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一輪科技革命看培育供給側新動能

　　當今世界正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期，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產業化進程加速推進，新的產業組織形態和商業模式層出不窮。與此同時，我國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經濟增長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經濟發展進入速度轉向中高速、產業邁向中高端的新常態。科學認識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特征和影響，努力把握歷史性新機遇，通過深化改革加快培育供給側新動能，對推進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至關重要。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基本特征

　　從歷史上看，科技和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是“革命”。人類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科技和產業革命，學術界大體上有兩到三次科學革命、三到六次技術和產業革命等不同分類。1983年，英國經濟學家佩蕾絲按照技術經濟范式的轉變，將1771年以來的技術和產業革命劃分為五次，即早期機械時代、蒸汽機與鐵路時代、鋼鐵與電力時代、石油與汽車時代和信息與通信時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在發達國家紛紛推進“再工業化”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世界在經歷第一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蒸汽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電力時代后，進入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信息時代。德國則從工業化階段入手，將信息時代細分為基於信息技術的自動化階段和基於物理信息系統的智能化階段，形成從工業1.0到工業4.0的四次工業革命分類。無論如何劃分，學界達成的基本共識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以信息化和工業化融合為基本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一直在孕育發展。從技術經濟范式角度分析，這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至少已顯現出以下特征。

　　以信息技術的突破性應用為主導驅動社會生產力變革。20世紀90年代以來，計算機芯片處理技術、數據存儲技術、網絡通信技術和分析計算技術獲得重大突破，以計算機、互聯網、移動通信和大數據為主要標志的信息技術、信息產品和信息獲取處理方法呈指數級增長，並在社會經濟中廣泛運用，與現實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帶來諸如電子商務、智能制造、工業互聯網等生產生活方式的革命性變革。與此同時，能源技術、材料技術和生物技術等創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進展，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共同構成新一代高新技術群，為社會生產力革命性發展奠定了技術基礎。

　　以信息（數據）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人類的社會活動與信息（數據）的產生、採集、傳輸、分析、利用直接相關。隨著信息技術的突破發展，雲計算、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個人電腦、移動終端、可穿戴設備、傳感器及各種形式的軟件等信息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在“雲（雲計算）+網（互聯網）+端（智能終端）”的信息傳導模式下，信息（數據）逐步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獨立投入產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統等大幅提高邊際效率，成為決定社會經濟運行效率、促進可持續發展以及提升現代化水平的關鍵因素。信息基礎設施的重要價值正日益凸顯。

　　以智能制造為先導構造現代產業體系。現代產業體系創新發展的主要驅動力來自制造業發展，而制造業發展又可以為其他領域提供通用技術手段，推動技術創新。伴隨芯片技術的突破發展、互聯網設施的發展完善、傳感器價廉量大的供給和先進制造技術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產業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導迅速發展，支持和帶動了智慧農業、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電網、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個領域的發展。智能制造依靠數據、軟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業互聯網為支撐，以電子商務為平台，促進了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加快了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推動三次產業在融合發展中逐步轉型升級，形成具有更高生產率的現代產業體系。

　　以追求范圍經濟為導向不斷創新社會分工形態。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傳統分工強調的是規模經濟，大規模流水線生產將規模經濟效應發揮到極致。由於數據要素具有更好的資產通用性，以數據為核心要素、以“雲、網”為基礎設施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更能發揮范圍經濟的作用，即同時生產兩種以上產品的成本比分別生產每種產品所需成本的總和要低。於是，生產組織和社會分工方式更傾向於網絡化、扁平化，大規模定制生產和個性化定制生產將成為主流制造范式，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商業模式不斷涌現，企業組織邊界將日益模糊，基於互聯網平台的共享經濟和個體創新創業將獲得巨大發展空間。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帶給我國的機遇與挑戰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意味著工業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我國工業化迎來一次重大歷史性機遇。我國已步入工業化中后期，正處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催生了大量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為我國產業從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術經濟基礎、指明了發展方向，為我國科學制定產業發展戰略、加快轉型升級、增強發展主動權提供了重要機遇。我國綜合國力位居世界前列，已形成完備的產業體系和龐大的制造基礎，具有規模超大、需求多樣的國內市場，具有抓住這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的產業基礎條件和廣闊需求空間，有能力搶抓機遇、乘勢而上，推進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實現跨越式發展。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對我國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迫切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創新能力、培育新的發展動能。從國際看，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和競爭格局加快重塑，發達國家積極推進“再工業化”，利用先發優勢不斷強化其全球競爭優勢和價值鏈高端位置，對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形成壓力。從國內看，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結構性矛盾加劇，基於低成本的數量擴張型工業化路徑越來越難以適應消費轉型升級的需要，亟待通過創新培育新的供給能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強調以消費者為中心，信息化帶來的消費革命已率先發生。我國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主流消費更加注重個性化、安全性、品質、品牌和服務。而我國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夠強，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所催生的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的發展需要相比還有差距，如傳統產業的許多關鍵裝備、核心零部件和基礎軟件嚴重依賴進口和外資企業﹔尚未登上新興技術和產業領域全球競爭的制高點，支撐產業升級的技術儲備明顯不足﹔創新資源協同運作不暢，技術創新鏈條還存在斷裂脫節問題﹔等等。應對這些挑戰，迫切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創新能力、培育新的發展動能。

　　通過深化改革培育供給側新動能的著力點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突破的形勢下，隨著我國人口紅利趨於消失、企業制造成本不斷上升、資本邊際回報率逐步下降，我國供給側舊的經濟增長動能日漸式微。培育新動能必須依靠技術創新，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義之一正是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因此，培育供給側新動能的關鍵在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完善技術創新生態，提高技術創新能力。一國提升技術創新能力，不僅需要研發資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數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創新要素之間、創新要素與系統、系統與環境之間動態關系的優化，即整個創新生態系統的改善。當務之急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打破體制機制束縛，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構建新型創新平台，提高創新生態系統的開放協同性，形成開放合作的創新網絡和形式多樣的創新共同體，進一步優化創業創新環境。

　　構建科學的政策機制，大力落實“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戰略。為迎接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我國提出了“中國制造2025”和“互聯網+”戰略，規劃了中國制造的“五大工程”“十大領域”和“互聯網+”的“11項行動計劃”。當前，應構建科學的政策機制並積極貫徹落實這些戰略。應注意正確處理產業政策和競爭政策的關系，切實把握好產業政策實施力度，既發揮產業政策的扶持、引導和推動作用，又避免落入政府大包大攬、急功近利的強選擇性產業政策窠臼。在推進方向上，既應重視智能制造、綠色制造、高端制造等新技術、新產業和新商業模式本身的發展，又應重視新技術、新業態和新商業模式在傳統產業領域的推廣應用。

　　加強制度創新和人力資本培育，加大“雲、網、端”基礎設施投資。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孕育突破帶來日新月異的變化，要求我們的思想觀念、人才結構、管理制度、基礎設施等方方面面都要與之相適應。為此，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提倡“工匠精神”，完善人才激勵制度，優化人才結構，大力實施知識產權和標准戰略，強化無形資產保護，提升我國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軟實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進大數據、雲技術、超級寬帶、能源互聯網、智能電網、工業互聯網等信息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補齊智能基礎設施短板，提升我國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的“硬實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23日 1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