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思想建構：哲學與文化

　　在馬克思的思想建構中，哲學與文化是互為中介、建設性互動的，也可以說是互詮互釋的解釋學循環關系。從這一角度審視馬克思的思想建構，對於全面而深刻地領會和把握馬克思哲學的真諦，具有重要的學理價值和啟示意義。

　　人類掌握世界的多維方式為哲學提供了廣義文化背景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著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於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據朱光潛先生考証，所謂“實踐精神的掌握”並不是同其他掌握方式相並列的一種獨立的方式，而只是對藝術的和宗教的掌握方式的限定。顯然，馬克思在這裡明確地提出了人類“掌握”世界的方式問題，認為人同世界打交道有思維的、宗教的和藝術的等不同的方式。這意味著人類是沿著真善美不同維度能動地、創造性地建構屬人世界的，它涵蓋了人類文化的所有可能的維度。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人類思想史上實現了一次偉大的變革，但對這種變革究竟表現在哪些方面，尚有不同的解讀。其實，馬克思在哲學上的變革，除了根本改變了哲學的原初基礎之外，更深刻的在於重建了哲學觀本身，亦即確立了人們看待哲學的全新方式。這至少包括：第一，哲學不再是哲學家書房裡或大腦中的思辨游戲，而是變成了人的存在方式的歷史展現及其完成本身。第二，哲學的使命不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這使哲學從根本上突破了狹隘知識論的限囿。第三，哲學被置於廣義的文化亦即真善美多維背景下加以定位和領會，哲學與文化在馬克思語境中達成相互建構的解釋學關系。

　　馬克思對真善美的深刻洞察，為哲學確立了一個廣義的文化背景，為恰當地理解哲學，從而建立健全的哲學觀提供了可能。馬克思所處的時代也是實証主義盛行的時代。在實証主義看來，哲學不過是科學的幼稚狀態。“社會學之父”孔德就把人類文明劃分為神學的、形而上學的和科學的三個階段，在他看來，哲學不過是前科學形態罷了。這極大縮減了哲學的文化蘊含，使其淪為一種褊狹的知識論辯護方案，人的存在論向度就被遮蔽掉了。這是馬克思所不能接受的。馬克思以廣義文化為視角，在真善美的三維結構中建構自己的哲學，突破了過去那種將哲學與科學的關系作為唯一坐標來看待哲學的狹隘視野，使哲學變成了真善美的反思形式。由於從哲學上奠定了實踐這一人的存在的原初基礎，馬克思在自己的思想建構中對哲學所作的這種廣義化的理解，就成為哲學本身具有必然性的內在訴求了。

　　馬克思的哲學建構當然包含著真的維度，但卻不僅僅局限於實証方法，還有善的和美的視野。這正是馬克思在人類思想史上所完成的偉大變革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標志。馬克思對人的存在及其時間性的展現所作的考察，內在地體現著實証與思辨、理性與價值等多維視野的統一﹔對資本主義及其啟蒙現代性所作的批判性解構，充分體現著歷史與道德的統一，既歷史地肯定其必要性和必然性，又以超然的眼光指出其歷史暫時性和消亡的不可避免性。馬克思把美同人的歷史解放內在地聯系起來領會，不僅揭示了美的歷史內涵，而且給出獲得這一內涵的歷史條件。可以說，馬克思的哲學及其所蘊含的哲學觀，都體現了真善美的高度統一。

　　在馬克思那裡，共產主義意味著至真、至善、至美的內在融合和最后實現。首先，人的實存在與本質達到統一之后，就不再以扭曲的方式而是以其本真的方式表征人的本質，這也就是人的歷史存在本身的祛蔽，即馬克思存在論意義上的真理的發生。其次，當相對的善同相對的惡之對立被歷史地揚棄之后，絕對的善便在歷史中現身，這與其說是實現了道德，倒不如說是超越了道德更恰當。再次，馬克思語境中的審美被理解為人的歷史解放，它不再局限於少數人的職業行為，而是變成了整個人類的存在方式本身，可謂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這個“大美”就是絕對之美。顯然，真善美在極致之處也就彼此相通了。它們的這種統一，構成共產主義亦即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所說的“自由王國”的基本內涵。按照馬克思的說法，整個前共產主義階段的歷史，其實不過是人類的“史前期”﹔隻有當共產主義來臨之后，人類才開始真正地進入“人的歷史”。

　　因此，從歷史的演變看，真善美有一個由相對走向絕對的過程。在相對性的意義上，三者是多元並存的關系﹔但在絕對性的意義上，它們則在極致之處彼此相通、合而為一。就具體的歷史維度而言，在前共產主義社會，真善美還是相互分離的﹔到了共產主義社會，它們必將不再彼此隔膜，而走向內在的統一，至真也就是至善，至善也就是至美。它們統一於人的存在的歷史展現的完成，統一於人的實存向人的本質的復歸，統一於人的歷史解放，統一於人的自由的真正實現。

　　從哲學視野審視並揭示人類文化的本質和歷史演變軌跡

　　馬克思不僅從廣義的文化視野去審視哲學，而且反過來從哲學視野去審視人類文化。從最一般意義上說，所謂文化就是人化。但文化不是靠一句空洞的斷言就可以打發掉的，它必須蘊含特定內容。馬克思哲學作為實踐的唯物主義，從邏輯上為闡釋人類的文化創造奠定了原初基礎。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謂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深刻地揭示了文化的本質內涵。這種對象化就是實踐對人之為人的存在方式的能動建構，文化因此才是“生產”性的。用后來斯賓格勒的話說就是“方成”的，而非“已成”的。人們注意到，幾乎所有既存的文化定義，大都囿於文化的預成方面，把文化界說為人類或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存在模式”，或者界說為人的“生活樣法”，都只是著眼於文化的預成性，而忽視了文化的生成性和創造性。馬克思“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的命題，卻體現著預成與生成、繼承與創造的有機統一，避免了以往文化定義的局限。

　　在馬克思的語境中，這一揭示本身就充滿著辯証性質。著眼於歷史的長時段，我們不難發現，文化經歷了由人的自我肯定方式到否定方式的轉變。這一吊詭，在馬克思的思想那裡不能不具有歷史辯証法性質。文化一開始無疑是作為人的自我肯定方式而被創造出來的﹔但悖謬的是，在人類歷史上，它又以自否性的姿態表征為對人的異己化關系。例如，資本主義佔有制使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我的文化維度，都形成了否定性的關系。馬克思所謂的“人類學的自然界”或“人化了的自然界”，就隱含著生態危機的可能性，它在全球化背景下甚至已經變成了現實的威脅。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科學”作為當代文化最富有象征性的形態，甚至也“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這種歷史的辯証法，恰恰是馬克思哲學在文化問題上的深刻之處。它不僅預言了危機，揭示了危機的深刻根源，還為人類擺脫危機昭示了真正的出路。

　　作為洞察文化現象背后秘密的方法論原則，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還為透視文化權力的實質提供了依據。馬克思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因為“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這恰當地揭示了文化領導權和話語權背后深刻的社會基礎和物質根源。無產階級同樣需要擁有文化領導權和話語權，但它不再是狹隘階級利益的修辭方式，而只是為人類解放所作的必要准備。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人類的普遍交往造成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這進一步導致“世界文學”的產生。《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世界文學”是個大概念，象征並喻指人類精神文化的所有基本形態。歷史辯証法表明，文化的演進不都是正面的，也有否定性的方面。文化的全球化趨勢，存在著走向文化勻質化的危險，威脅到文化的多樣性。唯物史觀告訴我們，在全球化背景下捍衛文化多樣性，就必須使人與人的交往模式由“主—客關系”轉變為“主—主關系”亦即互主體性關系。而要實現這一點，就不能不有賴於社會制度層面的變革和優化。馬克思曾經寫道：“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的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恆的歷史規律。”這意味著，文化的命運，歸根到底取決於它所體現的生產方式的發展程度。這一唯物史觀的立場，無疑是文化決定論和文化相對論的一副解毒劑。

　　馬克思哲學的歷史觀不是線性的、直線式的，而是通過辯証否定而展現的螺旋式上升的模式。這種歷史的辯証法，為把握人類文化的發展趨勢提供了范導。就此而言，在馬克思語境中，哲學給出了人類文化的演化邏輯，有著對文化的深刻的歷史洞察。在馬克思看來，“人的原始的豐富性”經過舊式分工、現代私有制、作為謀生手段的勞動的支配和奴役，日益變得片面化、貧乏化、抽象化。隻有歷史地揚棄這種異己化狀態，人才能夠以一種全面的方式重新佔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當然，這種重新佔有是在否定之否定意義上的回歸，它既不是完全的重演，也不是離開起點的背叛。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寫道：“留戀那種原始的豐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須停留在那種完全空虛之中，也是可笑的。”在他看來，前者是浪漫主義立場，后者是資產階級立場，它們必須被同時克服和超越。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資產階級的觀點從來沒有超出同這種浪漫主義觀點的對立，因此這種浪漫主義觀點將作為合理的對立面伴隨資產階級觀點一同升入天堂。”這種尋求合題的取向，在時間性的展開中，就表征為在否定中的重新肯定，或者說在新的基礎上向出發點的復歸。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得好：“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兒童的真實再現出來嗎？”這裡，馬克思甚至是用詩意化的語言象征地表達了他對人類文化未來演化軌跡的富有洞察力的預期。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倘若離開了馬克思哲學，這種對文化的預期還是可能的嗎？（作者單位：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