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沈陽北方重工集團有限公司工人在拆解出口到巴西的盾構機。盾構機主要用於軌道列車隧道建設，已成為中國走向高端制造的標志之一。
新華社發
在比亞迪美國蘭開斯特工廠，電氣工程師正在進行電路檢測。中國制造汽車進入美國這個傳統“汽車王國”。
新華社發
當前，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四個方面的重大關系，即經濟增長和結構性改革的關系、短期資本流動和長期投資的關系、科技創新和促進就業的關系、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關系。本報今日起連續推出四塊專版，深入探討相關問題。
——編 者
凱恩斯主義“治標不治本”
渠慎寧
凱恩斯主義興起於20世紀初西方主要經濟體出現的“大蕭條”時期。凱恩斯主義認為，由消費、投資、政府購買與進出口構成的總需求是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驅動力量。當總需求不足時，市場並不能自發調整實現充分就業的目標。此時，政府應當通過財政或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以實現充分就業與價格穩定。在凱恩斯主義者看來，政府要注重解決短期經濟問題，而非等市場在更長期的時間段自我修正。需求側的政府干預是減緩短期內經濟蕭條或過熱的最重要手段。在經濟蕭條時，政府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會借助乘數效應放大其對總產出的拉動效果，而寬鬆的貨幣政策則能通過降低利率來刺激投資。
二戰后，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國家政府治理經濟的信條。然而，在實踐過程中，凱恩斯主義的弊端不斷顯現。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爆發導致西方國家普遍出現了“滯脹”（經濟停滯而通貨膨脹卻持續高漲），凱恩斯主義的經典教條對此卻束手無策。凱恩斯主義者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周期的效果受到質疑。
在貨幣主義者看來，政府應該使用更加審慎的貨幣政策。貨幣“放水”僅在短期內對總產出有效，長期隻會導致通貨膨脹。新古典宏觀學派更是引入“理性預期革命”來批判凱恩斯主義者，並通過論証“巴羅—李嘉圖等價定理”指出政府發債還是增稅，都不會對經濟產生影響，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在中長期將無效。中長期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無效性暴露出凱恩斯主義“治標不治本”的缺陷。
近年來，凱恩斯主義者逐步吸納了貨幣主義與新古典宏觀學派的一些觀點，在傳統凱恩斯理論中更好地融合了長期與短期的經濟波動，並加入“理性預期”與長期“貨幣中性”的思想（即長期看來貨幣供給的變化隻會影響價格、工資等名義經濟變量，但對就業、經濟增長等實際經濟變量並無影響），發展成為新凱恩斯主義。
新凱恩斯主義認為即使市場參與者能准確預期政府行為，但由於市場不能即時出清，短期內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仍會有效。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放大了新古典主義的缺陷，推動了凱恩斯主義的回歸。陷入金融危機的各國紛紛採用擴張性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刺激經濟，但實際效果不盡如人意。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等歐盟國家大肆發債挽救本國經濟，但卻促使歐債危機爆發。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導致希臘等國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迅速增加，而其經濟增長速度並不能保障償債能力，債務違約風險凸顯。至今，歐盟仍未能脫離歐債危機的泥潭，經濟復蘇步履蹣跚。日本的“安倍經濟學”，依托量化寬鬆政策，推動日元貶值、股價上升，意圖實現企業利潤增加、勞動者工資提高的良性循環。然而，最終受益者隻有大企業，勞動者的工資漲幅相當有限，未能充分推動個人消費。2015年，日本實際經濟增速僅為0.4%，幾乎為零增長。歐債危機和“安倍經濟學”的失敗表明，新凱恩斯主義仍未擺脫“治標不治本”的效果。
從本質上看，凱恩斯主義隻能調控短期經濟過熱或蕭條。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並不能影響長期經濟增長。長期看，以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為代表的供給側生產要素變化，才是經濟增長的最終推動力。人力資本可提高勞動力要素質量，而技術進步可提高社會全要素生產率。
發揮市場機制決定性作用
馮立果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暴露了原來潛藏在各主要經濟體內部的結構性問題以及世界經濟內部的深層次失衡問題。在經歷了貨幣政策的集體性量化寬鬆和經濟緩慢復蘇后，世界經濟仍然沒有形成新的內生增長動力。
客觀地說，世界經濟面臨的關鍵問題，不僅是短期的金融危機，更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以及中長期不景氣。因此，盡管結構性改革要觸動固有利益格局，但全球主要經濟體在這個問題上必須勇往直前。
美國、歐元區、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廣泛存在著限制市場靈活性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美國主要是產業結構問題。次貸危機反映出美國的產業結構存在重大缺陷，主要是美國實體經濟與金融經濟失衡，即產業“空心化”。美國除了使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還先后推出《美國制造業振興法案》、降低制造業稅收負擔、吸引美國海外企業回流等政策，全力重振美國制造業。從近兩年效果看，美國結構性改革已經初見成效。
歐元區國家主要是成員國之間的財政結構問題。歐元區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的產業發展存在不平衡性，歐元區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也存在嚴重不協調性。近兩年，歐元區採取了寬鬆貨幣、緊縮財政的政策組合來刺激經濟，但“高失業、高負債、低增長”局面仍然沒有根本改變，其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仍然難以解決。
日本主要是人口結構問題，即嚴重的少子化、超級老齡化甚至人口絕對數量減少。日本政府實施了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和擴張的財政政策，但政策效果並不好。有日本學者指出，央行可以印出錢來，但印不出掙錢和花錢的人。如果不能顯著改善超級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日本經濟很難好轉。
當前和今后較長時間內，全球主要經濟體結構性改革的關鍵原則，就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主要生產要素供給、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第一，改革勞動力市場及相關制度，提高勞動參與率，增強勞動力市場供應的靈活性。人口和勞動力問題既是供給側結構性問題，又是需求側結構性問題。從供給側說，人口結構老化、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會弱化勞動力市場供給，進而增加企業勞工成本﹔從需求側說，老齡化社會的消費能力會顯著下降，同時政府債務會顯著增加。著眼於中長期經濟增長，主要經濟體應該加大對生育政策、福利政策、人才政策、移民政策、社會保障政策的改革力度，最大限度開發現有人力資源，引進國外人力資源，提高勞動參與率和參與數量，增強勞動力市場供應的靈活性。
第二，推進瀕危金融機構、“僵尸企業”的重組或破產，實現優勝劣汰和市場出清。世界500強和美國500強中，有不少連續多年嚴重虧損或資不抵債的企業。這些企業所在的行業領域的產業組織結構必須得到更新和優化。但由於“大到不能倒”等現象，這些金融機構或企業的破產重組存在諸多障礙。推進結構性改革，必須要破除制度性障礙，實現優勝劣汰和產業再生。
第三，強化市場在全球科技資源配置和創新中的決定作用，提高產業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客觀地說，世界主要經濟體現在仍然缺乏劃時代的革命性的重大創新，所謂第四次工業革命仍然處於積累和孕育之中。歐元區國家和日本在全球科技競爭中已經有所落后。就未來而言，各大經濟體須繼續加大對於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讓市場在全球科技資源配置和創新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加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到來。
維護全球經濟體系開放性
黃陽華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定全球需求失衡是釀成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元凶”，主張以全球需求結構，特別是貿易結構的“再平衡”作為穩定全球經濟的主要手段。
作為戰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上述治理思路代表著既有全球經濟體系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導向，但正面臨著嚴峻的現實挑戰。一是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治標不治本。諸多國家為了擺脫危機的影響，紛紛實施刺激總需求的政策，結構性改革缺乏實質性進展，后危機時期經濟增長缺乏穩定性和一致性，表明單純依靠刺激政策直接干預經濟增長難以維持全球經濟的穩定。二是全球需求結構“再平衡”建立在各國內外部需求結構調整的基礎之上，在各國利益缺乏有效協調的情況下，極易滋生保護主義和排他性區域經貿協定，不僅難以有效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還對全球經濟體系的開放性造成了嚴重損害，從而形成惡性循環。因此，既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亟須在理論基礎和政策導向上進行調整。
全球經濟體系的開放性依賴於全球經濟的穩定性，后者又取決於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路徑。以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創新經濟增長路徑，構建利益共享的全球經濟體系，是維持全球經濟體系開放性的長久之計。
換言之，應通過各方共同努力，構建“以結構性調整促增長、以增長促穩定、以穩定促開放、以開放促普惠”的新型全球經濟體系。第一，創新經濟增長路徑是維持全球經濟穩定的重要途徑。長期的經濟增長需要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通過改革創新激發市場活力，實現增長模式從生產要素驅動轉向生產效率驅動。第二，構建平衡增長模式是維持全球經濟體系開放性的基礎。以需求管理為核心的經濟轉移增長模式是一種零和博弈，需求結構的失衡容易加劇經濟增長的非均衡性，激化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全球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實現各方利益融合的平衡增長，有助於建立起相容的全球經濟體系。
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取決於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提升，依賴於各方致力於維持全球經濟的開放性，共同發展開放型的世界經濟。首先，各國根據國情，推進國內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各國要加強相互溝通和協調，避免本國經濟波動和國內政策沖擊全球經濟體系的穩定性。
其次，消除制約生產要素跨國有序流動的制度性障礙。一方面是培育惠及各方的全球性市場，共同維護自由、開放和非歧視性的多邊貿易體制，防范全球市場的分割和貿易體系的分化，避免在區域性經貿協定中設置歧視性貿易標准、規則和體系。另一方面需要引導資本、人才和知識在全球范圍內合理流動，共同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以全球要素市場的改革優化全球產業布局，建立利益共享的全球價值鏈。
再次，重視新一輪產業變革對經濟增長模式創新的深遠影響。一方面，新一輪產業變革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釋放出強勁的增長動力，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但另一方面，新一輪產業變革也可能造成全球經濟體系的分化。各國應加強新技術、新標准、新產品和新商業模式的國際合作，讓新一輪產業變革的結構紅利更具普惠性，防止其固化當前不均衡的世界經濟體系。
最后，按照建設新型全球經濟體系的需要，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包括從關注全球總需求管理轉向供給側結構性調整，促進知識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增強發展中經濟體的代表性，等等。
（本版文章作者單位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