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在全體黨員中開展“學黨章黨規、學系列講話，做合格黨員”學習教育方案》（簡稱“《方案》”），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認真貫徹執行。《方案》明確指出，開展“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基礎在學，關鍵在做，總體要求是實現四個“進一步”，其中第一個就是“進一步堅定理想信念，提高黨性覺悟”。可以說，這既與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加強黨性修養一脈相承，也充分體現了新形勢下全面從嚴治黨的鮮明時代主題。結合正在全黨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就黨性修養的相關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毛澤東思想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祝彥。
黨性概念的形成過程
遼寧日報：我們常說要講黨性，那究竟什麼是黨性？
祝 彥：按理說，“黨性”這樣的政治概念，大家已經耳熟得很。但是，要深究起來，又恐怕一兩句話未必能說得清楚。因此，我們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黨性”這一概念的由來及其內涵解釋。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中，最早論述黨性的是恩格斯。他是將黨性與哲學一起聯系起來講的，即哲學的黨性原則，與辯証唯物主義關於哲學基本問題的科學論斷密切相關。
列寧曾從廣義上給黨性下過一個定義：“黨性是高度發展的階級對立的結果和政治表現。”黨性“要求在對事變做任何估計時都必須直率而公開地站到一定社會集團的立場上”。無論是恩格斯對哲學的定義，還是列寧所闡述的黨性，都指出了一個政黨固有的階級本性，也就是黨性具有階級性。黨性與階級性是密不可分的，它以階級性為基礎，但又不等同於階級性，而是高度發展了的階級性，是階級性的最高表現。
遼寧日報：我們黨的“黨性”概念是怎樣形成的？
祝 彥：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就體現了鮮明的黨性立場。但是在黨的文獻中，“黨性”一詞的出現比較晚。
在黨內，最早對黨性概念進行闡述的是劉少奇同志。從1938年底在河南澠池縣八路軍兵站講黨性修養的時間上來看，劉少奇同志是黨內對黨性和黨性修養進行系統和深刻闡述的第一人。
從我們黨的歷史來把握，可以初步將黨性定義為：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共產黨員對黨的先進性應具有的自覺意識，是對黨的性質、宗旨、紀律的真實認同與自覺遵循﹔ 其思想表現是黨員觀察問題、處理問題所持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在行動上則表現為黨員的政治、組織、廉潔、群眾、工作、生活紀律和作風﹔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須在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中不斷增強。這個闡述包含這樣幾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結合黨章來講的，黨性首先是對黨的綱領路線的認同與實踐，維護黨章、踐行黨章，就是黨性的最具體表現﹔ 第二個層次是講黨性在思想上的體現，即要掌握和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樹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行動上則要求體現優良的作風，嚴格要求自己，使黨性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得到生動體現﹔ 第三個層次是講黨性對於一個共產黨員的重要性，要把加強黨性修養作為一切事業的基礎來對待，才會對黨性予以高度重視，不能一說黨性，就把它當成大話、套話、老話，予以敷衍塞責。最后，黨性鍛煉必須在黨內生活中進行，在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檢驗，不是光嘴上說說、紙上寫寫、會上表表態，而是必須經受具體斗爭和實際工作的考驗。
遼寧日報：關於黨性的統一認識，正式形成標志性文獻是在什麼時候？
祝 彥：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把黨性問題作為一個獨立概念形成決議在全黨提出。當時的實際形勢要求，全體黨員都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下團結起來，成為有組織的整體。
黨性的時代內涵和特征
遼寧日報：我們黨為什麼如此強調黨性？在新形勢下，有著怎樣的針對性和必要性？
祝 彥：對於黨的先進性，劉少奇同志有這樣的論述：“共產黨是代表著現今人類社會中最光明的最進步的方面，是人類最高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寄托和發育之所。世界上最覺悟、最進步、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富正義感的人士，集中在共產黨中。”
歷史已經証明，黨性關乎黨的生死存亡。今天，要經受住“四種考驗”、戰勝“四種危險”，中國共產黨人就更加要明白強調黨性的意義，更加要以十分認真的態度去加強黨性修養。
遼寧日報：除了階級性之外，黨性還有哪些特點？我們該如何在發展中把握這種特性？
祝 彥：結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黨性的論述，聯系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我們可以總結出中國共產黨人的黨性，除了鮮明的階級性，還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突出的先進性。其先進性具體表現在理論武裝的先進、階級基礎的先進、政黨品質的先進、奮斗目標的先進以及高度的自覺性——黨性的保持與提高，不僅靠外力，更靠黨員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做到慎獨和自省。二是具體的實踐性。改造的過程就是實踐的過程。因此，黨性是實踐著的理論、行動中的哲學。黨性不僅寫在黨的綱領文獻中，更要體現在每個黨員為之奮斗的具體行為上。通過實踐體現黨性，使黨性生動化、具體化。三是強烈的時代性。黨性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的變化和面臨的實際情況，需要補充新的內容，從而體現出時代性。比如，在中國共產黨內，關於黨性問題的討論，從很早就開始了，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幾次，每次的側重點都不同。
古田會議期間。毛澤東同志雖然沒有明確提到“黨性”這個概念，但分析批評了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指出其主要表現在一是無原則的黨內斗爭，二是當時黨和紅軍內存在的嚴重主觀主義傾向。這實際上沒有明言什麼是黨性，但從反面說明了什麼不是黨性。
延安時期。全黨開展了整風教育運動，1941年5月，毛澤東同志首次從另一個角度提到“黨性”這個概念——“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是共產黨的大敵，是工人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我們應當說，沒有科學的態度，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完全。”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針對黨內的分散主義傾向，毛澤東同志指出：“一致的行動，一致的意見，集體主義，就是黨性。”這就使黨性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表明了黨的任務和所面臨問題的現實要求。
改革開放前后。鄧小平同志在1975年主持整頓工作中，針對黨內存在的嚴重派性斗爭問題指出，“每個干部都要把黨性放在第一位”。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同志又旗幟鮮明地指出，“所有共產黨員都要增強黨性，遵守黨的章程和紀律”……
黨的十八大以來。無論是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還是“三嚴三實”專題教育，乃至正在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以及最新修訂的《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准則》和《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都納入全面從嚴治黨的戰略部署，表明當前黨中央對這一問題的高度重視。為什麼這樣強調黨性的重要呢？2013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指導河北省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時作了回答，“黨性是黨員干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須在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中不斷增強”。
每名黨員都要加強黨性修養
遼寧日報：既然黨性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共性的要求，那會不會抑制個性發展而導致黨的活力減弱？
祝 彥：的確，這涉及到黨員的個性問題，難道為了加強黨性就可以抹殺黨員個性？對於這個尖銳而敏感的問題，我們黨沒有回避，而是直截了當地給予回答——黨員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但“這並不是說，在我們黨內，不承認黨員的個人利益，要抹煞黨員的個人利益，要消滅黨員的個性”。不僅不是抹煞黨員的個性發展，相反，黨組織承認並鼓勵黨員根據其個性和特長來發展自己，而且在一切可能條件下幫助黨員根據黨和人民的利益要求發展自己、提高自己。
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同志論述了黨性和個性的關系，突出強調了個性的重要性。他認為，黨性就是普遍性，個性就是特殊性，沒有一種普遍性不是建立在特殊性的基礎上的。“……其實人有各種各樣的，隻要他服從黨綱、黨章、黨的決議，在這個大原則下，大家發揮能力就行了”。
遼寧日報：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重要指示中強調“要把全面從嚴治黨落實到每個支部、每名黨員”，這對黨員“兩學一做”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祝 彥：實際上，黨內學習教育一直都是春風化雨式的，這是我們黨的一大優良傳統。作為一名黨員，一定要以健康積極的心態去理解、響應、擁護和行動。可以斷定，這種思想政治建設不是階段性的，會一直延續下去，從而常態化、制度化。對“常態化”不宜狹隘理解，這不單是指學習教育成為常態，從廣義上講，最終是指政治生態、社會形態、心靈狀態的改變，回歸到一種本真的常態，從而使全黨和全社會呈現風清氣正的局面，整個社會和人們的生活去“大躍進”化、去功利化。在這一過程中，每名黨員都要發揮帶頭作用。
落實到每名黨員，看似嚴格要求，實則是關心和愛護。當前，面對“四種考驗”、面臨“四種危險”，每名黨員都必須有憂患意識、趕考心態。因此，對“兩學一做”的理解，也不能像完成一次任務那樣去對待，而應提升到哲學層面，讓學習教育成為思想、思維、認識的革新與升華。通過學和做，堅定理想信念，不能因現實問題而讓理論變成灰色的。對於每一個黨員來講，黨性修養不是懸空的，應該以道德修養為前提和基礎。
遼寧日報：作為一名黨員，我們應該怎樣加強黨性修養？
祝 彥：加強黨性修養，就是要按照黨性原則辦事，自覺地對照自己、檢查自己、改造自己﹔在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過程中，努力把先進性和純潔性作為畢生追求。可以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五種修養入手，即從加強理論修養、政治修養、道德修養、紀律修養、作風修養入手。具體如何做？在工作實踐中鍛煉與培養，在嚴格的黨內生活中不斷增強，關鍵一條就是慎獨、自省。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學一做”是所有黨員正心修身的必修課。（記者/譚怡/史冬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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