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研究我國反腐倡廉歷史，了解我國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國歷史上反腐倡廉的成敗得失，可以給人以深刻啟迪，有利於我們運用歷史智慧推進反腐倡廉建設。”官廉則政舉，官貪則政危。在我國幾千年歷史上，中華民族創造了內涵豐富、哲理深刻的廉政思想，注重修身立德、為官廉潔，是許多思想家倡導的政治主張，也是一些政治家恪守的為官准則，深入研究和挖掘這些古代廉政文化內在精神，對於當前我國深入推進反腐倡廉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時代價值。

　　士志於道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蘊涵的精神追求。志於道核心就是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並最終達到為萬事開太平的境界。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闡釋了為人君子者，要在道、德、仁、藝等四個方面強化修養，並將立志高遠列為首要一條。曾子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他認為有遠大理想抱負的人一定會承擔重大的責任，實現這一抱負的路途必將漫長且充滿艱辛坎坷，隻有擁有剛強勇毅的膽識和志氣才能夠勝任。“士志於道”在今天看來，就是指一個人要具有堅定的理想信念。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腐敗之所以產生，其根源就在於無志無道，理想信念的動搖，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就會表現出黨性修養的缺失，政治上變質、經濟上貪婪、道德上墮落、生活上腐化。

　　遵規守矩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秉持的道德操守。人不以規矩則廢，家不以規矩則殆，國不以規矩則亂。戰國時期孟子就有“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的名言，精辟地指出了規矩的價值和效用。管子用“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這12個字，道明了人的欲望和規矩二者之間的矛盾關系，強調規矩重在執行、重在實效，必須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黨的十八大以來眾多“大老虎”的紛紛落馬，究其根源，就是其理想信念動搖、規矩意識淡薄、廉潔用權觀念不強所造成的。我們應以史為鑒始終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嚴懲不貸，決不能手軟，嚴守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永遠聽黨的話、跟黨走，始終把紀律挺在前面。

　　克己修身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褒揚的人生信條。克己，則清正而欲有節，修身，必事公而行無私。孔子提出“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荀子倡導“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深刻闡明了克己修身是需長期堅持才能取得實際成效的，不能有片刻怠慢。清代曾國藩《誡子書》“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養心之難，又在慎獨”。透過自修、養心、慎獨三者的邏輯關系，闡明克己修身重在慎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深刻理解和把握古聖先賢克己修身的思想精髓，自覺把踐行“嚴於修身”擺在首要位置，不斷加強黨性修養，在廉潔自律上作出表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養成“吾日三省吾身”的習慣，做到慎獨、慎初、慎微，避免“積羽沉舟，群輕折軸”。

　　德才並重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倡導的選賢標准。德乃水之源，才乃水之波。孔子提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強調道德對政治生活的決定作用。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一句“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不但對德與才的內涵作了精准的概括，而且辨証分析了德與才的關系。因此，黨在選人用人上，必須結合古代廉政文化德才並重的選賢標准，辯証把握德和才的關系，既要德才兼備，又要以德為先。對德才兼備的人，要重點培養，通過必要的激勵手段，引導其成長為焦裕祿、孔繁森式的優秀領導干部。

　　知足不辱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推崇的為人境界。知足者常樂，貪婪者常悲。老子《道德經》提出“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從“罪”“禍”“咎”三個層面指出了欲壑難填的危害。戰國韓非子指出“貪如火，不遏則燎原﹔欲如水，不遏則滔天”。我們正處在社會轉型期、利益調整期、矛盾凸顯期，腐敗的誘惑紛繁多樣，難免出現思想浮躁。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黨員干部，要懂得“故知足之足，恆足矣”的處事哲學，牢記“為官發財，應該兩道”，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要潔身自好，謹防貪欲之害，學會算人生的“總賬”，切不可為滿足一時的私欲，突破底線紅線而喪失個人自由、社會名譽，毀掉事業前途和家庭幸福。

　　感恩圖報是中國古代廉政文化躬行的處世哲學。感恩圖報是一種責任、一種擔當、一種敬畏，是處世哲學，更是人生的大智慧，須內生於心，外施於行。中國古代感恩圖報的諺語和故事比比皆是，《詩經·大雅·抑》“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道明了我國作為禮儀之邦“來而不往非禮也”的行事習慣和規矩。儒家經典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看似意在克己修身，實則目的在於“齊家治國平天下”，體現出由孝推及忠、廉的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相結合的一種家國同構的思想內涵。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領導干部應始終對老百姓、黨組織和國家民族抱有一顆感恩的心，並將其作為做人為官處事的基本素養，在全社會弘揚一種向上向善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