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我國農民犯罪的良法

近日，陝西省公安廳副廳長陳裡因約請農民工吃飯受到網友廣泛關注。陳副廳長是一位對農民犯罪學有很深研究的學者型官員。近日，其出版的專著《經濟利益與中國農民犯罪原因研究》一書，是我國少有的專門研究農民犯罪的著作，這也是他攻讀8年博士的成果結晶。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他結合本職工作，提出我國農民犯罪的壓力—反應模型，以及諸多預防農民犯罪的有效措施。這對於預防農民犯罪，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各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有一個現象卻令人憂思，那就是我國的犯罪率從20 世紀80 年代以來一直保持著明顯的增長趨勢，刑事案件數在2000 年左右有一個極其明顯的跳躍，被稱為中國的“第五次犯罪高峰”，這一犯罪高峰已經持續近10 年，沒有任何下降的趨勢，以各種統計指標度量的犯罪率在持續上升，其中農民及農民工的犯罪尤其引人關注。

陳裡在日常的大量司法實踐中發現，農民犯罪案件很多並不以犯罪為目的，而是在利益實現的過程中逐步發生的。在所有農民犯罪中，經濟利益是個核心問題。現階段我國農民犯罪主要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如盜竊、搶劫、詐騙、販賣人口、財產糾紛甚至販毒等。

生態經濟學中有著名的壓力—反應模式，即生態環境惡化，對人類生存產生壓力，於是人類不得不做出反應。陳裡認為，其實中國農民的犯罪也有很多相似之處，也遵循壓力—反應模式。我國改革開放以來，農民面臨各方面的壓力，比如，蓋房、養老、撫養孩子、生存致富，由於我國的各種社會保障體系太弱，這些經濟上的壓力，大多隻能靠農民自己去排解、發泄，個別人壓力解決不好，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犯罪也成為他們轉移經濟壓力的一種快速解決模式 。比如許多農民外出打工拿不到工資，就可能找老板報復甚至行凶。有些農民因野蠻拆遷拿不到合適補償款，出現產生各種不理智行為。其實農民對外界壓力的承受力很小，面對天災人禍、事業婚戀等壓力，心理素質較差的農民就很可能走上犯罪之路。

所以要想破解我國農民犯罪的難題，就應該結合壓力—反應模式，通過惠農政策進行綜合調試，通過阻斷經濟壓力往下傳的鏈條，讓這個壓力在適當的位置終止，從而減緩農民犯罪。預防農民犯罪的根本措施是對導致農民犯罪的壓力源進行調試，重新調整經濟利益關系，促使有關各方轉變對農民關系的內容、方式和渠道，改善與農民的關系，從源頭上削減、改良甚至消除施加於農民身上的經濟壓力。要讓農民採取合法手段致富、維護自身權益，不讓農民孤立無援。農民犯罪是由多重因素誘發，並經歷了一系列傳導過程之后最終發生的，可以針對經濟壓力傳導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做相應的工作，在其中任一環節上阻斷經濟壓力的傳導。在我國，農民權利經常得不到保障，沒有訴訟渠道，沒有話語權，他們往往會採取一些極端的方式。要完善農民的政治權利、公民權利，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給農民應有的政治地位。通過制度建設來建立和健全農民政治參與機制，不斷拓寬農民政治參與渠道。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使村民能夠通過正規渠道參與本村各項事務，真正實現村民自治。

防治農民犯罪必須協調社會關系，預防是基礎，我國農村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重點必須放在消除和減緩農民犯罪的經濟壓力上，放在預防犯罪上。通過提高社會協調和社會控制能力，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在涉及經濟壓力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全方位幫助農民減緩壓力，預防犯罪。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本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