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麗芝
公務員人際關系框架主要涵括上下級之間、同級之間以及與群眾之間的關系，其在時空格局中相互交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機整體構成了人際生態。和諧公務員人際生態的建構，不僅是公務員工作開展的依托和事業成功的關鍵，還與組織公共服務和管理目標的達成息息相關。因而，審視公務員人際網絡的運行邏輯，在公共精神與和諧理念的引導下，調適人際生態中的張力與平衡，是服務型政府與和諧社會建設的應有之義。
一、 構建和諧公務員人際生態的重要價值
傳統東方哲學中蘊含著豐富的和諧人際思想。孟子提出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正是對和諧意旨的深度闡釋。和諧觀念也一直為西方哲人所推崇。弗雷德裡克·巴斯夏認為人們在交往中會構成和諧的社會，提出“和諧不意味著完美，而意味著改善”。[2]東西方時空整合視閾下的和諧人際生態涵括功能、時間、空間三個維度的意涵，與公務員個人素養、政府行政效能和社會公信度之間存在著深層的耦合關系與共振效應。
(一)有利於改善公務員個人素養
從功能維度來看，公務員人際生態意味著政治需求與情感供給的統一。公務員在人際交往中如何協調相互之間的關系，用怎樣的態度和方式彼此相處，決定性因素在於公務員自身的素養。和諧的人際生態有助於公務員個人素養的培育與提升，道德文化素養也直接作用於公務員人際生態的銜洽與協調，這樣一種良性耦合形成了極具動能的倒逼態勢。首先，服務型政府建設需要公務員具備較高的能力素養。中國社會長期以來重視各種關系的溝通與協調，在這種關系網絡的社會形態中，人際關系處理的價值日益凸顯，這種特殊性在公務員群體中顯得尤為突出。伴隨經濟社會的急速發展，現實行政環境躍遷對公務員公共管理、公共服務中人際關系處理的內容也在不斷更新與發展，所形成的能力倒逼促使公務員與時俱進地完善與提升自身素養。其次，公務員人際交往的情感體驗有助於自身素養的提升。人際交往過程中，通過相互了解、相互學習和相互影響，所形成各自的情感體驗，直接作用於參加交往的每一個人。和諧的人際生態促成了積極情感體驗與融洽人際關系的良性循環，供給了一個穩定的情感運轉軌道，有利於推動交往雙方的道德修養與文化素養的持續發展與穩步提高。
(二)有利於提升政府部門行政效能
從空間維度來看，公務員人際生態意味著空間格局與聯接結構的銜合。“和”是良好人際生態的體現，而組織中的“和”則是組織凝聚力增強、行政效能提升的重要基礎，和諧融洽的狀態最適合於組織目標的實現。首先，和諧人際生態提供了一個寬鬆的工作環境。公務員能夠專注於工作，自身能力得以充分發揮，進而獲得“解放生產力”的良好成效。同時，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組織之間信息交互的方式、頻率和暢通程度，都能對公務員人際關系的融洽與和諧造成深刻的影響。寬鬆而專注的工作氛圍，能夠極力促成組織成員間的交流與互動，為“發展生產力”提供內在驅動與信息支撐。其次，“人和”的環境強化了公務員對組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認同感是公務員自主意識與工作熱情的集成，有助於型構公務員與組織間的良性互動，增強組織內聚力，系公務員和諧人際生態的靈魂所在，對人際生態聯接結構具備質的規定性和前提意義。歸屬感則作用於公務員擔當意識與責任意識的強化，使公務員自發地承擔起更多的推動組織發展的責任與義務，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為建構一個積極有為的責任型與服務型政府鞏筑基石。
(三)有利於強化政府社會公信度
從時間維度來看，公務員人際生態意味著歷史積澱與時代發展的共鳴。公務員是政府開展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主體，是政府部門與社會公眾交流的中間媒介。雖然公務員個體行為不能完全代表政府形象，但公眾是通過一個個公務員的認知積累來看待和評價政府形象的。“這種印象是有意識和無意識、故意和非刻意的集合”[3]，最終匯聚成政府形象。一方面，歷史積澱奠定了人際生態的基調。社會公信淵源於公務員行政理念與公共精神契合度的趨同，既是政府良好精神風貌的外在顯現，又是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內在規約。公務員承擔著政府行政機關中的基礎性工作，其所代表的政府權威的根本體現在於履行好服務職責，建構公眾高度認同的政府，提升社會公信度。另一方面，時代發展掌控了人際生態的律動。和諧理念作為時代精神的重要內容，能夠有力地調節組織氣候，規范公務員的行政行為，在政府內建構起責任導向、服務導向的行動邏輯與價值取向。如果公務員人際生態失諧，則會呈現出一種病態式的組織氣候，工作上相互推諉、爭功好利，缺乏團隊與協作精神，勢必會迫使公務員行政行為乃至人際交往陷入行政失范的泥淖，繼而破壞政府的社會公信度。
二、公務員人際生態失諧的現實表現
社會關系是形塑人際網絡的基礎，而人際生態是社會關系的凝結框架與敘事模式，具備自身規范有序的運作圖式。由於轉型時期多元因素交互雜糅，原有關系網絡的運行邏輯遭受侵越，從人際關系的生成基礎、聯接結構和互動機制三個層面溢出負面效應，呈現出諸種失諧狀況。
(一)人際交往功利化
“人情交往”是中國語境所獨有的文化特征，它是貫穿於人們社會交往活動始終的一種社會情感和精神共鳴，被視為傳統親緣邏輯下凝結不確定性與碎片化經濟社會的根本路徑，規范了人際交往的生成基礎，是人際關系的紐帶。然而，這種基於倫理與情感的聯結，正逐漸蛻化成一種利益導向的交換關系。
首先，情感異化。官僚制作為現代政府組織體系的主要架構和鮮明特征，其所要求的政府公務員必須是理性化、規范化和非人格化的。[4]處在這種環境中的公務員正常人情交往受到壓抑，情感驅動不足，缺乏應有理解和關心。社會交換理論認為人的行為和活動都會受到獎勵或報酬等利益因素的影響。公務員自發形成的“錦標賽”式的行動邏輯異化了原先以情感維系的人際交往模式，人際關系的維護與發展不再以相互間的情感為前提，而更多的是以具體化物質性需求的滿足為出發點，“人情交往”蛻變成一場實質意義上的資源互換。
其次，關系物化。“他們的需要即他們的本性。”這是馬克思關於人性著名的論斷之一。隨著公務員人際關系精神層面的情感紐帶愈發物化，人際交往的工具傾向漸趨顯化。維護和諧人際生態所必需遵循的公平、平等原則被自我利益原則所侵越，資源交換嬗變為人們日常人際交往的重要准則，倫理元素被淡化甚至漠視，致使聯接情感和精神的關系紐帶功利化色彩濃重，人際關系混雜著庸俗的利益交換關系。公務員人際關系的功利化趨向使得以情感維系的關系模式中人際行為愈發缺少真誠的銜接與嚙合，而理性主義提供了“恰到好處”的解釋框架與行動路徑，進一步侵蝕了公務員人際生態的基礎構造性。
(二)人際關系表面化
人際生態結構的形成與穩定，與社會結構密切相關。隨著人際網絡的不斷拓展，人際交往的需求和契機日益勃發，交往所需的時間卻在不斷壓縮，趨現交往格局重新建構與關系網絡巨大解構並存的態勢，人際生態的作用場域與聯接結構遭受巨大沖擊，致使交往深度和穩定性不足，趨於淺嘗輒止，人際關系流於表面。
首先，“作秀”式交往。高度流動的現代社會使得人際網絡的穩定性逐漸流失，原本社會結構遭受擠壓，讓渡於現實的交往需求與交往心態，並生長出一套與之相適應的關系網絡。戈夫曼的“擬劇理論”聚焦於人際交往間的符號互動現象，即人們在交往中通過預設好的一系列符號工具展現出“戲劇性”的表演行為，試圖據此獲取良好的人際資本收益。在官僚制倫理中，傳統公務員人際生態的困境隱含於固有資源的有限供給和人倫道德的神聖崇顯這對二律背反的矛盾中，客觀上為公務員人際交往中“作秀”現象的延展供給了價值規定與行動指南。微信朋友圈的“點贊之交”來往頻繁熱切，然而單位同事之間盡管居住在一個社區、一個相同的院落內卻來往甚少。
其次，應付式交往。“交”與“往”的兩個向度共同標的了人際生態聯接結構的強度。交往之“往”實質上承載著動態化人際過程的內涵，而非靜止化、結構化的結果與效度。健康的人際生態不僅需要觀照“交”之構造性與穩定性，更涵括了“往”之互動性與協調性的考量，動靜相諧，方能全面把握和諧人際生態的意旨。公務員人際關系聯接強度的衰減直接引發諸如“節日問候言不由衷，假日小聚情非得已”等尷尬現狀，驅使公務員分剝出大量精力維系這種“點頭之交”式的平衡。正常、健康的人際發展被壓抑，交往熱情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主動性偏低，疲於應付。
(三)人際沖突常態化
隨著三十多年的變革與發展，在市場核心的經濟戰略、民主導向的行政理念、多元聯動的利益格局、動態復雜的公共治理需求以及日臻成熟的公民意識等諸多因素的深刻影響下，公務員人際互動的支撐機制與約束機制漸趨衰糜，公務員群體間的張力不斷增大，演繹出諸般緊張態勢。
首先，信任式微。信任是內嵌於人際互動過程的一種行動支撐機制，體現了人際交往中人們相互的心理預期及認同程度。中國社會轉型發展所伴隨而來的個人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困窘處境，極大程度地延展到了政治、文化及日常生活領域，公務員人際生態中的信任式微正是其重要表現之一。新型的社會關系和人際處理准則瓦解了倫理或是情感取向的“倫理社會”和“熟人社會”。在這種影響下，公務員普遍呈現出對職位權力的過分期待、對生存空間的相對焦慮以及對個人發展的患得患失等心理狀態。“官僚，像其他人一樣，都追求個人效益的最大化。”[7]遵循本位主義的工具理性指導，公務員人際生態的信任基礎動搖，抽離了作為人際“粘合劑”的信賴感與認同感，同事之間的張力不斷增大，顯示出相當的猜忌與戒備，信任價值貶損。
其次，競爭激化。一方面，約束機制的內在消解喚醒了競爭意識。和諧是傳統中國社會倫理中最為推崇的境界，儒家文化的基本主張就是“克己復禮”，倡導人在社會交往活動中應當禮讓相敬，這一觀念深刻內嵌於傳統人際交往之中;計劃經濟時代的人際關系建構在高度協調與穩定的基礎上，均衡狀態下的人際關系也是以倫理和情感為敘事內核的。但在當代的政治經濟環境躍遷的影響下，競爭意識逐漸覺醒、侵蝕並滲透到人們的交往活動中來，公務員群體也不例外。另一方面，制度規范的相對缺位激化了人際沖突。功利取向的理性主義供給了這樣一種行動邏輯：人們認為在競爭激烈的公務員隊伍中，隻有積極表現才能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佔據人際網絡中的優勢地位，爭取更多職業發展的機會。協調機制的相對缺位懸置了制度“應然”的剛性約束，本位主義“理所當然”地約化為行動者合理自洽的依據，當涉及職務晉升或其他利益相關事件時，缺乏一條為群體所共識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化解決渠道，公務員人際之間的沖突將無法避免且趨於常態化。
三、公務員人際生態失諧的成因分析
公務員人際生態失諧已成為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其現狀主要呈現出上述三個方面的特征。通過厘析人際生態的結構要素，從個體心理、組織體制與社會文化三個價值落點起底當前公務員和諧人際生態建設中的阻滯因素，明晰認知性失諧、制度性失諧與環境性失諧的演化機理。
(一)心理障礙引發認知性關系失諧
馬克思指出，人們“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6]因而，社會發展和社會存在所觸發的意識層面的心理障礙，誘發了公務員人際生態中個體認知偏差以及角色定位迷失。
首先，認知偏差引發的心理失衡。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的轉變伴隨而來的是經濟主體的增多與社會財富的急劇膨脹，民眾的收入分配方式亦隨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更加復雜利益關系的博弈使得民眾心理的非同質化趨勢愈發明顯。社會意識基礎性的“祛魅”引發的是關系介質的迭變，碎片化的人際網絡與原子化的個體被重新賦予了利益偏好與價值取向，誘使包括公務員在內的各類社會群體產生心理失衡，進而對公務員的交往方式乃至人際生態產生深層的影響。一些所謂“成功人士”優越和富足的生活狀態，致使一些政府公務員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心理。[7]市場經濟的天性，一定程度上喚醒了公務員的“經濟人”屬性，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和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角色之間不可自解地相互角力，這為公務員人際生態中表面化和功利化現象的滋生提供了發酵的溫床。
其次，角色迷失內生的利益沖突。社會角色理論認為，特定的社會角色對於個體的行為模式有著深刻的影響，規范和約束著個體的行為。每一個社會角色均被賦予了一定的社會期望，代表著一定的角色利益。作為政府組織成員，公務員既是公共權力的行使者，也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這一面向上，其行為代表著政府。但除此之外，公務員也是社會個體的一員，面向著社會角色的利益和責任。公務員往往面臨著職業身份和社會個體之間角色定位迷失的窘境，角色模糊和角色沖突現象僭生漸長。現實交往中，公務員必須長期保持高度理性、謹慎，借以掩飾自己作為其他社會角色所固有的情感、需求和動機等，繃張著脆弱的平衡，人際生態聯接結構強度的衰減，人際關系變得極不穩定。而當他們扮演兩種以上利益或需求相左角色時，積聚的壓力缺乏有效輸出路徑，矛盾沖突和角色混淆就難以避免，本位主義的行動策略佔據上風，致使公務員非正常人際交往乃至人際沖突等問題的發生。
(二)體制障礙造成制度性關系失諧
赫茲伯格雙因素理論的引介為制度結構分析提供了統合框架，囊括制度結構因素和非制度結構因素兩方面。在對人際生態的作用上，制度結構因素發揮其保健和維護功能，而非制度結構因素則著力於激勵與發展功能，組織體制障礙集中症結於作為保健因素的職能運行機制與作為激勵因素的資源配置機制兩個方面。
首先，運行機制受滯增大人際張力。一是職務分工不合理。傳統官僚制倫理在當前的權威體系中仍佔據重要地位，並深刻地貫穿於政府部門職能運行的始終。雖然每個公務員崗位應當承擔的工作職責都有明文規定，但在實際的工作分擔上並非是規范的。級別低、資歷新的公務員往往會遭遇工作任務分派不均、內容變化性大、任務量過重而難以適應或者無法駕馭等困擾，類似“三個閑成豬，兩個累成狗”等畸形辦公室生態圈的衍生，加速了人際網絡中縱橫方向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勢能積累，人際張力增大，人際矛盾激化。二是績效考核不完善。公正、科學的績效考核應當建立在對工作實績精准量化與多元主體客觀評價的基礎上，最大限度減少主觀因素對考核結果的影響。而在實際操作中，傳統官僚制倫理與現代化考核原則之間的博弈膠著，“看關系、論年資、憑主觀”的行動邏輯仍保有足夠的生存空間，績效考核難保公正科學，考核結果難以充分運用，加劇了人際生態的緊張態勢。
其次，資源配置失衡破壞人際和諧。一是職位管理不規范。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以說明中國傳統社會關系的特點。差序格局的維系是通過倫理規范、資源配置、獎懲機制以及社會流動等方式實現的，這與公務員人際互動機制中的路徑依賴與行動策略存在深層的共振效應。升遷壓力是公務員遭受巨大心理壓力的終極來源，然而職位晉升的現狀與《公務員法》中規定的選人用人原則仍有一段現實差距，職位晉升與任免過程中上級領導意志過重，掌控著資源調配的“生殺”大權。一些傳統糟粕思想伺機作祟，諸如裙帶關系、論資排輩、溜須拍馬等潛規則仍然深刻地侵蝕著公務員職位價值序列的科學性與規范性。二是薪酬待遇不均衡。不同地區、不同單位和不同層級的公務員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薪酬待遇差距，嚴重地刺激了廣大政府公務員的不平衡心理，增大了群體間、區域間的隔閡，阻礙了公務員健康人際關系的交流和拓展。此外，公務員收入水平不僅在群體內部有著明顯的差異，更難以與其他社會成員保持均衡，急速膨脹的國民消費水平與相對滯后的薪資待遇增長之間的逼仄漸趨於不可調和。這給本就脆弱的公務員人際生態創造了一個危機四伏、暗涌迭起的工作氛圍，滋長了非正常的人際交往。
(三)文化障礙導致環境性關系失諧
制度經濟學派大師諾思曾經說道:“從歷史中存活下來的、表現在社會文化中的知識技能和行為規范使制度變遷絕對是漸進的並且是路徑依賴的。”[8]研究人際關系失諧絕不可以忽視文化障礙的阻滯影響，它從傳統政治文化和現實社會環境兩方面為失諧行為提供了滋生沃土與路徑依賴。
首先，文化墮距留滯的慣性影響。一是中庸思想的影響。中庸思想已經深深地滲透到中國政治生態的骨髓之中，“執兩用中”、“過猶不及”等具有中和色彩的工作方式儼然成為人際評價和政治參與的重要准繩。在這一面向上，中庸思想正嬗變為現代化進程中稀釋人們進取精神的窠臼，公務員既要忍受中庸環境對自身個性精神和創新意識的壓抑，又要面對恪持中庸之道的同事更受領導賞識的現實，如果不能很好地調整與適應文化墮距所留滯的中庸邏輯，極易導致人際關系的緊張，而這樣一種合群行動策略所形成的惡性循環正深度沖擊了人際生態的均衡。二是小農意識的影響。小農意識作為最為典型的民族性格, 深刻地貫穿於中華文明的始終，“知足常樂”“宗派親族”這樣源自血脈的民族認同感，更是民族情感與民族信仰的集中顯現。懷有小農意識的人給自己預設很低的發展目標，思想上保守僵化，行動上固步自封，處事上隨和不爭。這種傳統思想對於現代行政活動亦有潛移默化的遷變作用，影響政府部門的行政風格和行政行為，內化為公務員人際交往的重要心理特征，契合於人際關系表面化的演化邏輯，“點贊之交”與“點頭之交”橫生衍盛，成為型構公務員和諧人際生態的一個重要阻滯因素。
其次，社會誤解焦聚的輿論壓力。一是過高的社會預期。公務員身處的工作環境與崗位承載著重要職能，因而受到了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在他們看來，公務員作為社會精英群體，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代表著穩定的經濟收入、可觀的社會福利以及良好的退休保障。然而對於絕大部分公務員的工作與生活狀況而言，這種社會評價並不完全符合實際，公眾因評價過高而產生了誤讀，對公務員提出了更高的行為預期和道德要求。處在焦灼關注中的公務員行為常被放大，“熬年資”成為部分公務員的默認選擇，“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工作態度，嚴重壓縮了人際交往的縱深與幅圍，致使人際互動不足，人際生態活力受到壓制。二是固化的公眾誤解。絕大多數公務員服務在基層一線，不僅需要直面各類社會矛盾和沖突，還可能經受民眾的一些不滿情緒和過激行為。很多民眾對於政府公務員群體已經產生了“臉譜化”的印象，面對公務員時，腦中自然浮現出固有的偏見，容易忽視公務員工作的辛苦和可能存在難處。在這種陣營式對立思維的影響下，大多數一線公務員枷負著較重的思想包袱和精神壓力，損害了工作熱情與積極性，人際交往主動性受挫，甚至衍生出官僚式的冷漠與遲鈍，進而深化誤解，陷入人際生態的惡性循環。
四、公務員人際生態失諧的調適路徑
通過分析公務員人際生態失諧的成因，探尋符合中國語境下人際均衡的新視角與新思路，從微觀理念、中觀制度與宏觀環境三個層面著手，致力於發掘人際關系維護與發展的有效調適路徑，實現公務員人際生態健康化、規范化、和諧化運轉，正是公務員職業發展、服務型政府建設乃至社會健康有序運行的題中之義。
(一)培育公務員和諧交往理念
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培育公務員和諧交往的理念，必須提高對復雜環境的准確認知能力，明確自身在人際網絡中的定位，調整行動策略，使之適應於現代化進程中的高度復雜性與不確定，有利於從根本上調適由個體心理障礙所引發的人際生態失諧狀況。
首先，提高公務員環境認知能力。一是提高公務員心理調適能力。新的社會問題、新的社會環境、新的關系網絡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公務員利益膠結場域中的辨別力與反應力。強化多元情境中公務員的承受能力與適應能力，實現實時的知覺調整和自我調適，對於公務員在復雜環境中尋求自洽途徑與實現人際均衡具有重要意義。二是強化公務員能力素質鍛造。公務員必須與時俱進地加強自身能力建設，以應對日趨多元的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需求，政府部門也應當積極組織針對性、實效性的培訓與學習，提高公務員綜合素養，縮短彼此之間的知識、能力差異，增加公務員相互之間的能力信賴，進一步增強彼此發生人際交往的內在吸引力。尤其要對公務員人際交往技能進行培訓，很多公務員人際關系出現問題是無意識的不恰當人際交往行為所致，而非刻意破壞人際交往或不願往來。
其次，理順公務員各類人際關系。一是構建契約化的上下級關系。契約作為關系雙方所認可並承諾共同遵守的行為規則，它是人際之間信任建立的法律化手段。實現公務員上下級關系由以傳統差序格局型為紐帶的聯結向以契約型為軸心的相互信賴關系轉變，引導人際生態中的良性互動，已經成為中國特色“人情社會”命題下突破發展梗阻的深切需要。二是營造良性競合的同事關系。激烈的競爭離不開人們廣泛而深入地合作，合作是實現共同目標的基礎。營造公務員同事之間良好的競爭與合作關系，不僅能在行政機關內部建立一個良好的人際關系氛圍，使其各盡其職，各顯其能，還能優化政府職能部門間的協調運作，整體效能得以更大程度地發揮，實現 “共贏”之道。三是保持與民眾之間血肉相連的關系。構建公務員與民眾之間的和諧關系，要求公務員必須始終堅守民眾的利益，通過走進基層傾聽民聲，反映民眾的呼聲和意願，落實政策福利惠及於民，贏得群眾認同，與人民群眾同呼吸同命運。
(二)健全公務員職務管理制度
制度是秩序的保障。職務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是致使公務員囿於人際關系困境的重要成因。作為當前職務管理制度中的主要軟肋，必須在人際生態的維護與發展，即權責位對等和監督約束上多做努力。
首先，建立健全公務員能本管理制度。一是建立能力本位的晉升考核制度。公務員能本管理的敘事邏輯要求協調好職位、職責和職權的關系，確保能力與職位、薪酬、等級相協調，提供公平情境下公務員自我實現的渠道與保障。必須完善現行公務員晉升考核制度，立足於個體工作實績與能力素養，深入分析公務員對新崗位的匹配度與適應力，實現對公務員精准化、立體化的“能本管理”。二是健全互補型的人力資源配置方式。能本管理的理念是以能力為本，最大化地實現人的價值，其實質就是要建立一種“各盡其能”的運作機制，在保障原子化個體能力得以充分發揮的基礎上，實現人際生態系統功能的整體優化。通過調整公務員人力資源科學、互補的配置方案，實現同區域、同部門公務員間的能力互補、知識互補和優缺點互補，保証工作中能形成合力，促進公務員自我價值實現與政府行政效能提升，增勁公務員和諧人際生態的建構。
其次，完善職務晉升監督制約機制。一是完善職務晉升中領導意志的制約機制。現行公務員任用制度中，行政首長可以直接決定下級的職務升遷與任免，卻並未為這種任命權配套行之有效的制約機制。必須加強對上級行政領導用人責任追究的力度，“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二是完善公務員職務晉升全方位的監督機制。不僅要強調升職前的充分監督，更要重點保障公務員獲得晉升后的有效監督。前置監督可以確保公務員職務晉升的合法性與公正性，而事后監管則可以維護公務員晉升機制的長期性與有效性。在整個職務晉升程序的監督過程中，有效結合法律監督、人事監督以及工作監督等多種方式，構建全覆蓋的監督體系，提升監督實效，強化約束作用，為構建一個公正平等的人際生態環境提供制度保障。
(三)優化公務員人際生態環境
環境是發展的支撐。公務員人際生態的調適與發展，依托於更堅實的信任基礎、更便捷的交流工具以及更友好的人文環境。優化人際交往環境必須有賴於公務員交往態度和能力的提升、組織服務理念與文化的內在認同以及社會公眾的積極參與和良性互動。
首先，完善人際交流的軟硬件設施。一是培育人際生態的信任基質。一方面，創造公務員人際交流條件。鼓勵人際交流范圍的拓展，促進人際互動頻次提升;倡導與發展無障礙溝通，促使更多的人際交互行為的發生，加深彼此的認識與認同，構筑信任基礎。另一方面，重塑人際網絡的情感聯結。積極探索部門間、區域間的多元互動形式，重塑和睦、融洽的組織氛圍;鼓勵公務員打破傳統人際格局的僵滯，將人際交往中庸俗化的工具圖式回歸到感情聯結的軌道上來。二是優化公務員人際生態的結構設計。一方面，創新人際生態的運營載體。人際關系的拓展依賴於功用適當的工具形式，推進公務員貼吧論壇、主題網站、微信QQ群等官方或自發的信息交流平台的建設，豐富信息交互的多元載體，以信息輸入、輸出的可及性與便捷性，促發公務員間深度、泛度的交流與共享。另一方面，優化人際網絡的組織架構。在日趨激烈的環境躍遷面前，傳統科層制組織架構因其固有的條塊與割裂，在應對公務員人際交往需求方面的調適能力愈顯不足，因而打破部門間、人際間的桎梏與隔閡，建立起暢通、便捷的交流通道，實現組織架構的扁平化、柔性化、網絡化運轉，是調適公務員人際生態的必由路徑。
其次，營建積極友好的人文環境。一是消弭傳統行政文化的負面影響。一方面以創新意識和進取精神為孢子，消除傳統行政文化中負面觀念的侵蝕，營造一個積極向上的文化“菌落”;另一方面以服務理念為營養質，強化公務員對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內在認同，使公務員真正認識到服務於公共利益是其行政信念的根本要求，通過行政文化和行政理念的“發酵”反應，促進公務員人際生態中“微生物”觀念上的代謝與均衡。二是爭取社會公眾認同。當前公務員人際生態失諧的外力很多時候源自公眾對公務員工作情況的誤讀。一方面，必須增加政府工作的開放度與透明度，完善公眾參與的方式和途徑，以積極有為的良性互動消釋公眾誤解，同時，公正明晰的宣傳和解讀能夠提高公眾對政府工作的認識與認同，有利於促進公務員工作的開展以及與群眾關系的融洽。另一方面，提高公共服務質量也是提升公眾滿意度的有力舉措。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公眾對公共服務質量有了更高的期待與要求，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服務需求，客觀上能夠為公務員和諧人際生態營造一個友好的社會環境。
結語
當前正是我國深化改革的攻堅期和深水區，公務員人際關系作為各類思想觀念和固化利益的集中體現，是政治新常態下不可忽視的且亟需重構的一種政治生態。因此，分析公務員人際關系中的種種失諧現狀，建構一個多元價值、多層分析、多方協同、多重舉措相互支撐的適調方案，引導公務員協調好人際關系以減少內耗及減輕心理困擾，從而形成合力服務社會極其重要。
項目基金：湖南省高校創新平台開發基金項目“地方政府績效管理創新模式研究——基於政務微博建設的視角”(編號：12K055)
作者：梁麗芝，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魯毅，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湘潭411105
（來源：中國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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