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幾年厲以寧先生發表的重要演講中，我多次注意到他提及經濟中的三種調節，也就是市場、政府和道德調節。在他看來：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是一隻無形的手，以其自然規律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整，是一隻有形的手，靠的是法律法規政策，政府調節起著引領規劃的作用。道德力量則是第三種調節，是一隻看似無形卻又有形的手，並且是歷史最悠久的一種調節。
他進一步闡述，從時間上看，市場幾千年前才有，原始公社解體后部落之間出現了商品交換，而政府的出現則晚於市場。可是在沒有市場和政府出現之前，經濟運轉靠的是什麼？是一種道德力量調節。以后有了市場，有了政府，同樣需要道德來調節。最后他總結道：市場調節是無形的，政府調節是有形的，道德力量調節則是無形卻有形、有形又無形。
這個關於有形和無形的調節，使我聯想到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對此的論述。很多人知道亞當·斯密對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的論斷，卻往往忽略他關於另一隻手的論述，那就是對情感道德之手的總結。
亞當·斯密認為在一個商品社會和市場經濟中，市場有自己的成長邏輯和運行規則，同時也內生了自己的調節方式。而每個市場參與者也就是每個市場經濟的個體，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都有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沖動。這樣一來，如果充分利用市場內生機制，放任個人自由競爭，這隻看不見的手就會起到自動調節的作用，使社會資源分配達到最佳狀態。
斯密關於無形之手的判斷影響深遠，以至於后來推崇市場的經濟學家都以此為依據，甚至將市場的自然調節當作經濟運行中唯一的調節，唯此為大，以至於武斷地認為人本質上是自私的，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市場當然也是利己的，市場為大的理論后來發展到了極致，幾乎成了市場原教旨主義。
所以在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亞當·斯密的另一部巨著《道德情操論》，他在裡面提出：道德的基礎是同情，而設身處地為別人著想，關心別人的幸福就是同情。在這裡，他說的是利他主義。因為在他看來。同一社會裡，市場中的經濟人一樣可能成為情感約束下的道德人，而無論利己主義還是利他主義都出自人類的本能，並非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樣只是利己主義出自人類的本能。亞當·斯密進而指出，隻有社會所有成員都具有同情心並以此作為行為准則時，社會才能安定和諧，才能持續發展。
他在這本書中講道：“當別人的幸福或者痛苦在多方面都取決於我們的行為時，我們就不敢像自愛可能暗示我們那樣把我們的利益放在其他許多人的利益之上。這時內心那個人馬上就會提醒我們，我們把自己看得太重，把別人看得太輕了，而且那樣做我們就把自己變成了我們同胞鄙視和義憤的恰當對象。特別高尚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就不會為這種情感所左右。”
為此他甚至提及遙遠的、自己從來沒有到過的中華帝國，假設中國出現大地震，億萬中國人被地震所吞噬，有些人會對此巨大災難表示下同情后就忘卻了，而對自己失去個小手指頭這樣的事都會永生難忘。他以此來批評這種以我為中心的行為。進而指出：“一個人絕不能把自己看得過於重於別人，而為了個人利益傷害或者損害別人，即使自己所獲得的利益要比對別人的傷害大得多。”
在表達上述理念時，亞當·斯密既強調了道德作用，也說明了人本質的雙重性甚至多重性：人本性不只是利己的，也是利他的，不只是僅僅想到自己的，也是顧及別人的。所以就要平衡兩者之間的關系，不能讓市場自由一體獨大、到了無以復加的高度，讓人的行為起於私欲又止於私欲而不加任何形式的限制。
亞當·斯密當年在英國北部古老的拉各斯大學長期講授“道德哲學”，應該說他對這個領域研究深度並不亞於他對經濟學的研究，其成果甚至早於經濟學。而在幾百年前他生活的年代，不但倫理學在英倫學術界是道德哲學的一個部分，就連經濟學也是道德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使他在寫《國富論》的同時，也在不斷修改《道德情操論》，前后超過五次，一直修改到其生命的最后幾年，可見他對這本書的重視。
亞當·斯密在分析人類情感時是從道德高度、從個人和社會福祉為出發點的。他在此書中還談及了同情、正義和仁慈，這些都是擁有廣泛社會認知的優良品德。在他的眼中，人類天生就有著多面性，對任何一面的過度解讀都不是正確的方法論。
同時，亞當·斯密還指出人類情感要表現適度，因為隻有表現和發泄適度的情感才是最完美的情感，同時也是一種美德。所謂適度，就是在人際交往中讓人感到合適的程度，讓人感到合適的行為，讓人感到舒適的舉止，也就是說恰到好處。
而伴隨情感的適度而來的就是行為的適度、對快樂表達的適度和對痛苦表達的適度、對美好事物表達的適度和對丑陋事物表達的適度。隻有當社會的成員都能具有令人愉快的高尚情感和適度行為時，社會才和諧。仔細想想，亞當·斯密在這裡闡述的就是中國古代哲人講的“物極必反”和“過猶不及”的道理：無論做任何事都不能過分，即便辦的是好事，出於好心，否則就可能走到了其反面。現代人常說的所謂“底線”也有類似的道理。
這個底線可能是法律的底線，如果法律和規定有所規范的話﹔或者就是道德的底線，那就是人類普遍的認知。在這個意義上，即便是自然規律，如果發展到了極端、危及人類的生存，那人類也有改變自然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具有合理性。就像人類圍堰筑壩免得水白白流逝一樣，就像在干裂到寸草不生的大地上降人工雨一樣，市場中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如果造成災難，作為政府或者市場管理者，則有責任進行糾偏。當然干預也要適度，也要知道見好就收，也要按著市場的規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