如此，在《烏托邦》中，莫爾才會明確地指出，社會主義必須注重科技發展。他熱誠地賦予理想社會的人民鐘愛科學、善於發明工藝的秉性，頻頻展示了科學技術在新社會中的力量作用，預示了社會主義隻有通過科技才能興盛發達。

莫爾在《烏托邦》中寫道，有一艘開往烏托邦島的巨輪，滿載的不是可供出售的貨物，而是烏托邦人極為需要的科學文化書籍，這些是由柏拉圖、亞裡士多德、荷馬、修昔底德、希波克拉底、伽楞等十幾位哲學家、文學家、語言學家、歷史學家、物理學家、植物學家、醫學家等撰寫的關於古希臘文化的典籍。莫爾認為，未來的理想社會首先必須是繼承了人類優秀文化遺產的社會。因此，莫爾筆下的烏托邦人高度重視古代學術著作，他們對外國過客所帶的歐洲古典作品，無論是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要認真保存。

為什麼烏托邦人會如此鐘情於和推崇古希臘文化呢？這是因為，古希臘時期的燦爛文化科學是近代科學技術誕生的源流之一。在從古希臘的地中海沿岸到埃及托勒密王朝首都亞歷山大裡亞的漫漫文化遺跡裡,銘刻著歐幾裡德、畢達哥拉斯、阿基米德、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等一大批科學巨匠在各個領域裡的不朽勛業。但是，在這奪目的閃光之后，接踵而來的卻是科學文化的衰敗。西歐黑暗彌漫、長達千年的中世紀，是宗教神學佔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實行了普遍的思維禁錮，使西歐科技由希臘化時期的高峰跌進中世紀的低谷。當時，人們普遍認識到，中世紀基督教取締一切文化異端、實行愚民化政策帶來的是古希臘文化幾乎在歐洲滅跡的惡果。為了振興歐洲的科學技術，隻有向古希臘文化回歸，從中汲取前進的力量，才能開拓新的局面。在世俗文化喪失殆盡的情況下，所幸在寺院中還保留著一部分古希臘科學文化的典籍，人們以極大的熱情趨向教堂的殘垣斷壁進行發掘。隨著埋藏了幾個世紀的希臘文科學文化典籍的發現，正在萌芽中的科學思想便發酵似地擴張播散開來。 正因為古希臘文化孕育著未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所以，莫爾在《烏托邦》中才會極力予以倡導，甚至於不惜把烏托邦島的居民說成是希臘化時期的羅馬人、埃及人的后裔，以突出和加強對古希臘科學文化的認同和回歸。莫爾強烈地意識到，科學技術是新社會最彌足珍貴的財富，借助於科學技術的偉力，必將創造出人類最美好的社會。

催生歐洲近代科學的另一支源流，是東方科學文化。雖然古希臘科學文化典籍對近代歐洲科技的雄風重振，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但是古希臘時期的科技終究由於歷史的局限而有許多不足。而且，在漫長的中世紀，中國、印度、阿拉伯地區的科學文化又獲得長足的發展。中國已在盛唐時期及其后的宋元時期，形成一套頗為壯觀的科學技術體系。比較而言，在歐洲輸入的東方科學文化中，盡管東方的各門科學對歐洲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展起了推動作用，然而都不及中國“四大發明”所產生的不可估量的影響。作為一個學識淵博的大家，莫爾自然能獨具慧眼，洞悉“四大發明”的偉大功用，立即把它們列為烏托邦人必學的技藝和必備的工具。指南針適應了大規模的對外海上貿易的需要，給遠航船隊注入新的血液，這對於四周瀕臨大海的烏托邦來說至關重要。因此，能夠指點烏托邦人怎樣使用指南針的，就會“獲得他們異常的好感。” 中國的造紙術和紙張，淘汰了古老的的羊皮和莎草，烏托邦人不必為皮貨匱乏、紙草粗劣而擔憂了。印刷術則使“抄書手”獲得了解放，一個工人不必為每年抄寫兩本書而繁重地勞動，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印刷2400部書，勞動效率因此提高了1200倍。造紙和印刷技術對於渴求科學文化的烏托邦人來說，無疑是最美妙的福音。 所以，烏托邦人在聽到造紙術和印刷術后，立即嘗試著進行造紙和印刷，“他們很快掌握了這兩門技術。” 一下子就輕而易舉地增加了烏托邦的幾千冊存書數量。在科學技術問題上，難能可貴的是，烏托邦人不分國內國外，強調在科學技術知識世界性的運動中要進行科學技術的全面交流學習。烏托邦人在注意到新社會與舊社會在國家制度方面截然有別的同時，也沒有隔斷新社會與舊社會在科學技術方面的緊密聯系。莫爾寫道，新社會的人們善於學習歷史上的和外國的一切有益的技藝，並馬上“把種種好發明變為己有” 。

新社會要注重發展科技，最重要的就是要進行科技人才培養。烏托邦在人才培養方面下足了功夫，其一，大力發展教育，烏托邦人格外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把培養人們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作為從事科技發明創造的基本條件。在學校教育中，他們十分注重把書本學習和勞動實踐相結合，形成全新的教育理念。正因為有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使“烏托邦人的智力非常適宜於各種技藝發明” 。其二，實行英才政策，烏托邦注意到人的差異性問題，採取因才使用的方法，“即從小被發現性格特殊、聰明不凡並愛好學問的人”，“可免除其余一切工作以便專門從事學術工作” 。其三，鼓勵探索創新，烏托邦人深知，科技的發展源自創新的推動，隻有大膽創新，科技才會獲得長足進步。在烏托邦社會，到處都充滿創新的精神和風氣。在這樣的探索創新氛圍下，“烏托邦人對星辰的運行，天體的運動極有研究。而且他們巧於發明各式儀器，用於十分精確地觀測日月的運行及部位，觀測地平線上出現的一切星辰的運行及部位。” 烏托邦人對天體的起源和本質，風雨預測和氣候變化，潮汐的形成，海水的含鹽等，也都極為精通。

莫爾在《烏托邦》書中闡明的高度重視科學技術的思想，在社會主義學說史上佔有突出的地位。莫爾開了社會主義必須同科學技術的發達緊密聯系在一起，新社會的人們要關注、學習、掌握本時代最先進科學技術的先河，產生了久遠的影響。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是大工業的必然產物，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革命和科技創新是摧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國家機器的決定性力量，科技革命和科技創新不但導致社會主義的實現，而且加速推進社會主義的發展。從這一點上說，莫爾不愧厥功至偉。

《烏托邦》發表以來的歷史，就是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500年來，任斗轉星移、時光流逝，風狂雨暴、歷盡滄桑，歲月沒有讓《烏托邦》褪色蒼白，反而不斷放射出光芒。從本文梳理的莫爾為社會主義既確立了四個主題、又破解了四道難題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烏托邦》雖然充滿了虛幻縹緲的空想色彩，但它深刻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本質，孕育了社會主義的啟蒙因素﹔系統描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提供了社會主義的前提依據﹔提出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式路徑，創設了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闡明社會主義要注重科技發展，使社會主義充滿必勝的活力。這四大主題，形成了一條嚴密的邏輯主線。作為社會主義最初的拓荒者，莫爾通過《烏托邦》表達出來的“他的社會主義使他永垂不朽。”

來源：《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