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指導思想

習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是圍繞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個中心展開的，大體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第二部分闡明了其意義。第三部分指明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遵循的根本立場、基本觀念和原則。第四部分分析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和條件。這樣，就提出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思想。

一

《講話》第一部分從我國面對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1﹞出發，論述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這是對客觀現實的精准反映。在國內經濟發展方面，正面臨著經濟增長速度合理回歸，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換，提高經濟質量效益和全面建成小康的問題。這種復雜性是近現代世界經濟史上所不曾有過的。誠然，經濟發達國家也都無一例外地經歷了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到集約的轉變以及環境由污染到治理的轉變。但他們是在兩三百年（就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國家來說）或一兩百年（就資本主義發展較晚的國家來說）的長時期內解決這些問題。而我國都要在幾十年的短時期內解決這些問題。當然，這些因素之間也有相互促進的一面，但也有相互矛盾的一面。這些矛盾的集中和疊加，使得問題變得極為復雜。但這樣說，並不否定我國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處於發展戰略機遇期。矛盾的集中和疊加與發展戰略機遇期都是客觀存在的現實。而且二者也是矛盾的統一關系。這些矛盾解決得好，就可以充分發揮發展戰略機遇期的作用。否則就不能發揮這種作用，甚至會喪失這個機遇期。

當前，我國經濟改革形勢的復雜性也是中外經濟史上未有的。就中國古代經濟史來看，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曾發生過在保持封建主義土地所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實行了作為這一基本經濟制度實現形式的經濟體制的改革，即實行領主制到地主制的轉變。但它只是涉及到在奴隸人身解放和地租形式的改變（由勞役地租轉變到實物地租）。在西方近代經濟史上，也發生過在保持資本主義私有制這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前提下，實現了其經濟體制的轉變，即由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到現代的有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的轉變。但市場作為社會生產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並沒有改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則不然。第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意味著包括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運行機制的根本改變。第二，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在主導地位的前提下進行的，但同時要發展多種所有制形式。而且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要發生重大變化，混合所有制將成為重要的甚至主要的形式。第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國有制主導作用的前提下進行的。但同時要對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國有經濟的布局進行戰略性調整，把國有經濟集中有關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領域和關鍵行業。同時要“抓大放小”，把國有經濟集中到具有規模效益並能引領社會技術進步的大企業。這是其一。其二，國有企業也不再是國家行政機關的附屬物，而是要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其三，國有企業都要進行公司化的改造，其內部治理結構也要按照公司制要求進行相應變革。其四，國有資產管理要實行監管權、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由原來管人財物、供產銷到管資本的轉變。以上四點都是脫胎換骨的改造，是就經濟體制改革任務本身來說的復雜性。第四，經濟體制改革並不能孤立的進行，它是以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政治穩定為條件的。當然，經濟體制改革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維系社會穩定的基本因素。這樣，處理好改革與發展、穩定的關系，就成為改革得以順利進行的必要條件。但這並不是簡而易行的事。

不僅如此，伴隨改革的進展，這種復雜性還會大大增強。第一，我國經濟體制改革是由易到難逐步推進的。隨著改革的推進，其難度和復雜性大大增長。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先是對一般行業企業進行改革，后是對壟斷行業的企業進行改革﹔價格改革先是對產品價格進行改革，后是對生產要素價格進行改革。在這兩種改革中，隨后的改革都比前行的改革的難度要大得多，其涉及的經濟關系也要復雜得多。第二，伴隨改革的進展，需要兼顧各個經濟主體的訴求，這就必然使得改革復雜化。第三，當前改革面臨的社會經濟環境也很嚴峻。不僅食品、藥品和生產安全問題異常尖銳，而且產業安全和金融安全問題也暴露得很明顯，存在系統的經濟風險。第四，我國已經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階段。改革並不局限經濟體制，而是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在內的全面改革。所有這一切，不僅使得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復雜性是歷史上任何體制改革不可比擬的，而且比改革初期也異常地加大了。

以上分析表明：當前我國面對的國內經濟改革發展的形勢是極為復雜的。面對的國外經濟形勢亦復如此。這一點是同我國和世界各國兩方面的特點相聯系的。如果只是局限后一方面，而忽視前一方面就難以得到充分說明。

就我國來說，已從改革初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小國地位發展成為經濟大國，並正在向經濟強國邁進。由此在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歷史變化。第一，在對外貿易方面，繼續在總量方面保持居於世界前列的同時，其結構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是重型制造業和高端制造業的產品（如高鐵和通訊衛星）佔比以及服務業佔比上升。第二，不僅在引進外資方面繼續居於世界前列，而且在對外投資方面也躍升到世界前列。第三，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也上升到世界前列。人民幣在貿易融資方面已成為國際貨幣的地位也上升到世界前列。2014年底，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高達6.6萬億元。2015年12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人民幣將於2016年10月1日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其權重為10.92%，居美元、歐元之后，居第三位。這表明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官方儲備貨幣。第四，中國在對外經濟關系奉行的基本原則是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贏。這是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本質在這個領域中的反映。這樣，伴隨中國國際經濟地位的上升就意味著中國在主導改變國際經濟舊秩序，建立國際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在上升。前者帶有明顯的帝國主義時代殖民主義的色彩，其特點是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不平等﹔后者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一貫倡導的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贏。

同時，世界各國在發展對外經濟方面也出了一系列重大變化。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就發展對外經濟關系涉及的范圍內來說，幾乎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發展趨勢﹔就發展這種關系的物質內容來說，不僅包括產品和服務，而且包括各生產要素﹔不僅包括實體經濟，而且包括虛擬經濟﹔就發展這種關系的經濟性質來說，主要有四種經濟類型的國家。一是社會主義國家﹔二是經濟發達國家。其最重要主體是二戰后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瓦解以前的帝國主義國家﹔三是二戰以后發展起來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四是經濟欠發達國家。

這四種類型的國家奉行對外經濟關系的原則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別。按照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本質來說，它必須奉行平等合作、互利共贏的原則。這就是中國一貫倡導和奉行的原則。就經濟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本質要求來說，即使在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已經瓦解的情況下，它仍會憑借其經濟、科技和軍事優勢，在國家之間推行旨在獲取高額壟斷利潤的不平等的經濟政策。為貫徹實行這種政策，甚至不惜在局部范圍內採取軍事手段。本世紀初先后相繼發生伊拉克戰爭和利比亞戰爭，一直到目前還在進行的敘利亞戰爭，其發生的原因除了各國內部的各種社會矛盾以外，就是經濟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推行的對外經濟關系政策的產物。當然，經濟發達國家推行這種政策從來都是以實力為依據的。這樣，由於它們實力的差別，各國在推行這種政策的強度方面有明顯差別。這一點在當前實力強大得多的美國與相對較強的英國、法國、德國之間就表現很清楚。

簡要概括說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發展國家的可以奉行適應商品經濟一般要求的平等合作的政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但中國面臨的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的復雜性，不僅一般地表現為要面對這幾種性質不同的國家，特別地表現為作為和平崛起的社會主義大國與經濟最發達的美國之間的關系。二者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對外經濟政策是有根本差別的。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對抗性的矛盾。但這種矛盾也具有復雜性，即與對抗性同時存在的還有非對抗性的利益一致性的一面。其主要表現有三：一是在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以后，不僅和平而且發展都成為世界的主要潮流。二是在上世紀下半期以來，以治理環境污染和應對世界氣候變化為主要內容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並正在進一步付之實踐。三是以本世紀初在美國發生的“9•11”事件為標志，反對恐怖主義襲擊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行動。在這三方面美國政府和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是有共同利益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國處理得當，再加上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是有可能抑制矛盾對抗性一面，發展非對抗性一面，使美國政府在某種限度內適應我國的對外政策的要求，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高超的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對外經濟關系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戰略措施，正是體現了這種勇氣和智慧。

所以，當前我國對外經濟關系也面臨著來自我國本身國際兩方面因素的疊加。這種疊加就使得我國同時面臨著及其復雜的對外經濟關系。顯然，在面對及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下，學習、研究、運用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十分重要的。

二

《講話》第二部分在精辟地概括了建黨以來，特別是改革以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成果以后，指出“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講話》在這裡指明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成果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和時代特點相結合的產物，並具有極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其內容極為豐富。其實踐意義不僅在於它指導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且在於它指導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特別是從根本上揭示了被國際上普遍譽為經濟奇跡的中國改革以來經濟發展的最基本謎底。這個謎底就是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結合，發展了包括政治經濟學在內的馬克思主義。其主要之點有三：一是在指導思想方面創立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中包括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二是在政治路線方面，用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取代了此前一個長期內（1957-1978年）存在的超越這個階段的“左”的路線。三是在組織路線方面依據唯物論的實踐論（主要依據長期工作實踐的表現）和群眾路線精確選擇黨的中央核心領導成員。這不僅可以使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和路線得到堅持，而且可以得到不斷發展，從而使得包括發展在內的黨的事業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陳雲指出比較方法是體現唯物辯証法的重要研究方法，強調“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2﹞據此，隻要把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做一比較，對這個問題就可以很清楚，蘇聯共產黨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解體了。中國共產黨做到了這一點，不僅黨的本身得到了不斷鞏固和發展，而且在經濟改革發展方面取得了世界現代史上的奇跡！

可見，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三

《講話》第三部分指明了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的根本立場、新的發展理念以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面。《講話》這部分內容創立了發展和改革的眾多重要方面。第一，新的發展理念。改革以來，黨在發展理念方面的發展，大體經歷了四個具有裡程碑意義的階段。一是1981年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新路子﹔二是2001年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三是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四是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和這次《講話》中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是前三次發展理念的繼承和最大發展。其繼承明顯表現在協調、綠色和共享三個方面，其發展則突出表現創新、開放兩方面。

把創新提升到新發展理念的第一位，首先是突出了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這一時代特征。如果不說原始社會，那麼在農業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發展雖然對社會生產的發展也起了重要促進作用，但它並沒有直接成為生產力要素。到了工業經濟時代，科學則直接成為生產力要素。到了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又躍升到生產力的第一要素。在這個時代，科學技術的發明和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比以往時代無可比擬地加快了，其對社會生產力發展作用力度也無可比擬地增強了。﹝3﹞把創新提升到新的發展理念的首位，同時也突出了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中薄弱環節，以及實現經濟由大變強的迫切需要。我國不僅已經成為制造業的第一大國，而且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但大而不強，其制約的關鍵要素是科技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但突出科技創新的重要性，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反映了當前我國在這方面還擁有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主要包括人力資本數量巨大，制造業體系完整，科技創新園和現代大型實驗室的發展，產學研的聯系趨於緊密等。突出科技創新的重要性還意味著彰顯歷史唯物主義關於生產力是決定社會發展根本因素的原理。從這些方面說，把創新提高新發展理念的首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我國實際情況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典范。但這裡所說的創新並不限於科技自主創新方面，還包括由作為第一生產力的科技創新必然要求和推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創新以及經濟運行的體制、機制和業態等方面的創新。

就黨的文件看，把開放作為發展理念提出來，也是第一次。這是同開放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相聯系的。一般說來，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和以信息化為重要特征的知識經濟化時代，開放對各國經濟發展都是重要的。但在我國現階段它還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我國成為經濟大國並正在向經濟強國邁進的條件下，實行並擴大開放，對利用國際國內兩種市場、兩種資源，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促進我國實現由大到強的轉變，具有特殊重要意義。而且我國現階段在人才、制造業、外匯、人民幣國際化和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經驗積累等方面還擁有眾多有利條件。當然，這同時也意味著面臨著各種國際的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這是其一。其二，作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大國，其在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以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方面，國際責任化也大大加強了。因此，把開放作為新的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提出來，也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我國新國情和時代新特征相結合的典范。

但我國對外開放的經濟性質既根本區別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代的對外開放，也根本區別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對外開放。在當代存在的四種經濟類型的對外開放中，我國對外開放的經濟性質與其它三種經濟類型的對外開放也存在重大的甚至根本的差別（已見前述）。這種區別是不容抹煞的。但當前國際上一種論調，把我國在非洲實行的對外開放說成是“新殖民主義”。這實際上是我國改革過程中多次發生的市場經濟姓“資”的謬論，在當代世界開放中翻版，即認為開放都是姓“殖”的，這顯然是別有用心的歪曲。但在理論上說來，它既否定了開放這一經濟范疇的一般性，又否定了這一范疇的特殊性，就一般性說來，開放作為社會生產資源在國際領域中的配置，是市場經濟一般在對外經濟經濟關系方面的延伸，同時也是作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結果的國際分工發展的產物。就特殊性說來，開放總是同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比如，帝國主義國家實行的對外開放就具有侵略性質，就是殖民主義。而我國的對外開放是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聯系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的延伸。其基本特征是主張平等合作、互利共贏。它不僅根本區別殖民主義，而且要通過倡導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逐步遏止乃至最終消除以往時代留下的殖民主義或殖民主義殘余。當然，這是一個同美國為首的少數經濟發達國家反腐博弈甚至尖銳斗爭才能實現的過程，是需要的許多代人的艱苦努力才能實現的過程。可見，無論從開放一般來說，或者從開放特殊來說，把我國在非洲實行的開放政策說成是“新殖民主義”都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第二，《講話》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堅持辯証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上功名，把兩方面優勢都發揮好。”這個論述既指明了當前這方面研究的正確方向，又提出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道路。

這裡涉及到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矛盾統一關系。首先，必須肯定，鄧小平關於“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4﹞的理論，是他開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內容，是繼毛澤東創立的新民主主義論之后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新的發展階段﹔也是他在列寧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即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個國家取得勝利的理論）取得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理論（即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同時在許多資本主義同時進行方能取得勝利的理論）之后，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而且必須存在市場經濟理論取代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於公有制社會商品生產必然消亡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但據此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不存在任何聯系，從而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不存在任何矛盾，並不符合我國改革實踐。

從哲學意義上，“差異就是矛盾”。﹝5﹞從這種意義上說，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顯然存在矛盾。再進一步就市場經濟一般來說，還會明顯看到二者之間的矛盾。就市場經濟一般來說，市場經濟就是作為這種經濟基本規律的價值規律決定的價格調節社會生產資源的配置。這種價格機制必然導致參與市場各主體之間發生盈虧的差別。這一點在作為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股票價格的決定上尤為突出。這種差別又會導致以財產佔有為基礎的貧富差別。這是其一﹔其二，部分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權錢交易。而權錢交易從一般意義上說與市場經濟中交換原則是相通的。其三，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主體總是以逐利為目的。從一般意義上這一點也是與以一切向錢看為特征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相通的。可見，即使隻從市場經濟一般來說，它也為改革滑向資本主義提供了條件。當然，這只是可能性。

再具體到我國轉軌時期的市場特殊來說，那麼這種可能性還有滑向資本主義的現實危險性。其矛盾就更為突出。當前這種現實危險性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經濟領域中嚴重的兩極分化，政治領域中嚴重的貪污腐敗和思想領域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泛濫。這種現實危險性是同我國轉軌時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特點相聯系的。第一，改革的復雜性（詳見前述）。第二，改革的艱巨性。改革的復雜性同時也意味著改革的艱巨性。而且，改革阻力貫穿於改革全過程，並呈現加大的趨勢。在改革起始階段，這種阻力主要是來自維護計劃經濟體制的觀念，以及反映這一體制利益要求的群體。伴隨改革的進展，形成了多元的利益群體。毫無疑問，改革是符合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他們都是改革的獲利者。但在改革過程中還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借助改革的不完善之處，採取合法、半合法和全非法手段，獲得巨額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成為暴富群體。他們的利益訴求就是維護改革進程中存在的半計劃半市場的現狀。這種現狀正是鞏固和增強他們既得特殊利益所必需的經濟環境。比如，那些借助侵佔國有資產、貪污腐敗、操縱股市和走私等而致暴富的人群就是這樣。而且，伴隨改革的進展，這些人群會成為改革最強大的阻力。顯然，這是形成改革艱巨性的一個極重要因素。第三，改革的長期性。要成功地進行這種改革，一個根本條件就是要有正確反映改革規律客觀要求的黨的政策指導，以及實現這一要求的法律保障。而人類認真客觀規律的過程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6﹞的過程。把這種正確認識上升到黨的政策和國家法律層面所需要的時間就更長。這種認識過程同時又意味著改革中發生失誤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失誤又是進一步拉長改革時限的一個重要因素。上述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在拉長改革進程方面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改革的復雜性、艱巨性和長期性使得改革滑向資本主義成為現實危險性。如前所述，改革長期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決定的。從這種相互聯系的意義上可以說，這種危險性集中地突出地表現在改革長期造成的后果上。這種長期性必然使得半計劃半市場的狀態長期存在。實踐已經充分証明：這種半計劃半市場狀態正是鯨吞公有生產、尋租盛行、投機猖獗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泛濫最有利的生態環境。因而也是暴富群體得以壯大的最有利的生態環境。顯然，這種群體的壯大就意味著改革有滑向資本主義的現實危險性。

但這只是說改革有滑向資本主義現實危險性，而不是客觀必然性。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勝利是改革走向的客觀必然性。決定這種客觀必然性的，是歷史唯物主義揭示的決定社會發展的三條主要規律。第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規律。改革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強有力也推動了改革以來的經濟發展。誠然，當前我國經濟中也存在眾多問題，其中有些問題還很嚴重。諸如經濟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失衡、經濟效益較低、科技創新和環境污染嚴重等方面的面貌雖然都有顯著變化，但並未根本改觀。但改革推動了我國經濟的巨大發展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以致改革后的經濟發展贏得國際輿論的普遍贊揚，被譽為“中國奇跡”，這正是改革強大生命力所在。第二，人民群眾是決定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的規律。而改革在推動社會生產力巨大發展的基礎上，大大提高了人民福祉。人民分享的這種豐碩的改革成果，是他們擁護改革的決定性因素，也是改革持續向前推進、不可逆轉的主要力量。第三，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有的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反作用規律，主要是作為其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毛澤東說過：“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如前所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是適應歷史唯物主義兩個基本規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以及人民群眾是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要求的。但實現這一點主要決定於科學的理論和路線指導。而中國共產黨創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其中包括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以及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四個全面”的戰略部署正是這樣的理論和路線。它是指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証，也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反作用規律作用的特殊表現。

可見，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經濟特殊來說，它不僅不等於資本主義，而且並不必然導致資本主義，二者並不是對抗性矛盾。不僅如此，它還同社會主義本質還有一致的一面，並且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強有力的工具。按照鄧小平理論，“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總結。”﹝7﹞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作為最有效地社會資源的配置方式，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強有力的手段。因此，《講話》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確的。當前國內外存在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觀點，固然是不正確的，那種認為市場經濟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的觀點，也是沒有根據的。

當然，由於缺乏經驗和其它各種社會原因，在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市場經濟兩方面的優勢上都遠沒有到位。比如，在抑制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上，不僅在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優越性上沒有到位，在遏止市場經濟在這方面的負作用上也沒有到位。再如，在推動科技創新上，不僅市場經濟在這方面的優越性沒有得到充分發揮，半計劃狀態在這方面的負作用也沒有得到有效遏止。因此，《講話》強調“堅持辯証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把兩方面的優勢都發揮好”，是完全切中時弊的。

四

《講話》第四部分精辟地揭示了中國已經、正在並將繼續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故鄉的社會根源。《講話》指出，“實踐是理論的源泉。我國經濟發展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蘊藏著理論創造的巨大動力、活力、潛力，要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講話》首先的科學史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科學總結。世界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史表明：一般說來，科學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社會實踐的產物。這包括社會實踐的發展提出了科學發展的需要、認識源泉和條件。

馬克思主義（包括政治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亦會如此。《共產黨宣言》在論到作為科學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產生在19世紀40年代的德國時曾經明確指出：“共產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於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夜，因為同十七世紀的英國和十八世紀的法國相比，德國將在整個歐洲文明更進步的條件下，擁有發展得多的無產階級去實現這個革命，因而德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隻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8﹞這個分析表明：作為科學社會主義誕生標志的《共產黨宣言》在1848年發表是源於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直接序幕的實踐需要。

列寧在1902年《怎麼辦？》一文中寫道：“歷史現在向我們（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引者注）提出的當前任務，是比其它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一切當前任務更要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即摧毀這個不僅是歐洲的同時也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強大的堡壘，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為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9﹞可見，在列寧看來，在20世紀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俄國。這樣，適應這種革命的需要，俄國就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的列寧主義的故鄉。

歷史表明：毛澤東在20世紀40年代創立的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一階段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正是依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總結，並適應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的需要。鄧小平在上世紀后半期開創的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階段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也是適應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踐需要。

顯然，《講話》提出要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是基於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迫切需要。《講話》還深刻分析了實現這一任務的世界獨有的有利條件。

《講話》同時是對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界發出的號召和動員令。每一個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工作的學者都需要珍惜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遵循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方面所做的進一步發展的理論，深入研究國內外的實踐經驗，把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繼續推向前進。

﹝參考文獻﹞

﹝1﹞習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Z﹞.新華網，2015-11-24.

﹝2﹞陳雲文選﹝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71-372.

﹝3﹞汪海波.論科學技術的歷史發展﹝J﹞.中國浦東干部學院學報，2015，(6).

﹝4﹞鄧小平文選﹝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5﹞﹝6﹞毛澤東選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7，296.

﹝7﹞鄧小平文選﹝M﹞.第三卷，373.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85.

﹝9﹞列寧全集﹝M﹞.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40.

（汪海波，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