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路正
習主席在關於陸軍建設的重要訓詞中強調，要適應信息化時代陸軍建設模式和運用方式的深刻變化，探索陸軍發展特點和規律。在歷史長河中，陸軍體制編制、武器裝備和作戰方式不斷發生巨大變化，從冷兵器時代借助刀槍、弓箭、鎧甲等對陣角逐拼殺，到機械化時代利用坦克、火炮、直升機等進行火力打擊，再到信息化時代通過數字技術、特種部隊、聯合行動等奪取作戰優勢。智者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隻有主動適應形勢任務變化，科學把握陸軍發展特點和規律，大力推動陸軍結構重組、體系重構、能力重塑，才能真正實現陸軍建設的換羽騰飛。
從大到小，在組織結構上向小型化方向發展，由“規模陸軍”向“效能陸軍”轉變
實踐証明：“軍事技術越先進，越是可以用質量替代數量，而數量卻難以替代質量。”千百年來，大規模短兵相接的“兵力相撞”，一直是陸軍作戰的基本樣式，而信息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無論是強強對壘還是強弱交鋒，都已難現大兵團厮殺的場景。從美軍發動阿富汗戰爭，到以色列閃擊黎巴嫩，小型機動作戰的地位日漸突出。物理學有個公式：質量乘以速度等於動能。一支軍事力量的動能就是它的戰斗力。兵貴精而不在多，規模小、進程短、方法活的現代陸戰形態與制勝機理，要求陸軍建設必須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從世界范圍看，陸軍小型化已經成為基本發展方向，規模和編制日趨精干、合成、高效、多能。
經過幾次改革，我陸軍數量規模得到大幅度精簡，“朝著規模適度、結構合理、機構精干、指揮靈便、戰斗力強的目標邁出了新的步伐”。盡管如此，目前我陸軍總員額基數仍偏大。另外，我陸軍部隊類型構成偏少、編制缺乏靈活性、指揮層次過多、應變能力較差等問題凸顯，制約了戰斗力生成。因此，在陸軍建設發展上，必須摒棄“數量取勝”理念，通過壓規模、調結構，走出大建制、多合成、長縱深的傳統建設模式，向小實體、多類型、模塊化方向發展。2011年，德軍著眼建設一支精干、多能、海外部署靈活、適應現代作戰的陸軍，開始實施新一輪改革，約6.5萬士兵“卷鋪蓋回家”，31所軍營完全關閉，90所軍營人數大幅縮減，有的甚至被壓縮到不足15人。我陸軍也要切實優化力量規模編成，通過精簡整編非作戰單位、人員及老舊裝備部隊，為新型作戰力量“騰籠換鳥”，真正解決“頭大、身細、尾巴長”的矛盾，實現由“規模陸軍”向“效能陸軍”的轉型。
從少到多，在遂行任務上向多能化方向發展，由“單能陸軍”向“多能陸軍”轉變
傳統的陸軍主要活躍在陸戰場，隨著戰爭形態的演變，現代陸軍不僅要遂行陸戰場作戰任務，還要在多維疆域、信息空間、低空超低空戰場上完成不同作戰任務。基於信息化作戰的不規則、不對稱特性，陸軍在戰場上的任務，將是戰爭與非戰爭行動一體、打擊與保障一體、奪取與控制一體，這就要求陸軍確立多能作戰理念，改變單一作戰模式，在環境多變、手段多樣、對象多元的條件下展開多種行動，完成各項任務。伊拉克戰爭后，美國率先對陸軍結構、功能進行改革，提出建設“全能陸軍”﹔俄軍著眼應對局部戰爭和地區沖突，提出建設“高效陸軍”。從我陸軍部隊體制編制現狀看，雖然規模較大，但類型相對單一、任務界定模糊，難以滿足現代陸戰需求。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地形和氣候差異大﹔地緣政治環境復雜，熱點敏感問題較多，既有邊境自衛反擊、陸地攻防作戰的需要，又有遠程空中投送為背景的機動作戰等需求。同時，日益頻繁的非戰爭軍事行動，要求具備人力優勢、裝備優勢、部署優勢的陸軍，成為遂行多樣化任務的骨干力量。無論是參加國際維和、國際救援，維護華人華僑、海外利益，實施搶險救災、反恐維穩，還是支援國家經濟社會建設、支撐國家“一帶一路”戰略，陸軍都充當主力。
以往，陸軍通常依照部隊所在區域、作戰傳統及武器裝備等特點，執行相對單一的作戰任務，部隊建設效益和作戰效能相對不高，適應不了信息化條件下軍隊建設與運用的客觀需要。大變革帶來大挑戰，大挑戰呼喚大擔當。面對新的安全格局和使命定位，陸軍建設既要著眼應對較大規模戰爭，保持“地面終結力量”的地位作用，又要具備遂行多樣化任務、適應多元化戰場的能力，從傳統的“單能型”轉變為“多能型”。
從低到高，在作戰領域上向空中拓展，由“平面陸軍”向“立體陸軍”轉變
“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隨著作戰空間的不斷拓展，陸軍在戰場上的角逐日漸由地面延伸到空中，“飛起來”成為陸軍發展的明顯趨勢。尤其是在信息化時代，戰爭的立體性、多維性日趨突出，陸地、海上、天空、電磁空間同時交織進行，僅依靠地面機動的陸軍難以全面融入戰爭，隻能“上不去、干著急”﹔而且空對地打擊“目標盡收眼底”，無遮攔、無障礙的現實狀況，意味著地面兵團極易被“空中獵鷹”鎖定，時刻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外軍資料顯示，1個坦克或機步師兵力投送，大約需要鐵路平板70至80列。不難想象，這樣大規模的陸地兵力投送，在幾乎透明、發現即摧毀的戰場，怎會不招致毀滅性的打擊。海灣戰爭中，1個阿帕奇武裝直升機營曾在2小時內摧毀200多輛伊軍坦克﹔伊拉克戰爭中，直升機與坦克的交戰損失比為1︰20。面對來自頭頂的致命威脅，世界軍事強國紛紛將陸軍戰斗力建設重心上移，發展陸軍飛行化部隊，為陸地裝備插上翅膀，立體化的陸軍力量體系和作戰行動正逐步形成。
隨著陸航、無人機等陸軍飛行兵器的異軍突起，逐步成為制敵的關鍵力量，陸軍作戰行動樣式也呈現“空中化”特征。第二次車臣戰爭中，俄軍最大限度地發揮陸軍航空兵作用，取得了預期效果。時下，我陸軍空中作戰力量無論是數量規模，還是質量效能，都與世界軍事強國差距較大，適應不了信息化條件下作戰要求。要想在未來陸戰中爭得主動、贏得先機，必須大力加強陸軍飛行化建設，快速發展以陸航和無人機為主體的“空中多維殺手”及“蛙跳式輕騎兵”，讓沉重的陸軍飛得高、飛得快，搶佔低空、超低空戰場空間，實現由“平面陸軍”向“立體陸軍”的轉變。
從近到遠，在力量投送上向廣域拓展，由“區域陸軍”向“全域陸軍”轉變
能否將作戰力量及時、安全地投送到位，直接關系到能否有效遏制危機，能否不戰而屈人之兵，能否控制戰場鞏固戰果。陸軍作為地面的核心力量，拓展戰略投送地域，增強戰場機動能力，既能使作戰對手感知實在的威脅，又能以連續作戰銳勢達成作戰目的。為此，古今中外的陸軍都注重加強兵力投送。從13世紀蒙古軍團的遠征，到二次大戰德軍的閃電襲擊，陸軍戰場機動能力大幅提高，力量投送能力快速增強，廣域機動成為發展大勢和制勝之道。科索沃戰爭結束后，俄羅斯抽調200名空降兵組成一支先遣部隊，採取迂回機動的方式，在北約維和部隊行動前約1小時佔領和控制了科索沃首府普裡什蒂納機場，用200人的戰術行動達成了戰略目的，成為廣域奔襲機動作戰的經典戰例。我國周邊熱點地區和可能戰場，多位於偏遠地區，自然環境惡劣，不便於屯兵固守，隻能由兵力機動投送來補充。然而，目前我陸軍戰略投送能力與世界軍事強國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還是一支“區域陸軍”，任務適應性、及時性和行動拓展性、精確性等都受到極大影響，迫切需要通過轉型建設和實戰錘煉，實現由分兵守土、區域作戰轉變為既能擔負區域作戰任務、又能適應國土全域作戰需要，能夠在國土全部陸地疆域、各個戰略方向實現快速投送、適時部署的“全域陸軍”。為此要發展廣域機動部隊，以兵力投送代替前沿存在，可在國內2—3個戰略方向乃至國外1—2個地區遂行作戰任務，作為遏制危機、打贏戰爭的精銳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