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

蔡繼明靳衛萍

2016年05月03日13:41 來源：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近兩年來，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多次強調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性。在2014年7月8日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上指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在2015年11月2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在2015年12月2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又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無疑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而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然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為基礎的。所以，要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首先要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即唯物辯証法和唯物史觀。唯物辯証法和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既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又是馬克思用於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的方法論。這一方法論原則具體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科學抽象法

科學抽象法包括兩個環節：其一是從具體的感性的現實抽象出一般概念，其二是從簡單的抽象概念上升到復雜的具體概念從而形成邏輯體系。

馬克思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1﹞因為任何經濟形式，都是由多種因素組成的，是在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中運行的。我們既不能用顯微鏡去觀察經濟的細胞形式，也不能用化學試劑去判斷各種因素的實際作用。我們隻能借助於抽象思維的能力，在分析經濟形式時，首先從最簡單的規定性開始，暫時撇開更復雜的規定性。當把經濟形式的最簡單的規定性弄清以后，再把更進一步的規定性考慮進來，即把原來舍象掉的因素引入研究過程，這樣，就能逐步達到對於具有豐富規定性和多種因素構成的經濟形式的科學認識。這一過程，也就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

科學抽象法的運用，要求對經濟范疇的抽象必須適度，也就是說，既要舍象掉與所研究的問題無關緊要的因素，又不能抽象掉與相關問題具有本質聯系的因素。

例如，馬克思在分析剩余價值的來源時，就撇開了流通領域賤買貴賣的可能，在分析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即工資的決定時，亦排除了資本家壓低工資的行為，而是假定勞動力的價格與價值是相等的，即假定資本家與雇佣工人的交換是等價的。隻有這樣，才能在所有商品都遵循等價交換原則的基礎上真正揭示剩余價值的來源。

在經濟思想史上，亞當•斯密雖然最初提出商品的價值決定於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但那是在假定生產過程中隻使用勞動一種稀缺要素得出的結論，這不僅在邏輯上是合理的，在經驗上也是與原始蒙昧時期相適應的。因為在那個時期，土地還沒有私有，資本也沒有積累起來，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當然就成為決定價值或交換比例的唯一因素了。﹝2﹞但亞當•斯密緊接著寫到，一旦土地私有和資本積累起來，決定價值的就不再僅僅是勞動一種因素，而是勞動、資本、土地等多種要素了。﹝3﹞

李嘉圖似乎誤解了亞當•斯密的思想和研究方法，繼承了亞當•斯密的單要素勞動價值論，而否定了亞當•斯密的多要素價值論。﹝4﹞但當他試圖用勞動價值論直接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現象，便陷入諸如陳年葡萄酒和橡樹中所包含的勞動價值論與平均利潤理論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5﹞后來的經濟學家如熊彼特把李嘉圖這種將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應用於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的惡習”，薩繆爾森稱之為“抽象的方法論”，羅納德•科斯名之為“黑板經濟學”。簡單地說，李嘉圖惡習就是理論和歷史的長時期分離。它剝離經濟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它是純粹的演繹推理加上數學公式，完全無視歷史、社會學、哲學和制度框架。它是在不現實的、甚至是錯誤的假定下進行抽象的思考，建立抽象的模型。﹝6﹞

總之，科學抽象法的運用要求抽象的概念和邏輯起點必須是來自對普遍存在的現實（具體）的抽象，即從普遍存在的現實中抽象出事物最本質的屬性加以研究，然后再逐步引入舍象掉的非本質的因素進行具體的分析，逐步達到思維中的具體。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資本是財富的助推器（助產婆），供給和需求是價值決定不可或缺的兩因素，所有這些，本應該一開始就包含在抽象的價值規定中，通過對這些基本要素的分析，揭示出價值決定的一般原理，然后再具體分析這一抽象規定的價值在不同社會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中具體發揮作用的形式。李嘉圖的錯誤在於一開始就把不該抽象掉的非勞動要素舍象了，或者如托倫斯和馬爾薩斯所說，把規律當成了例外，而把例外當成了規律，由此得到的抽象的價值決定模型與現實經濟生活必然格格不入。

而令人遺憾的是，在時隔18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或標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抑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沾染了“李嘉圖惡習”的學者影響恐怕還大有人在，熊彼特所譏諷的那種“絕不可能被駁倒的、除了沒有意義之外什麼都不缺少的理論”，還充斥各種論著和教科書以及大學講堂。不克服這種惡習，科學抽象法就會被濫用，抽象的理論就會失去實際應用的價值和科學屬性，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就不可能建立起來。

二、矛盾分析法

任何經濟范疇都包含著內在的矛盾，由簡單的抽象的范疇過渡到復雜的具體的范疇，是通過范疇內部的矛盾運動實現的。因此，矛盾分析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

矛盾運動的形式是多樣化的，分析矛盾的方法也是多樣性的。首先，任何經濟范疇都是由一定的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構成的，在分析一定的生產方式時，既不能將反映該生產方式本質特征的社會形式抽象掉，也不能將其物質內容抽象掉，因為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也不存在無形式的內容。例如，使用價值是財富的物質內容，價值則是商品經濟中財富的社會形式﹔勞動過程是生產的物質內容，價值形成過程則是商品生產的社會形式。那種認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隻研究生產關系或者強調要把生產力的研究放在首位的觀點，顯然割裂了作為生產的物質內容的生產力和作為社會形式的生產關系的辯証統一關系。

其次，矛盾雙方的斗爭，導致簡單抽象的經濟范疇轉化為復雜具體的經濟范疇。比如，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的對立，導致商品轉化為貨幣。分析經濟范疇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也就是揭示其內在矛盾的運動過程。

再次，矛盾的雙方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賴，雙方以一種妥協的方式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換過程包含著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關系。商品的發展並沒有揚棄這些矛盾，而是創造這些矛盾能在其中運動的形式。一般說來，這就是解決實際矛盾的方法。例如，一個物體不斷落向另一個物體又不斷離開這一物體，這是一個矛盾。橢圓便是這個矛盾借以實現和解決的運動形式之一。”﹝7﹞（圖1）

圖1 矛盾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略)

最后，復雜的成熟的經濟形式所包含的矛盾，是由簡單的處於胚胎狀態的經濟形式所包含的矛盾發展而來的。比如，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就是由商品生產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勞動和社會勞動的矛盾演變而來的。馬克思正是通過對商品這個資本主義經濟細胞的矛盾分析，一步步揭示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

既然矛盾運動的形式是多樣性的，矛盾的解決方式，也就具有多種可能：或者是一方吃掉另一方，如資產階級戰勝封建地主階級﹔或者是雙方同歸於盡，如奴隸和奴隸主階級﹔還可能是如前所述，矛盾雙方達成妥協，共處於一個統一體內，如前述橢圓的例子或歷史上的“合縱聯橫”、國共統一戰線以及一國兩制等。

過去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們往往過多地強調對立和斗爭在推動事物發展中的作用，而忽略或排斥了同一性或統一性以及和諧與妥協的作用。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開啟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取代了階級斗爭為綱，以構建和諧社會取代了無產階級小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過程中，應該全面地理解和運用辯証法的精髓，揭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以及制度變遷中的各種矛盾，在尋求解決矛盾的方式時，既要著眼於矛盾雙方的對立，從而堅持必要的斗爭，又要看到矛盾雙方的統一，從而實現必要的妥協，為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提供理論依據。

三、中介分析法

中介本是標志不同事物之居間聯系、亦此亦彼的哲學范疇。中介分析，是揭示客觀事物之間普遍聯系和相互轉化的一個重要的辯証方法。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指出：一切差異都在中間階段融合，一切對立都通過中間環節而相互過渡，辯証法不知道什麼絕對分明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麼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並且使對立互為中介﹔要真正認識事物，就必須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系和中介。﹝8﹞

中介分析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和方法論體系中佔用重要地位，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比較簡單的（抽象的）經濟范疇，通過一系列中介環節和內在的矛盾運動，轉化為比較復雜的（具體的）經濟范疇。比如，商品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細胞，是《資本論》邏輯體系中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商品的內在矛盾是使用價值和價值的矛盾。交換的擴大和加深，使商品本性中潛伏著的這種對立在外部表現出來，這就要求商品價值有一個獨立的形式，這個形式是通過商品轉化為貨幣而最終取得的。貨幣既是商品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又是商品價值形式發展的完成形態。個別等價物、特殊等價物和一般等價物，構成這一發展過程的中介環節﹔它們一方面本身就是商品，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充當商品的等價形式，而貨幣不過是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馬克思以前的經濟學家中雖然有些人也承認貨幣是商品，但是由於他們沒有揭示商品的內在矛盾運動以及價值形式的發展，也就是說沒有分析商品轉化為貨幣的中介環節，因而不了解商品怎樣，為什麼、通過什麼成為貨幣。

其二，彼此對立的經濟范疇，通過亦此亦彼的中介環節而統一起來。按照價值規律，剩余價值既不能在流通領域產生，又不能離開流通領域而產生。勞動力作為商品進入市場，為價值規律向剩余價值規律的轉化提供了媒介。勞動力商品本身有價值，它的買賣可以完全按照價值規律進行。但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使用，即勞動，又能創造超過它自身價值的價值，即剩余價值。正是由於勞動力商品同時具有價值和剩余價值這兩重性，因而成為價值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相互連接、彼此統一的中介環節。

其三，反映直接生產過程本質關系的范疇，以流通為媒介，轉化為現象形態的范疇，后者又通過各種權力的抗衡和各階級、集團力量的競爭而轉化為各種特殊的分配形式﹔與此相應，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以流通過程為媒介轉化為剩余價值的分配過程。

總之，中介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具體體現。隻有充分認識中介范疇的重要性，全面領略中介分析的奧妙，才能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理解。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在現實世界中，純粹的一元化的公有制經濟和純粹的一元化的私有制經濟，都已不復存在：資本主義成了以私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社會主義則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而“混合經濟”作為公有制和私有制兩種對立制度的統一體，正是介於公有與私有之間的一種中介﹔從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方式來看，當代資本主義由自由市場經濟向有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轉化和社會主義經濟由純粹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化，正是反映了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相互融合的趨勢，而公有制＋市場，私有制＋計劃，恰恰就是這種融合的產物﹔從收入分配方式來看，中共十六大確立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是作為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按勞分配與作為資本主義分配原則的按資分配的融合。

四、一般特殊個別的辯証法

一般和個別、普遍和特殊、共性和個性，這是辯証法表示同一系統中同等關系的重要范疇。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曾指出：關於共性和個性、絕對和相對的辯証關系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証法。

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質﹔個性指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性質。共性和個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個性。共性決定事物的基本性質﹔個性揭示事物之間的差異性。個性體現並豐富著共性。共性隻能在個性中存在。任何共性隻能大致包括個性，任何個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共性是一類事物與另一類的區別，而個性是同一類事物中不同個體的區別。

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總只是產生在最豐富的具體發展的地方，在那裡，一種東西為許多種東西所共有，為一切所共有。這樣一來，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9﹞這裡揭示了人類認識事物所遵循的一個普遍規律和思維方式，是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必須遵循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原則。

因為受歷史的局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所有的范疇，如商品經濟、剩余價值、資本、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幾乎都被界定為私有制社會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范疇。顯然，我們不能把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范疇簡單地直接搬用或移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中。按照一般特殊個別的辯証法和馬克思所揭示的最一般的抽象產生的路徑，我們必須根據當代資本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對商品生產、生產勞動、資本和剩余價值以及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范疇的一般屬性、特殊屬性和個別屬性重新加以界定，才能在借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的基礎上，構建合乎邏輯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范疇體系。這就要求我們：

首先，勿把一般的經濟關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聯系在一起。

馬克思曾把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看作是私有制經濟特有的范疇，未來公有制社會將實行計劃經濟。而當我們面對現實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中同樣存在商品貨幣關系時，商品、貨幣和價值規律這些范疇就不應再只是在私有制這種特殊形式上加以思考了。既然一種經濟關系，如商品貨幣關系、交換關系既存在於私有制條件下，又存在於公有制條件下，那麼，它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原因就絕不是所有制，更不是私有制，而是所有制以外的某些因素。關於計劃和市場的爭論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強調計劃不是社會主義特有的，市場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中共十四大（1992）才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式確定為改革的目標模式，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則進一步明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然而，一種廣為流行的觀點認為，馬克思當年所設想的計劃經濟是建立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而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所以我們現在還沒有條件實行計劃經濟，而不得不實行市場經濟。隻有將來生產力有了高度發展之后，才能實行計劃經濟。這種觀點仍然沒有突破傳統的思維定式，它很容易成為極左派過早遏制和消滅市場經濟的理論依據。

我認為，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結合在一起。如果說人類社會剛剛產生的時候商品貨幣關系還不存在，但商品貨幣關系一旦產生就不可能消失，它會隨著人類社會永遠存在下去。因為市場經濟產生於個別勞動同社會勞動的矛盾，而這個矛盾是不會消失的。新中國建立之初，之所以沒有搞市場經濟而搞了計劃經濟，是由於當時我們所處的特殊的歷史環境：一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矛盾還沒那麼突出﹔二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們的經濟封鎖﹔三是我國要建立強大的國防，必須盡快實現工業化。由於這些特殊的原因，當時搞計劃經濟比搞市場經濟是優越的。再加上當時社會分工還不夠發達，人們的需求也比較簡單，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對社會生產實行簡單的計劃。隨著人們的需求越來越復雜，這種簡單的計劃難以反映客觀現實。隨著我國工業化的基本實現，那種非均衡的發展應當讓位於由市場調節的均衡發展。這樣，原來一系列實行計劃經濟的原因都變成了必須實行市場經濟的條件。然而，正是由於我們總是把市場經濟這種一般經濟關系與特定所有制聯系起來，所以使得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體制的選擇上走了幾十年的彎路。在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時，必須根據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論原則，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原因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給予充分的理論証明。

其次，勿把適用於一般商品經濟的范疇當作資本主義的特殊范疇。

同樣地，馬克思也曾經把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利息、地租等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范疇，而當我們面對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中同樣存在的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利息、地租等范疇時，我們就必須對這些范疇的一般屬性、特殊屬性和個別屬性做出更加全面的界定了。事實上，也隻有當具有與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經濟范疇相同屬性的經濟關系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同時也存在於社會主義社會時，對這些經濟范疇的屬性才能做出更一般的抽象。

下面試對一些政治經濟學基本概念從一般、特殊和個別的角度重新加以界定：

就經濟規律來說，時間節約和社會總勞動按比例分配規律為一般，價值規律（或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作為一般經濟規律借以實現的形式為特殊，完全競爭市場、完全壟斷市場、壟斷競爭市場以及指令性計劃調節、指導性計劃調節和雙軌制，分別作為市場機制和計劃機制實現的形式為個別，如圖2所示。

圖2 經濟規律的一般、特殊和個別(略)

就生產方式來說，勞動過程是一般（任何人類社會生產都具有的一般屬性），價值形成過程是特殊（與產品經濟和計劃經濟相對應的商品經濟），價值增殖過程是個別（可以劃分為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就生產勞動來說，生產使用價值（包括物質產品和精神產品，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即勞務）的勞動是一般，創造價值的勞動是特殊（與自給自足經濟中的勞動和計劃經濟中的勞動相對應），創造剩余價值的勞動是個別（可以劃分為資本主義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剩余價值）﹔就經濟剩余來說，產出品大於投入品的剩余產品為一般，採取價值形式的剩余產品即剩余價值為特殊，被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剩余價值為個別（相對於由勞動者個人或集體自產自有以及勞動者與資本家共創共有而言）﹔就資本來說，作為既是投入品又是產出品的物質資本為一般，採取貨幣或價值形式的資本為特殊，國有、集體、私有資本為個別。

最后，勿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社會主義一般對立起來。

一種觀點認為：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不同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因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隻能是公有制﹔由此得出進一步的結論：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0﹞顯然，這種觀點不符合馬克思一般特殊個別的辯証法。既然現實的社會主義隻能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就隻能根據其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是一般和特殊的邏輯關系，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隻能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特殊表現，其所有制結構不應該含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一般規定中所沒有的成分。同樣，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關系以及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系，也是一般和特殊的邏輯關系，后者只是前者的特殊表現形式，而離開社會主義特殊（具體）的表現形式，一般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存在。﹝11﹞

社會主義的一般屬性不是先驗地決定的，它是根據社會主義的實踐抽象出來的，拋開已經解體的前蘇聯社會主義和已經轉向的東歐社會主義不說，既然現實的社會主義隻能是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也就隻能根據其初級階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1月17日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指出的：“在當代中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真正堅持社會主義。”顯然，習近平總書記這裡所說的社會主義絕不是100多年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未來社會預想中的社會主義，而是現實中活生生的社會主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就告訴我們，離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特殊的具體形式，不存在抽象的社會主義一般。

五、歷史發展的平行四邊形

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根據他對當時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曾預言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代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將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12﹞

然而，一個半世紀過去了，資本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內並沒有被社會主義制度所取代，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從單一私有制結構、純粹市場經濟和效率優先的按生產要素分配演變成有一定國有經濟成分的混合所有制結構和實行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市場經濟以及兼顧平等的二次分配體制，而中國的社會主義則按照與資本主義轉型相反的路徑進行了體制改革和制度變遷。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荷蘭的經濟學家丁伯根（1961）認為，歷史的發展進程將發生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差異減少，差異減少的原因在於兩種制度都向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體制發展、在於兩種制度都走向“混合所有制”、在於兩種制度下的收入分配體制和差異趨向同一﹔差異減少到一定程度，兩種制度完全融合為一種最優的社會制度。

盡管“趨同論”遭到很多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尖銳批評和完全否定，但其思想卻和恩格斯所闡發的歷史唯物主義合力論一脈相承。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約•布洛赫的信中指出：“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於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13﹞這就是著名的“平行四邊形”理論，如圖3所示。

圖3 歷史發展的平行四邊形(略)

在中國已經全方位對外開放，已經越來越融入信息化、全球化、經濟一體化的時代，在中國與美國、中國與俄羅斯、中國與歐盟正在謀求建立大國之間戰略伙伴關系的今天，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未必能一天天好起來，與其空喊社會主義一定要戰勝資本主義，不如與資本主義和諧相處，公平競爭，取長補短，看誰能更快更早進入更高、更理想的社會形態。隻有這樣才能立足中國國情，放眼世界，展望未來，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構建起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為實現“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和“五大發展理念”，為推進一國兩制和平統一中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提供科學指導。

六、經濟運行的生理學與經濟發展的病理學

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並創造《資本論》的最終目的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馬克思把現代社會（即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規律分為經濟運行規律和經濟發展規律：前者是指經濟現象具有完成形式和處於一定時期內可見到的聯系中支配其運動的規律，后者是指這些現象變化的規律、這些現象發展的規律，即它們由一種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形式、由一種聯系秩序過渡到另一種聯系秩序的規律，或者說是支配著一定社會機體的產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在馬克思看來，與前一種規律相比，對后一種規律的研究更重要。一個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可以比作該社會的生理學，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規律可以比作該社會的病理學。運行規律好比描述的是一個人的日常飲食起居﹔發展規律好比描述的是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資本論》第一卷第2-6篇、第二卷第1-2篇以及第三卷第1-2、4-5篇，所研究的就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其中包括資本（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流通過程和分配過程，《資本論》第一卷第7篇“資本的積累過程”、《資本論》第二卷第3篇“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以及《資本論》第三卷第3篇“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則是在資本主義運行規律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規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應該從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兩個方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研究：前者在發掘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時，應更加注重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成果﹔后者則應該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關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分析為指導，同時也要借鑒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我揚棄的經驗和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如新制度經濟學、激進政治經濟學、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新政治經濟學有關制度變遷和轉型經濟研究的成果。

七、人類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和實現手段的選擇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14﹞

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進一步指出，未來的社會是“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15﹞

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中指出：“共產主義是在保証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証人類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16﹞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曾指出：“最能促進生產的是能使一切社會成員盡可能地全面發展、保持和運用自己能力的那種分配方式。”

以上引証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談到未來社會的目標時，既提到共產主義，又提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發展。那麼，人類社會追求的最終理想，到底是實行生產資料全社會共同佔有、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呢，還是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發展呢？筆者認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因為共產主義也僅僅是一個有限的目標，一旦實現，人類還會朝著更遠大的目標邁進﹔而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發展，是一個人類隻能不斷逼進，但永遠都不可能最終達到的目標，因而才可能作為我們世世代代為之努力奮斗的最終理想。

1.人類終極目標的內涵

要實現人類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發展，人類首先要從自然的奴役下解放出來，要不斷地認識自然，了解自然，掌握和尊重自然規律，自覺地適應和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

其次，人類要從人奴役人的制度下解放出來。封建社會以農民對土地的依附取代了奴隸對奴隸主的人身依附，是一個歷史性進步。資本主義社會使農民擺脫了對土地的依附，成為自由勞動者，這無疑是一個更大的歷史性進步。新的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應該保証社會全體成員能夠在更大程度上自由地選擇職業和居住地，都能平等地使用各種生產要素參與社會經濟生活，根據各自的貢獻參與財富的分配，同時能夠公平地分享社會進步的一切成果。

最后，人類要從奴役般地服從分工中解放出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人類的必要勞動時間將不斷縮短，剩余勞動時間和閑暇將相應延長，人們不得不做的事情會不斷減少，自由支配的時間會相對增加，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而成為樂生的需要，人們不必再奴役般地終生從事一種職業，而是在完成了有限的必要勞動后，自由地選擇自己所喜歡的任何其他活動，使自己的能力獲得全面的發展，從而使整個人類不斷地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

2.實現終極目標的手段

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設想用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那是因為在他們看來，私有制使人性異化，導致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阻礙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發展，因此，他們主張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單一的按勞分配代替按生產要素分配。但是，公有制和按勞分配本身在馬克思那裡並不是人類追求的最終目的，它們不過是實現人性復歸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手段。而要達到一定的目的，有時可以有多種手段，人們應該在諸種手段之間進行比較，看哪一個手段是最優的——收益最高，成本最低，而不能把其中某一種手段當作目的，既不能為了公有而公有，也不能為了私有而私有，否則就本末倒置，把目的和手段顛倒了。鄧小平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的論斷，雖然帶有一定功利主義色彩，但就目的和手段的關系而言，無疑是正確的。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這種極左的論調顯然顛倒了目的和手段的關系。

八、邏輯批判與邏輯一致性原則

近年來，一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者面對西方經濟學大舉進入高校課堂，一直在抱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被邊緣化了”。﹝17﹞這不能把引起人們的思考：從1867年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出版至今近150年，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直處於非主流地位並不斷遭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生命力仍然經久不衰，西方一些著名經濟學家還把馬克思列入十大經濟學家之中，在一些著名媒體評出的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風雲人物，馬克思名列榜首或屈居第二﹔而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中國69年中，馬克思主義一直作為官方意識形態寫進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各個大學都開設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思想教育、政治經濟學和《資本論》課程，近些年又普遍成立了馬克思主義學院或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也被教育部列入一級學科，為什麼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會被邊緣化呢？

這裡我們引述馬克思的一段話：“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18﹞那麼，理論如何才能徹底呢？首要的一點是必須遵守邏輯一致性原則，也就是說，至少不能存在邏輯矛盾、邏輯悖論、循環論証以及套套邏輯。而判斷一個理論是否科學、是否徹底，一是要看其是否存在邏輯悖論，二是要看其能否通過經驗驗証。用這樣的標准來檢驗一下目前我國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能不被邊緣化嗎？

1.關於價值的社會屬性及其與使用價值和供求的關系

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方面說價值是一種社會關系，實際上是商品生產者分工生產交換彼此各自勞動產品的關系，可另一方面又斷言價值是在生產領域決定的，與交換沒有關系，或者說與供求無關，供求決定論是資產階級庸俗的價值理論。

然而，根據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經濟學家普遍認同的價值定義，當商品生產者沒有進入交換過程和市場發生任何關系之前，其生產中耗費的勞動隻能是一種投入或勞動成本，不能說他的這些勞動已經“抽象地”形成了價值。進一步說，既然價值是由部門間的競爭和供求關系社會地決定的，又何以存在抽象的“價值”向現實的生產價格的轉化？

2.關於物質財富與社會財富的關系

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方面說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另一方面又說交換價值中不包含任何使用價值的原子。這種觀點完全割裂了價值與使用價值的關系。

根據馬克思生產的物質內容和社會形式的辯証法，物質財富是社會財富的內容，社會財富是物質財富的形式。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隻承認配第的名言 “土地是財富之母，勞動是財富之父”，隻適用於作為物質財富的使用價值，而不適用於作為社會財富的價值，這顯然割斷了物質財富與社會財富的內在聯系。

3.關於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

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方面堅持活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另一方面又承認非勞動要素所有者僅僅憑借其對非勞動要素的所有權而無償佔有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承認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非勞動要素對作為物質財富的使用價值的創造做出了貢獻，但否認按各種生產要素對價值的創造所做出的貢獻進行分配。這種割裂了使用價值與價值的關系以及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聯系的觀點，又怎麼能不被邊緣化呢？

4. 關於資本、剩余價值和生產勞動的定義

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方面說勞動是價值和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把勞動與資本對立起來，另一方面又把勞動力當作可變資本，認為剩余價值是可變資本創造的﹔一方面認為資本、剩余價值、利潤、利息、工資等都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范疇，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經濟學中又不加任何抽象和重新界定后隨意地使用這些范疇﹔一方面認為私營經濟中雇佣勞動者出賣的是勞動力，另一方面認為公有制經濟中勞動者是按勞分配﹔一方面說隻有物質生產領域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另一方面又說隻要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就是生產勞動。這種邏輯上自相矛盾的理論能不被邊緣化嗎？

5.其他似是而非的論斷

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方面說社會主義是計劃經濟，另一方面又說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一方面說階級已經消滅了，另一方面又說階級斗爭還將長期存在﹔一方面說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是落后的，另一方面又說建立在這種落后生產力基礎上的生產關系（即傳統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是先進的﹔一方面說生產的社會化與私人佔有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卻將同樣存在多元所有制（包括私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說成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說資本主義國家下崗工人是失業，另一方面說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業工人是下崗（或待業）﹔一方面指責資本主義國家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另一方面把中國不斷擴大是收入差距說成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一方面嘲笑資本主義不斷發生經濟危機，另一方面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危機說成是經濟波動。

由上述分析可見，被邊緣化的隻能是上述這些邏輯上自相矛盾、判斷標准前后相異、對現實缺乏解釋力的空洞的政治經濟學教條，而堅持邏輯一致性原則，其基本理論與方法論高度統一，對現實經濟問題具有解釋力，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具有指導意義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但不可能被邊緣化，而且會與大量引進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強有力的競爭。

我國目前正處在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時期，無論是落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布局，還是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適應、把握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抑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離不開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我國是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是主流意識形態的重要載體，而且是理論經濟學的基礎學科。然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不僅面臨著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沖擊，也面臨著改革開放與發展中的挑戰。堅持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借鑒現代經濟學的科學成果，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的規律性，推進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用以指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這是時代賦予我們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使命。

﹝參考文獻﹞

﹝1﹞﹝7﹞﹝12﹞﹝15﹞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3﹞斯密. 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4﹞李嘉圖. 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 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

﹝5﹞伊特韋爾，等.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第4卷﹝Z﹞.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

﹝6﹞馬克•斯考森. 現代經濟學的歷程﹝M﹞. 長春：長春出版社，2006.

﹝8﹞列寧. 列寧選集：第四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9﹞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衛興華. 關於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幾個理論問題﹝N﹞. 光明日報，2015-11-18.

﹝11﹞周叔蓮. 非公有制經濟是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J﹞. 當代經濟研究，2000，(4).

﹝13﹞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4﹞﹝18﹞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C﹞.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