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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探索經濟增長與穩定的宏觀經濟管理 

——讀阿代爾·特納的《危機后的經濟學——目標與手段》

2016年03月03日11:26   來源:人民網-理論頻道

原標題:探索經濟增長與穩定的宏觀經濟管理——讀阿代爾·特納的《危機后的經濟學——目標與手段》 0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國際上的一些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陸續開始反思這場危機的短期因素和長期誘因。就連20世紀80年代風靡全球的世界體系論首倡者沃勒斯坦最近也著述表示,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昭示著西方社會體制正處在大變革的前夜,認為全球格局在未來幾十年肯定會變,但是如何變,他感覺自己也還沒有看清楚。

現任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阿代爾·特納勛爵2012年專門寫了一本《危機后的經濟學——目標與手段》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進行了深度分析,認為這次危機的發生既有理論上的誤導,也有政策決策上的失誤,值得深入反思。

特納兼任國際金融穩定董事會政策委員會主席、新思維研究所和法蘭克福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以及倫敦經濟學院、倫敦大學教授,長期致力於對21世紀面臨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挑戰的研究,並試圖對這些挑戰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方案。深讀《危機后的經濟學——目標與手段》,其中有幾個思想值得當前研究宏觀經濟管理問題時參考和反思。

反思傳統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基本假設

特納首先對現有經濟學的基本假設產生了質疑,認為,過去幾十年裡,在主流經濟學和政策研究制定領域中流行著一些關於經濟增長目標的假設,包括:一是經濟的發展和繁榮必須通過可以測量的GDP的快速增長來實現,衡量政府基本能力的指標是提高GDP的速度和擴大GDP的規模。二是自由的市場體制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三是在自由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不平等的發生是必然的,甚至,一定的社會不平等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之一。特納認為,這些假設在人們的意識中已經根深蒂固,形成定勢,支配著人們的行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這些假設成為整個政治領域的主流思想潮流和政策制定工具。

特納認為,反思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必須深刻反思上述假設,一是長期的經濟增長是否一定要成為富裕國家至高無上的政策目標?這一點目前尚不明確,但需要深入研究。他說,“我指出長期增長最大化不應該成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標。”(第96頁)一旦發生這樣的轉變,就會出現不同的情況。他指出,“一旦最大化經濟增長不再是目標,最小化經濟衰退就成了一個重要的目標。確保經濟穩定的宏觀經濟管理至關重要,而追求長期經濟增長率最大化的宏觀經濟政策就遠不那麼重要。”(第99頁)他在這裡提出了兩個目標:最大化經濟增長和最小化經濟衰退。目標不一樣,宏觀經濟管理的手段則自然不同。宏觀經濟管理的關鍵是目標的確定。當經濟增長由追求單純的GDP轉向追求人民福祉時,一系列的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就必須調整,在經濟領域包括金融監管、氣候變化、地方發展考核體系、發展規劃,在社會領域,基本公共服務的政策和社會治理的方式也需要進行適度的調整。在這樣的目標下,進一步的發展獲得的是“良性增長”,而不是“惡性增長”。二是經濟增長未必一定就能夠帶來全體人民的福祉,縱觀各國的發展經驗,經濟增長帶來社會不平等的現象比比皆是。三是自由的市場經濟手段並非是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的萬能手段。有研究發現,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達到一定水平之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均幸福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不密切。甚至在收入超過一定水平后,人均收入與生活品質的滿意程度之間的關聯曲線會呈現完全平坦狀態。美國就是一個典型例証。“美國收入分配底層不平等的加劇已經產生了使全球大量人口的人類福祉狀況出現嚴重倒退的后果。”(第31頁)凱特·皮克特和理查德·威爾金森的研究發現,在一個國家內部,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對於預期壽命、犯罪率、文盲率和健康狀況的影響遠遠沒有貧富差距那樣重要,經濟發展和GDP增長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社會問題。不平等已經成為人類焦慮和憂愁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便是在富裕國家,高度經濟發展也難以消除部分人群的焦慮和憂愁。

但是,特納也承認,經濟發展對於那些處於溫飽以及溫飽以下的國家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他說的,“古典經濟增長在中國和其他新興中等收入國家仍然是相當重要的。”(第88頁)各個國家的發展階段不一樣,發展目標就不盡一樣,宏觀管理的手段也不盡相同,做好宏觀經濟管理,首先要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作出准確判斷。

創新要使新的發展動力衍生與擴大就業並行

特納指出,“在現代經濟中,僅有相對很小比例的勞動力就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部門——這些部門的成功往往涉及資本密集和自動化,創造就業機會的潛力極小。在富裕的發達經濟體中,絕大多數的就業機會是在非貿易部門,例如零售、批發分銷、休閑、醫療、教育。”(第114頁)世紀發展中的情況也是這樣,典型的例子是微軟和沃爾瑪,微軟的員工不過10萬人,而沃爾瑪的員工超過了100萬。

特納的這些認識是基於美國在這方面的經驗與教訓。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美國金融創新和房地產發展,把大量的精英吸引到了金融和房地產領域,為了使窮人能夠“居者有其房”,金融機構設計了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工具,通過金融衍生品的創新,大量的低收入階層獲得了自己的住房﹔與此同時,美國的制造業開始向海外轉移,出現了我們已經看到的20世紀80年代的亞太地區,包括亞洲四小龍以及四小虎的崛起,再到后來中國沿海地區的崛起。2008年美國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實際上就由創新於房地產金融衍生品引起的。盡管美國的窮人由於金融創新獲得了住房,但是,他們並沒有獲得更多的就業崗位,美國的經濟總量增加了,但是就業崗位並沒有增加,換句話說,低收入群體沒有收入,但通過金融衍生工具獲得了貸款,由於沒有就業和收入,無法償還貸款,最終導致金融危機。總結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教訓,前總統克林頓提出,復興美國經濟,必須使大量勞動力回到工作中去。在長達20多年的時間裡,美國實際上是經歷了特納所說的“僅有相對很小比例的勞動力就業”和擁有財富,大部分人不能就業和擁有自己的財富的歷史體驗。2008年后,奧巴馬通過各種政策召回海外的實體企業,再造美國的實業經濟。創新,一方面要為經濟發展尋求新的引擎,另一方面必須創造足夠的就業崗位,二者缺一不可。

當前,我們推進互聯網+,一個關鍵問題是積極探索如何使互聯網+這種技術創新與傳統行業有機結合,在提高傳統行業的效率、效能、質量的同時,實現經濟健康發展,讓大多數人獲得就業機會和財富,這是衡量發展的關鍵。

完善激勵機制是避免經濟衰退和停滯的關鍵

特納指出,“激勵仍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任何激勵,我們將面臨經濟衰退和純粹計劃經濟那樣的停滯。”(第115頁)激勵機制是現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現代經濟有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分配性,二是創新性。嚴格說,分配性和創新性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最成功的經濟是把分配性和創新性有機結合起來。讓生產者和生產的組織者都能夠在創新中獲得最大限度的收益,並通過這種收益進一步激發他們的創造活力。這是經濟體制的核心,也是社會體制設計的核心,兩種體制在這個問題上走向重合。

這一點,也恰恰與《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作者的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的觀點一致。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研究了若干國家的興衰之后發現,一個國家隻有在具備了適當的制度時才能夠擺脫貧困並得到持續發展。這個能夠使大多數人擺脫貧困和走向富裕的制度的前提是能夠激勵大多數人口參與經濟和社會活動,他們兩位把這種制度稱之為包容性制度。如他們所說,“就像制度影響現實生活中的行為和激勵因素一樣,他們會決定國家的成敗。”(德隆·阿西莫格魯和詹姆斯·A.羅賓遜:《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第29頁)

市場經濟有時會使一部分“精英群體具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將相對地位競爭的自然傾向導入到確實有害的行動上,出於個人目的,強化組織單位和個人的權利,以及發生赤裸裸的腐敗。”(第91頁)這一點可以用來解釋很多國家出現的收入差距擴大和嚴重的不平等、不公正現象。這在很多國家發生過,美國自己就有這種現象,典型的是前蘇聯和前蘇聯解體不久后的俄羅斯。

一個社會要想發展,必須把建立激勵機制擺在重要位置。假如沒有“市場對公司或個人層面進行激勵或制裁,使他們關心其產品和服務的質量,那麼,人們不再關心其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將成為整個社會的一個普遍傾向。”(第91頁)在發揮改革作為發展的強大動力的探索中,如何在打破舊的、不利於市場機制的腐敗的同時,建立起正面的激勵機制是尋求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任務。如何在特納所說的全社會的激勵和個別人利用權力掠奪社會資源之間找到一個分界點,在當前,這需要把通過商品、禮物、金錢形成的有利於解決社會利益的方案,與由社會紐帶組成的、通過社會壓力帶來的社會約束有機結合起來,單純的金錢和物質激勵會把社會中的部分精英變成掠奪者。在這方面,我們的教訓還是比較多的。

事實上,人們的動機並不僅僅形成於對於利益的追逐,還形成於他(或她)所處的社會環境和人際關系,以及當時的社會規范。在一個社會環境內,個人會追逐與他人一致的行為,是一種非常復雜的心理現象,在社會中,它與競爭一樣會對人們的心態形成塑造力量。在家庭和社區領域,人們更多是合作,而不是競爭,甚至在非正式組織范圍內,人們的行為更容易受到他人社會行為或團體行為的影響。由此,我們也可以解釋行業規范在社會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創新性就不僅僅是技術創新和經濟體制創新,也包括社會體制的改革與創新。

(作者系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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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沈王一、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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