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要強化史料辨析

制圖：蔡華偉

　　史學的特性在於注重實証、注重反思。歷史研究的根基在於史料，研究成功與否取決於史料與“問題意識”的結合成功與否。從這一意義上說，歷史解釋要靠史料說話，史料的收集與辨析是歷史研究的基礎。經由“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對今天的歷史認知有所貢獻。

　　所謂“史料”，顧名思義是指歷史上留下來的材料，其內容遠較“史籍典冊”范圍寬泛。以中國古代史研究常用的史料為例，既有編年體、紀傳體、典志體、紀事本末體的史部文獻，也有儒家經典、諸子百家學說以及浩瀚的文集筆記。近代以來，諸如甲骨文、簡牘帛書、出土文書、內閣及地方檔案、譜牒契約等陸續發現的文字材料，地圖、畫卷、雕塑等圖像材料，建筑遺跡、考古器物等物質材料及其組合方式，以及廣博豐富的域外材料等，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新的解釋范式出現，帶來重寫中國歷史的機會。綜合利用各類材料研究問題、探索前沿，已經成為當今時代學術發展的新潮流。

　　在大數據時代，數據庫的廣泛應用降低了史料收集的難度，但同時也對歷史學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既然不能僅靠對史料的熟悉奪得先機，那麼，對史料辨析與追問能力的重要性自然就凸顯出來。我們應清醒認識到，數據庫只是助力研究深化的途徑，歷史研究不能滿足於表層文本的提取和簡易的攢湊式結論，深入的研究還要靠閱讀體悟、史料辨析，要十分警惕急功近利氛圍下歷史研究的“表淺化”傾向。

　　“歷史”本身的歷史性，使得史料必然帶有特定的時代印痕與記述者的理解，並非純粹客觀﹔通過史料對歷史“真相”的追索與逼近，注定是一個崎嶇且無止境的過程。對於史料要予以尊重，但也要對其可能存在的“包裝”保持警惕。我國歷史上，帝王對於修史的重視促成了史學著述一定程度上的繁榮，但也造成政治權力深度介入修史過程。唐宋時期，史局、史館、日歷所、實錄院等機構陸續出現，官修國史成為常態。著史講求“書法”，政治道德觀念寓於其中。因此，我們既要看到中國史家有秉筆直書的優秀傳統、有強烈的“考信”意識，二者撐擎起中國史學的天地，達致恢弘高遠的氣象﹔同時也要看到特定歷史階段的“資治”觀念乃至“本朝史觀”對於著史者或隱或顯的影響。

　　南宋的章如愚曾經說，“修撰史之目不一，而其凡有二：曰記載之史，曰纂修之史”。大體上，記載之史重在記錄史事，而纂修之史則經過取舍編輯、增刪潤色。纂修之史凝聚著史家的心血，體現著“史學”演進的歷程，但就其形成過程來看，特定文本往往關聯著特定的歷史情境，有可能掩映了渲染涂抹的曲折歷程。即便是起居注、日歷之類“記載之史”，亦非純粹的史實記錄。史事被記載、被編纂、被潤飾，構成我們今天所見的“歷史”，而承載這一“歷史”的文本，顯然是層累疊加而成的。

　　比如，寄托著公元8世紀初期政治家和史學家政治理想的《貞觀政要》，反映出在經歷了武則天非常手段的統治之后，士大夫們期待恢復唐太宗時期政治秩序的強烈願望，而有四庫館臣指出，“書中所記太宗事跡，以《唐書》《通鑒》參考，亦頗見抵牾”。宋代的《寶訓》《聖政》是在《貞觀政要》直接影響下產生的，內容重在闡發本朝祖宗的嘉言懿行，無論官修或私纂，都不是純粹學術行為，而是寓意深遠的政治文化行為，其中許多說法包括被后世反復褒崇的說法，例如太祖時“宰相需用讀書人”等，事實上都經不起史實的驗証。在宋人心目中，“史者，國家之典法”。在“為萬世法”這樣一種正義而神聖的框架之下，士大夫們不惜根據自己的理念對歷史有所揀選、有所消磨、有所凸顯，塑造出可供借鑒的“祖宗”形象。這並非簡單的溢美逢迎，而是當時士大夫們的“政治智慧”，但這種做法無疑是以部分掩去歷史真實為代價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自“仲尼作《春秋》，乃諱國惡”，歷代由於“事有諱避”，可能導致有些“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事涉敏感則“緊切處不敢上史”。同時，朝廷政策的搖擺也會導致實錄、國史的反復刪修。

　　觀察史料尤其是“纂修之史”與特定時期“本朝史觀”的關聯，重點不在於辨識某一材料的真偽，更不是要把當年的學術問題政治化，而是要厘清歷史記載形成的過程及其背后的因由。今人研究歷史，離不開當時的史料，也不能脫離當時人對於當時事的詮釋。但當時人記當時事，有其鮮活准確的一面，也有因敏感而曲飾的可能，我們需要把包裹於史事外層的“說法”與史實本身剝離開來。

　　史料的解讀，是要正確理解史料中表述的內容。在泛觀博覽的基礎上，要細讀“擠榨”史料內容，將不同的史料充分組合質証、分殊辨析，力爭鑿實。就這一層面而言，或許可以說“史有定法”。而通向歷史解釋的基本路徑，即“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裡”，則會導向更為開闊的研究空間。歷史解釋重在比較說明，要從歷史的聯系和發展變化中考察研究對象，從邏輯上對其“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予以闡說。歷史解釋的不同，往往根源於史料收集程度與辨析深度的差異，也取決於研究者的視野眼光、學術思維習慣和整體人文素養，可以謂之為“史無定法”。

　　習近平同志指出，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承擔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使命。史料的收集與辨析是歷史解釋的出發點。在學科體系重組、知識結構更新的時代，我們要想在歷史解釋方面求得實質性學術突破，就不能滿足於用語、詞匯的變幻出新，而必須實實在在地從史料的收集與辨析開始。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16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