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和“+互聯網”兩個概念大有區別。“互聯網+”是指搞互聯網的人去搞制造業﹔而“制造業+互聯網”則是指搞制造業的人去搞互聯網。這樣的拓展，能夠解決三個問題。
提高信息密度。過去我們的生活信息密度是不高的。比如諸位來開會，這事放到幾十年前，電話通知都不見得方便。但是現在，如果一個人沒有手機，大家都會認為他很奇怪。如今拿著手機，無論在哪裡，隨時都能夠互相聯系，這就是信息的密度在增加。
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信息不對稱是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命題，意即某信息某人知道，但其他人不一定知道。這樣的話，掌握信息的人就會有一種優勢，或者說可以在交易中開出更高的價格，甚至可以去欺騙對方。現在很多體制、機制問題，實際上都是由於信息不對稱引起的。
促使線上信息和線下資源的整合。通過線上和線下的互動來推動資源的優化配置，這是我們的最終目的。打車軟件是個典型案例。最近出租車的問題備受關注，如美國的Uber，國內的滴滴、快的。在信息密度增加后，實現兩兩相配，實際上解決了資源配置的問題，並且這種可行性比以前大大增加。這個例子說明，互聯網+，不論是+制造業，或者+其他，解決的是提高信息密度，使資源優化配置空間大大擴展的問題，它實際上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
“互聯網+制造業”將改變資源的配置方式並提高配置效率，隻有實現這一點，互聯網+才有生命力。互聯網+首先要有互聯網的意識，通過提高信息密度，達到資源優化的目的。
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物流、信息流還有資金流在同時交互，從而使整個制造業(包括其他的行業)的生產、流通、消費環節都發生很大變化。在這個過程中，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隨著物流和信息流的變化，風險收益被進行重新定價，相應地也會出現一些新的金融形態。互聯網金融的概念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產生的。
互聯網也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互聯網可以重新匹配整個生產過程，但是制造業轉型升級往往從車間開始。為什麼我們的制造能力提不上去？筆者在與一些企業負責人交流時，他們說，往往就差一點上不去，而這一點在人才上。即使有很好的裝備，但人的水平還是有限。而大量的工作確實需要人來操作、試驗、組合。
用所謂現代知識經濟的話來講，很多事情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隻能意會不能言傳。這種事在車間裡非常多，在制造業中大量存在。這是計算機替代不了的。具體說來，不可編碼的知識一是經驗，二是數據。筆者曾經到一些本土汽車企業參觀，不少企業建有研發中心，裝配水平較高，但是它們和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到底有什麼區別？主要是數據。比如車輛在高寒地區、熱帶地區等不同的氣候狀況下，是怎樣的情況？需要數據來說話。別人在這方面有很豐富的數據，我們沒有，這需要很長時間的積累。
筆者認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有兩個問題，一是創新，二是精致。創新就是搞出一個新東西。精致就是現有東西大的框架不變，在細節上完善。我們除了互聯網意識之外，還需要工匠意識。但是工匠意識培養不容易。一個人心無旁騖地執著多年，還不一定成，但是不干的話，一定不成。
培養執著精神對體制有很高要求，要能調動從業者的勞動積極性。現在有的國有企業負責人過了一年半載就換了，任職期較短。甚至有的企業，四五年已經換了六七個負責人，這很難形成執著精神。
另外，現在的體制機制下，企業的業績和負責人並無太大關系。一項事業，干成了也和負責人沒有太大關系。萬一出錯了，或者在創新過程中遇到風險，增加了成本，結果可能還要被追究責任。這一系列的問題不解決，也很難形成執著精神。
有些民營企業家缺乏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塌下心來專心做五年、十年的制造業，有些人很難下這個決心。民營企業家能不能有穩定的預期，能不能經受泡沫經濟的誘惑，鉚足勁努力五年、十年，需要相應的體制、機制、政策，這是中國制造業下一步轉型升級的保障。
制造業轉型升級過程中，政府要從過去“重扶持”轉向“重環境”。《中國制造2025》對下一步制造業的轉型升級有很好的指導作用。但是筆者想提一點，政府盡可能不要去制定具體的技術路線。現在提出的一些制造業發展的遠景、前景，那也只是在現有的技術水平上做出的展望，或者說只是展望之一。而中國的制造業，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再加上工匠意識和執著精神以后，將會變得怎樣？
以互聯網為例。五年前，我們能預想中國的網絡技術成這個樣子嗎？同理，五年以后中國的制造業會是怎樣的狀態，現在沒人清楚。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制定具體的技術路線，過去這方面的教訓很多。
同時，政府不要具體扶持某一個企業。產業發展日新月異，某一個技術今天看起來還不錯，明天可能就落伍了。這個企業今天看起來不錯，明天可能就不是領先的企業了。所以政府最重要的還是創造環境。
前段時間社會上有要搞創新規劃的輿論，但是創新是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我們確定的是創造某種環境、某種條件，這是政府需要來著力創造的。比如說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公平競爭、培育人力資本、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把這些搞好以后，創新資源集中在這個地方，那麼這裡將來產生創新成果的概率可能比較高。至於將來到底哪些企業能夠脫穎而出，哪些產品能夠脫穎而出，哪些行業是具有前景和競爭力的，則很大程度上是市場競爭的問題。
以后要通過競爭形成創新中心。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創新的機會，整個創新資源是流動的，最后全國形成幾個創新中心，即創新性城市或者區域創新中心。美國是這樣，中國現在也是這樣。深圳這幾年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創新中心。
創新是無法規定的，搞創新中心的建設取決於很多因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地方政府本身努力的程度。應該給所有的地方這樣的機會，讓它們去競爭。城市之間應該有爭當創新中心的競爭。
現在講大眾創業和萬眾創新，最后真正創業當老板的肯定是少數人，不是大眾，是小眾。創業者中能成功1/10，這樣的概率都不算低。但還是要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給大家多一點這樣的機會，雖然多數人是要失敗的。政府一方面要創造有利於創新的環境，同時也要給創業失敗的人留一條后路，讓他摔倒了以后能夠爬起來，寬容創新的失敗。
最近有報道說，有些大學鼓勵學生創業，甚至可以有一段時間不上學了去創業。國際上最著名的學生創業的例子是比爾·蓋茨，哈佛大學沒上完就創辦了一個公司，其產品大家現在都在用。中國也能找到這樣的例子，但成功者的比例可能隻有1%甚至1‰。大多數的學生最后還是要學習的，相當一部分還是要就業的。大學對有創業意願的學生可以支持，但大學現在要解決的創新相關的問題，一是進行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基礎研究，中國的創新有沒有持續能力，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短板。二是進行創造性思維教育，而不僅僅是應試教育。
有一點一定要非常明確地提出來，政府要支持創新。像Uber、滴滴一類的軟件出來以后，幾乎所有的地方政府態度都非常謹慎，甚至憂慮。創新現在會遇到一些利益沖突，政府有責任來正確地處理相關問題，化解矛盾。但是必須非常明確地表態支持創新，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支持創新、創造環境，同時解決創新過程中的一些具體問題上，這是政府真正要做的。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摘自《中國發展觀察》2015年第9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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