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傳政
傳統儒家思想是以孔孟思想為基礎，吸納了“天人感應”思想、佛教道教思想以及唯心主義思想等，歷經漢代董仲舒的“大一統”，兩宋時期程朱理學，宋明期間的陸王“心學”的演變，形成了一套以宗法制度為核心，三綱五常為基本內容的封建禮儀道德規范，成為中國社會兩千年的主流思想，構成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基。步入中國近代社會，傳統儒學的境遇卻發生了較大變化。隨著西學的傳入，傳統儒學的主體地位發生動搖並且逐漸淪為近代各種政治力量表達訴求的載體，有時被當作批判和指責的對象，有時受到維護和利用。
在中國近代史上首先打出反對傳統儒家思想文化旗號的當屬洪秀全，目的為號召社會民眾參加反清斗爭，實現太平起事。洪秀全創建以“拜上帝”為核心，宣傳人人平等為主要思想的“拜上帝教”，以實現鼓動更多的社會民眾參與反清斗爭的目的，但這與長期以來以“三綱五常”、宗族觀念為基本內容的傳統儒家思想文化有著根本的不同。為打破儒家文化主導下的社會思想而建立起“拜上帝”這一新的社會信仰力量，洪秀全從開始就實行了反對儒家文化的做法，如“一夜縱火焚府學及城隍廟”，“每日辰刻禮拜，號曰‘拜上'，毀各廟宇神像”等。定都天京后，為了維系太平天國賴以存在的思想紐帶，洪秀全進一步禁止儒家思想的傳播。他把孔孟書籍“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還將《四書》《五經》的“一切鬼話、妖怪話、妖語、邪語一概刪除淨盡，隻留真話、正話”等。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洪秀全雖然視儒家思想為腐朽，但還是承襲了諸多封建陋習，如納妾和等級制度等，很明顯，依然沒有擺脫傳統儒家思想的束縛。與此同時，洪秀全毀壞、禁止儒家文化的行為還引發了傳統文人的強烈反對，如曾國藩就認為，太平天國“皆以兄弟稱之”，毀壞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秩序，並呼吁清大夫不要“袖手安坐”，從而激起了一個以儒學信仰為基礎並組建了軍隊與之對抗的湘淮集團勢力的形成。可見，洪秀全對待傳統儒家文化的不當行為成為太平天國敗落的一種必然。
在儒學受到內外沖擊下，湘淮集團不僅竭力維護儒家思想的主體地位，還試圖通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式對其進一步鞏固，以應對外患內憂的局面，挽救清廷的危亡統治。在太平天國大肆毀壞孔孟文化時，曾國藩就曾指出，“此豈獨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並要求，“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於是曾國藩推行儒家“禮治”，以“日教民以孝悌仁義之經”﹔全力恢復太平軍佔領區內的科舉考試，以至“兩江人士聞風鼓舞，流亡旋歸”等等。面對西學漸盛之勢，李鴻章等認識到，“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同時還認為西人之學“竭其智慧不出中國之范圍”，所以要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根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其目的就是“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於是，他們引進西方軍事技術、創建新式學堂等，以此完善儒學的“外王”“內聖”功能。但事實相反，儒學思想正統地位隨著洋務運動對西學的引入而進一步動搖，並受到時局的嚴峻挑戰。
康、梁企圖將西學與孔孟思想相結合，說服近代頑固勢力，實現托古改制，改變中國近代被動挨打的局面。洋務運動附帶而來的西方民主觀以及甲午戰敗激起的民族意識，與傳統孔孟思想產生了強烈的碰撞，引發了19世紀末的社會思想危機。在這種狀況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康有為、梁啟超借助孔孟旗號發出了社會改革的呼吁。康有為認為，“孟子大義雲：民為貴，但以民義為主，其能養民，教民者則為主，其殘民、賊民者，則為民賊”，所以，他認為，“孟子、荀子都認為桀紂非君，湯武非弒，其道理在於：‘為民賊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顯然，康有為的本意主要強調，“孔子以前的歷史，是孔子為了改變當時的社會狀況，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先王的言行寫出來的宣傳作品，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改革”。或許正是這種宣傳方式，讓維新思想一時獲得廣泛傳播，不僅吸引清廷大員紛紛參加維新派籌建的強學會、保國會以接受維新思想洗禮，也令光緒皇帝為之動容，並最終接受維新主張。然而，他們在隨后的改革中提出的“廢八股，倡西學”方案似乎又讓其政治訴求大打折扣，使官員基於傳統文化的信仰而對變法產生疑義。這似乎決定了維新變法最終的命運，卻開啟了近代思想啟蒙。
同維新派一樣，資產階級革命試圖把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理論和傳統儒家思想進行結合，使革命理論為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眾所周知，三民主義是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指導思想，該思想主要來自於西方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學說，但孫中山依然從古代孔孟思想中尋找三民主義的理論根源。他指出，“三民主義首淵源於孟子……孟子實為我等民主主義之鼻祖”。這是因為孔子主張，“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孟子提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同時，孫中山又依據孔子曾主張的“言必稱堯舜”以及孟子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從而明確提出“那些暴虐無道的就稱為‘獨夫’，大家應該去反抗他”。顯然，這種革命理論的闡釋使得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專制王朝順理成章，但也導致了長久以來建立的傳統禮樂制度的崩塌，以致在辛亥革命之后，“任何一方政治勢力和知識階層，都不曾即時提供一個在完整性上足以與傳統價值全面匹敵的替代系統”，這使得文化復古逆流趁機而入。
辛亥革命失敗之后，袁世凱借機大舉推崇孔孟思想，打出了“尊孔復古”的旗號，實際目的是為復辟帝制，“不過借祀孔之名，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復活之實”。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觀念一度廣為傳頌，但“根深蒂固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並沒有被先進的資產階級的價值觀擊潰”，於是，1912年9月，袁世凱發布《崇孔倫常文》，重彈“尊孔復古”的老調，“中國立國，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人道之大經”﹔“八德乃人群秩序之常”。很明顯，袁世凱此舉有司馬昭心之嫌，因為儒家思想文化不但代表中國傳統文化，也包含了封建專制禮教內容。正如1913年上海《中華民報》發表社論指出的，“因孔氏力倡尊王之說，欲利用之以恢復人民服從專制之心理”，換言之，“在尊孔的旗號下公開進行帝制復辟活動，則是不爭的事實”，隨后歷史也証明了這點。但最終的結果是，即使為“尊孔復古”搖旗吶喊的康有為、馬其昶等人面對袁世凱的復辟活動，也提出了異議，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袁世凱本人不但沒有實現皇帝的夢想，而且其推行的“尊孔復古”活動還觸發了一場近代思想文化領域的反孔運動。
事實上，大張旗鼓地恢復儒學正統地位的不止袁世凱，還有由進步變為保守的康有為，他積極成立孔教協會力圖恢復“禮崩樂壞”的秩序﹔甚至連美國傳教士李佳白也在吶喊、助威，“孔教與民國，民國與孔教，均有密切之關系，孔教昌則民國愈固”。這些鼓吹文化復古的行為反倒進一步激發了資產階級激進派開啟思想文化新時代的決心。正如陳獨秀強調的，“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后覺悟之最后覺悟”。
在經歷了辛亥革命果實被竊以及“尊孔復古”逆流，陳、胡等人深感儒學“是‘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正是儒學和孔子造成了今日中國的落后”，“根本的倫理道德，正與歐化背道而馳，勢難並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是，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為此，新文化運動領導者高舉“打倒孔家店”的旗幟，以《新青年》和北京大學為陣地，開始全面滌蕩傳統文化。陳獨秀提出，“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而“何能行於數千年后之今日共和時代國家時代”。吳虞更指出，“孔二先生的禮教講到極點，就非殺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殘酷極了”，等等。顯然，主導中國社會千年的傳統儒家思想儼然成為新文化運動首當其沖的口誅筆伐對象。這似乎預示著，“自20世紀的開始以來，孔夫子的運氣是很壞的”。
由此可見，不管近代的改良還是革命，各種政治力量都無法繞開儒學這個話題，他們的目的都是“由其現實的利益和要求出發，各取所需，或夸揚其（孔子）保守的方面，或強調其合理的因素，來重新解說、建造和評價他們，以服務於當時的階級的、時代的需要”。這也足以表明儒家思想文化的影響力之大。實際上，即使對中國傳統文化持較多批評的陳獨秀、胡適等人都不得不承認，“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敬的”﹔“我們反對孔教，並不是反對孔子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近代時人在利用和擴大孔孟思想的政治價值時，不僅帶來了傳統儒學思想社會角色的轉變，也導致其部分文化價值和社會功能的喪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