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武軍
由中國的國情與中國共產黨的黨情所決定，“干部恐慌”和“本領恐慌”一直困擾著中國共產黨。因而，早在建黨初期，黨中央就把開辦黨校、加強黨內教育作為組織建設和宣傳工作的重要任務。通過在黨校集中培訓的方式，對黨員干部進行黨的基本理論、基本綱領、基本路線、基本政策的啟蒙和再教育。1940年，中國共產黨建立起征調干部輪流進黨校學習的制度。這種學習制度一直堅持至今，為黨的正確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和黨在組織上的鞏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校作為黨內教育的最高學府，幾十年來，培養了數以萬計知行合一、德才兼備、忠誠於黨和人民的、治黨治軍治國的棟梁之才。回顧中央黨校的校史，我們可以更深刻地領悟“黨校姓黨”不是從外面貼予黨校的標簽，而是黨校與生俱來的特質。
中央黨校的命運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命運息息相關
中共中央黨校的校史是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是與中國革命史和新中國的建設史休戚相關的。中共中央舉辦黨校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25年10月創辦的北京黨校，至今已有91個年頭了。在中共黨史上，黨中央曾經三次決議辦中央黨校而沒有辦成。一是1926年2月中共中央曾決定在北京和廣州兩個革命中心各辦一長期黨校，稱之為“最高黨校”。但半個多月后，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局勢急劇惡化，而廣州忙於北伐，兩個最高黨校都沒有辦成。二是1927年中共五大期間曾設立“黨校委員會”，書記瞿秋白，並決定在武昌創辦中央黨校，招收學員300人，學期6個月，7月30日開學。但7月15日汪精衛“分共”，形勢急轉直下，中央黨校未能辦成。三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根據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的形勢，決定“設立紅軍大學與高級黨校，大批地培養軍事的與政治的干部。”但由於張國燾的分裂破壞，高級黨校也未辦成。
1925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大部分時間處於地下斗爭環境，在自己掌權的區域隻呆了不到兩年。中央舉辦黨校受客觀條件制約，帶有臨時性、規模小、無持續性、無固定校舍、專職教員少等特點。北京黨校、兩湖黨校和中央訓練班都是秘密舉辦的。1925年的北京黨校尚能以“北京職業補習學校”之名向北京市教育局申請注冊，1929年的中央訓練班則完全處於地下，連校址亦不可考。中共中央局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創辦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是建黨之后至抗日戰爭之前黨中央舉辦的規模最大、存續時間最長的黨校。因為國民黨軍隊的“圍剿”，辦學19個月，校址遷移三次。隨著中央蘇區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葬送，學校被迫停辦。
中共中央到了陝北之后，在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革命凱歌高奏，中央黨校經歷了11年另3個月不間斷的穩步發展的時期。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年頭，敵后根據地大幅縮小，黨中央實行精兵簡政的方針，將大批干部調回延安保留培養，使中央黨校一度達到學員3000，工作人員3000的規模，可謂興旺發達。當年，毛澤東曾感慨道：“全世界的共產黨，除了蘇聯共產黨之外，隻有中國共產黨有根據地，可以教育與訓練自己的干部。現在也許還感覺不到這有什麼好處，如果延安失掉了，就會知道延安的好處了，有那麼多的窯洞，還有二十二個文件可以閱讀，可以討論，更會想到這個時候吊兒郎當不注意學習是不應該的，那時候就會后悔的。”在延安的十年，是中央黨校歷史上第一個黃金時期。毛澤東為中央黨校制定了“實事求是，不尚空談”的校訓，並於1943年3月到1947年3月親自兼任校長。
1947年3月至1948年7月，因國民黨軍隊攻佔延安，中共中央主動撤離，中央黨校停辦一年有余。1948年11月馬列學院（即高級黨校）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開學，1955年改稱中共中央直屬高級黨校（簡稱中央高級黨校）。中央高級黨校集中了黨內一大批著名的專家學者，在理論界享有盛譽，是名副其實的一流學府。
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國家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中，黨和人民遭受浩劫，中央黨校停止招生，校領導遭迫害，教職工被下放，校舍被佔用。“文革”結束之后，隨著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國家日益繁榮昌盛。中央黨校1977年3月復校，平穩發展至今。
由是觀之，中央黨校與中國共產黨的命運息息相關，中央黨校的興衰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黨的興衰，也反映了國運的興衰。
中央黨校學員的構成是中國共產黨組織狀況的縮影
從學員來源看，中國共產黨是由點到面發展起來的，大革命時期，黨員數量不多，尚未形成全國的組織系統，黨的經費也十分緊張，中央舉辦黨校不可能面向全國招生。北京黨校60人主要來自北方數省，兩湖黨校80人來自湖南湖北。土地革命時期，紅白區域割據，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學員主要來自中央蘇區各省。初到陝北，中央黨校學員以長征干部、陝北干部為主，中國共產黨亟需“從蘇區與紅軍的黨走向建立全中國的黨”。
抗戰初期，黨組織迅速發展，黨員數量從1937年初的4萬多人猛增到1940年的80多萬。據1941年9月15日《中央黨校教務處第二學期（5月11日起至8月30日止）教學工作總結》統計，1941年第二學期在校學員638人（未編班者49人未計算在內），學員籍貫覆蓋了23個省。其中：河南68人，佔10.66%﹔河北65人，佔10.19%﹔山東22人，佔3.45%﹔山西54人，佔8.46%﹔陝西111人，佔13.4%﹔浙江12人，佔1.88%﹔福建9人，佔1.41%﹔廣東26人，佔4.08%﹔安徽17人，佔2.66%﹔湖南38人，佔5.96%﹔湖北32人，佔5.02%﹔江西36人，佔5.64%﹔廣西5人，佔0.78%﹔雲南3人，佔0.47%﹔貴州5人，佔0.78%﹔四川71人，佔11.13%﹔綏遠2人，佔0.31%﹔甘肅5人，佔0.78﹔江蘇37人，佔5.8%﹔遼寧10人，佔1.57%﹔吉林8人，佔1.25%﹔黑龍江1人，佔0.16%﹔西康1人，佔0.16%。中國共產黨已經通過民族解放戰爭成為一個全國性的大黨，已經完成了“建立全中國的強固的共產黨”的歷史任務。從這份學員情況統計看，完成這個任務的時間節點在1936年至1939年，這四年入黨的學員408人，佔學員總數的63.95%。其中1938年入黨的206人，佔32.29%。這一學期還有大革命時期的黨員11人，實屬鳳毛麟角。1932年和1933年入黨的學員55人，佔8.63%，而這兩年正是土地革命的高潮期。
從學員成分看，建黨初期的黨員絕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和少量工人，因而北京黨校和兩湖黨校的學員成分以學生為主，大部分是加入共產黨和共青團不久的青年知識分子，缺乏實際斗爭經驗。土地革命時期農民成分佔了黨員的絕大多數。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學員成分也以農民為主，大部分是1928年以后參加革命、有一定斗爭經驗的蘇維埃縣區級干部和紅軍基層干部。延安時期學員成分多樣化了。1941年第二學期638個學員中，工人150人，店員４人，學徒12人，職員6人，自由職業3人，農民150人，學生236人，教員33人，軍人28人，其他16人。學員成分的變化反映出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已經擴展到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但其主要成分仍然是工人（包括店員、學徒）、農民和學生，共佔86.64%。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黨員成分都會發生新的變化，黨內出現的問題也各不相同。因而黨內教育問題必然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課題。
從學員文化程度看，其變化呈馬鞍形。北京黨校和兩湖黨校學員文化程度較高，瑞金時期和初到陝北時文盲達半數以上。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首開文化課，教授語文、算術、歷史、自然地理常識。大教育家徐特立、大學教授成仿吾都講過文化課。許多學員在黨校不僅學到了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政策，而且揭掉了文盲的帽子，變成了有文化素養的人。
延安時期，隨著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大批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學員的文化程度也隨之提高。1937年至1941年中央黨校55個常規班次中，需補習文化的隻有兩個少數民族班和8個文化班，佔班級總數的18%。1941年第二學期，未上過學者104人，佔16.3%。在1942的正科，以及1943年后的一部、二部，學員的實際文化程度都在初中以上。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個學員，大學文化程度11人，高中6人、初中15人。從馬列學院第一期開始，學員實際文化程度都在高中以上。“文革”十年浩劫，國民教育停滯，黨員領導干部的文化水平也隨之下降。1982年中央黨校再次舉辦了一個為期三年的文化班，為一批思想路線端正、有實踐經驗的高中級后備干部補習文化。
從學員工作性質看，瑞金和延安時期的學員來自黨政軍群文等部門，而以做黨的工作的干部為主。比如，1941年第二學期學員中，在省、特委、縣、區、支部、小組做過黨的工作的共423人，佔66.2%。做政權工作的僅14人，其中省級1人，縣級7人，區級5人，鄉級1人。這和中國共產黨還是革命黨而不是執政黨的地位相符。這種狀況在共產黨執政之后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從學員的層次看，北京黨校、兩湖黨校學員主要是剛參加革命的黨團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高級班共辦三期，學員為縣團級干部，總數不到100人。1935年底至1941年底，中央黨校學員以縣級干部為主，高級干部不到20%。在1942年的中央黨校正科和預科，以及1943年以后的一部和四部，學員皆地委和旅級以上高級干部。比如，正科第三支部32個學員都是地委以上的干部。其中，12人來自國民黨統治區，從各根據地來的15人，中央機關的5人。地方工作干部26人，軍事干部6人。抗日戰爭時期參加革命工作的10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17人，大革命時期的5人，跟著毛主席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的1人（劉型），1928年留蘇的1人（羅少華）。參加革命工作最晚的也在1937、1938年，共8人。這種層次的干部在1944年7月的中央黨校達1100多人。
回想1926年，中共中央組織部曾有一個統計：“全國至少需要區執委、地執委、特支干部355名，而當時隻有120名，為實際需要的三分之一。”經過十多年的艱苦奮斗，隨著黨、軍隊、根據地的壯大和鞏固，黨的干部隊伍在數量質量上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后，高中級干部成為中央黨校輪訓培訓的主體。
綜上所述，黨校與黨本是血脈一體的，黨校因黨而立，黨校為黨而存在。堅持“黨校姓黨”，按黨章黨規黨紀辦學辦事，是黨校應守的本分。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