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產業結構升級一體化的可能性分析

京津冀協同發展是已經成為重大國家戰略，而京津冀產業結構升級和產業轉移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成功與否的關鍵。現階段，京津冀之間存在巨大產業梯度差，產業升級一體化存在巨大挑戰。但是另一方面也說明，京津冀產業升級的一體化的空間和潛力巨大。本文主要從京津冀三地產業升級與經濟增長關系出發，分析三地產業結構升級差異和實現產業升級一體化的可能性。

一、京津冀經濟與產業發展現狀

（一)京津冀經濟狀況

2013年，北京市全年GDP為19500.56億元，人均GDP為93213元﹔同年，天津市的GDP為14370.16億元，人均GDP為99607元﹔同年，河北省的GDP為28301.41億元，人均GDP為38716元。河北省經濟規模是北京市和天津市經濟規模2倍左右，北京市的經濟規模是天津市經濟規模的1.36倍。河北省經濟規模遠超北京市和天津市，是因為人口和地域面積相差甚巨。從人均GDP 可以看出天津市的人均GDP最高，北京市與之相差不大，而河北省人均GDP最低，僅為天津市的39%。京津冀三地經濟發展斷崖式差距，很大程度上由於行政分隔、政策差異及產業結構升級相對獨立所造成的。

（二）京津冀產業結構狀況

2013年全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佔比為10.01%、43.89%和46.09%。2013年，北京市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佔比分別為0.83% 、22.32%和76.85%。2013年，天津市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佔比分別為1.31% 、50.64% 、48.05%。2013年，河北省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佔比為12.37%、52.16 %和35.47%。2012年美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佔比分別為1.20%、19.10%和79.70%。德國的三產佔比分別是0.80%、28.10%和71.10%。從上面數據可以看出，北京市的產業結構與德國相近，與美國的差距也不是很大，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水平。天津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齊頭並進，工業和服務比較發達。河北省的產業結構還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第一產業的產值比例略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京津冀產業結構存在較大梯度差，產業升級一體化面臨較大挑戰。同時，北京處於后工業化發展階段、天津處於工業化后期發展階段和河北處於工業化中期的發展階段的現狀，使得三地產業結構升級一體化存在巨大障礙，也制約著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深入開展。

二、指標選取、數據說明及研究方法

（一）指標選取和數據說明

本文指標主要為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兩個方面。以前的文獻多根據克拉克定律採用非農產值比值來度量產業結構升級。但是上世紀70年代后新的技術革命對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產生較大影響，經濟趨向於知識化和服務化，前述方面無法反映這種重大的變化。鑒於成熟經濟的第三產業增長速度大於第二產業的增長速度，本文採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表示為CS）作為產業結構升級的度量。經濟增長用GDP來進行度量，為了提高數據穩定性，採用對數形式lnGDP來進行刻畫。本文所用數據均來自中國統計局官方網站，確保數據的權威性和真實性。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相關數據均取自1993年到2013年的年度數據。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採用向量自回歸的方法（VAR）。VAR是基於數據的統計性質建立模型，VAR模型把系統中每一個內生變量作為系統中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的函數來構造模型，從而將單變量自回歸模型推廣到由多元時間序列變量組成的“向量”自回歸模型。VAR模型是處理多個相關經濟指標的分析與預測最常用模型之一，是一個分析經濟指標關系的重要工具。

本文不考慮外生變量，故模型設定如下。

公式(略)

三、京津冀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實証分析

（一）變量序列的平穩性檢驗

由於時間序列數據本身不平穩而造成回歸結果偏差和偽回歸，使得協整檢驗失去有效性，因而首先對各變量序列使用ADF方法檢驗其平穩性。根據AIC、SC和HQ准則確定最優的滯后期數，最終確定最優滯后期數為2階。通過ADF的檢驗，發現京津冀的產業結構升級指標和經濟增長指標的原數據序列是不平穩的，一階差分以后都是平穩序列，所以各序列都是一階單整I(1)。

（二）協整分析

因為京津冀各指標都是同階單整序列，符合Johansen協整的要求，能夠對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進行分析。京津冀三地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協整檢驗結果如表1。

表1 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Johansen協整檢驗(略)

從表1可以看出河北省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和北京市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存在協整關系，而天津市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天津市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的重要原因是天津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出現比較大的波動，特別是2004年到2008年間產業結構升級指標在比較低的一個水平。也就是說在此期間天津市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第二產業的支撐，第二產業的發展速度遠超第三產業。北京第三產業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天津主要是做強第二產業，所以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並不理想﹔而河北省在原有重化工為主的產業結構基礎上產業升級比較顯著，所以產業升級於其增長之間存在協整關系。

標准化后河北省和北京市協整方程分別為：

LNGDP_HB=8.325064RATIO_HB（1）

LNGDP_BJ=-1.164629*RATIO_BJ（2）

從式（1）協整方程可以看出，河北省的產業結構升級促進經濟增長。而從（2）式的協整方程可以看出，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說河北省產業升級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提升作用，特別是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將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而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已經進入后現代化（2014年第三產業比重高達77.9%），進一步的產業升級對經濟發展反而是不利的。這也可以理解為合理的產業結構並不是第三產業越高越好，而是第三產業發展到一定比例的時候，相應的第二產業的協調發展也非常重要。隻有二者達到一個合理的比例對經濟發展才是最有利的。京津冀產業升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有巨大差異，三地產業升級處於不同階段和水平，產業升級一體化水平較低。

（三）因果檢驗

為了考察京津冀三地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的長期均衡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以及是單向因果還是雙向因果，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格蘭杰因果檢驗結果(略)

從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其中北京市經濟發展促進了產業升級，而產業升級並沒有顯著拉動經濟發展。天津市、河北省的經濟發展只是在原有產業結構下鞏固原有比較優勢產業的發展，所以經濟發展對產業升級沒有產生顯著提升作用﹔同時，產業升級對經濟發展也沒有產生拉動作用。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產業結構升級沒有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而且京津冀三地的產業結構升級也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三地間的一體化水平較低。

(四)脈沖響應分析

為了考察京津冀三地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動態影響，分析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脈沖影響函數，並設定跟蹤期為30年。圖1、圖2、圖3分別表示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脈沖影響函數的結果。

1.北京市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脈沖影響結果

圖1 北京市脈沖影響結果(略)

從圖1的左上可知當北京經濟增長對本身產生正向沖擊的時候，將產生持續略微下降的正向影響。從圖1的右上可知當北京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產生沖擊的時候，2、3年內沖擊將不斷變大，而后5年以后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將趨於穩定。也就是產業結構升級在中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提升作用，在長期將趨向穩定水平。從圖1的左下可知，當北京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脈沖反應比較類似，只是外來沖擊產生的顯著影響的時間更短。從圖1右下可知當北京產業結構升級本身受到外來沖擊時，產生的影響由初始的正向沖擊變為負向沖擊，最后影響逐漸消失。

2.天津市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脈沖影響

圖2 天津市脈沖影響結果（略）

從圖2左上可知，當天津經濟增長受到正向外來沖擊時，3-4年內影響逐漸增加，而后影響趨向穩定。與北京的略微下降的趨勢有一定區別。從圖2右上可知，當天津經濟增長受到產業結構升級的沖擊時，短期內影響逐漸增大，但是長期趨向負向穩定影響。從圖2的左下可知，當天津產業結構升級受到經濟增長的負向外來沖擊的時候，這種外來沖擊由於負向沖擊變為正向沖擊，最后影響將變得非常微小。從圖2右下可知，當天津產業結構升級受到本身正向沖擊的時候，1年左右內影響在增加，而后逐漸減少直至影響消失。

3.河北省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脈沖影響結果

圖3 河北省脈沖影響結果（略）

從圖3左上可知，當河北省經濟增長受到本省外來沖擊時，這種正向沖擊在2年前影響增加，而后趨於穩步下降趨勢。從圖3右上可知，當河北省經濟增長受到產業結構升級的外來沖擊時，這種沖擊影響在4年以內影響逐漸增加，5年以后出於一定穩定的正向影響狀態。從圖3左下可知，當河北省產業結構升級受到經濟增長的外來沖擊時，這種負向沖擊影響逐漸減少直至最后影響消失。這就是說河北省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較小，或說是一種基於本省原有產業結構的經濟增長。從圖3右下可知，當河北省產業結構升級受到本省外來沖擊的時候，這種正向的沖擊影響逐漸下降，長期內趨於零。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京津冀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不同的。產業結構升級的外力沖擊對北京市經濟長期發展產生正向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對天津市經濟長期發展產生負向影響﹔產業結構升級對河北省經濟長期發展產生正向較大影響。換句話說，通過產業結構升級方式拉動經濟增長河北省收益最大。另外，京津冀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經濟增長的外力沖擊對北京市的產業結構升級產生正向長期較大影響。而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升級在短期內負向影響，而在長期內是逐漸消失的。因為天津和河北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原有產業發展作為主要動力，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限。天津產業結構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共同驅動發展，所以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影響不顯著﹔而河北的產業結構依然是以鋼鐵、水泥和玻璃等重化工為主，第三產業比重較低，所以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影響不顯著。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1.通過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京津冀三地產業結構升級與其經濟增長關系存在顯著差異，產業升級一體化水平較低。具體說是北京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存在單向因果關系﹔天津產業結構升級與經濟增長沒有產生顯著因果關系﹔河北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沒有顯著影響，經濟增長對產業結構升級顯著積極影響﹔但是不存在因果關系。京津冀產業結構升級對其經濟增長影響差異較大，產業結構升級一體化存在較大障礙和面臨巨大挑戰。

2.通過脈沖影響分析可知，京津冀三地的產業結構升級（經濟發展）一個單位沖擊對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路徑是顯著不同的。北京產業結構升級的外在沖擊對其經濟發展產生正向作用，河北的產業結構升級對其經濟發展的長期影響最大，而天津的產業結構升級對經濟增長產生負向影響，說明天津主要是通過做強做大第二產業而進行產業內部優化，相對而言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要小。京津冀產業結構升級一體化的可能性相對較低，三地的產業結構升級差異大，急需破解面臨的種種障礙。

（二）政策建議

1.科學規劃三地產業定位，制定產業結構升級路徑。根據《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的精神，明確京津冀三地產業升級一體化發展路徑。京津冀在各自基礎上，通過產業轉移或產業承接及延伸產業鏈等方式實現三地產業結構升級的一體化。對於北京而言，面對“大城市病”的危害，需調整產業結構和轉移出部分產業。對於天津而言，高端制造業、港口經濟等快速發展，需要融合北京的科技創新優勢和河北的低生產成本優勢，實現產業升級和產業鏈延伸。而對於河北而言，以重化工為特征的產業結構，由於高消耗、高污染、和高能耗等原因將難以繼續原有產業模型。所以急需對現有產業結構進行升級和發展新興產業，而京津冀協同發展為此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

2.提升區域內生產要素流通速度，促進產業區域內優化升級。打破“一畝三分地”僵化思維和行政割據“藩籬”，使各生產要素在京津冀區域內合理流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個京津冀產業結構升級一體化水平。首先，現實交通的互聯互通，打通區域內部運輸“動脈”。通過城際高鐵、高速公路、飛機場、地鐵和輕軌等方式，建立起京津冀區域立體化交通網，便利要素流動和減低流通成本。其次，完善京津冀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加快人力資源在區域內流動。尤其是河北要通過人才“軟引進”、團隊建設、工作環境等方面為京津來冀工作的高端人才提供相應的支撐體系。第三，建立京津冀發展銀行，引導產業資源在區域內合理流動。一方面，由於河北產業結構與北京產業結構相差較大，所以需要一定資金支持其產業優化和升級，才能有效對接北京的產業﹔另一方面，京津冀產業一體化需要大量資金進行公共設施建設，才能實現產業升級一體化。

3.承接產業轉移和實施“逆梯度”轉移的“雙翼”發展戰略。一是承接北京轉移產業，提升津冀產業結構。北京擁有更加高端的現代化產業結構，所以天津和河北要通過承接北京的產業轉移，促進自身產業結構升級和提升傳統優勢產業。二是實施“逆梯度”轉移，實現跨越發展。完全按照由高到低的梯度轉移模式，可能使得北京與津冀的產業差異拉大，無法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協同發展。所以天津和河北，尤其是河北，要積極參與到北京的高端產業，減少與北京的產業差距，實現產業升級協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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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強，河北金融學院金融系講師，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研究生﹔劉昊凝，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