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史學：與公眾相關聯的史學體系

　　推動史學普及，使史學走向公眾，一直是史學界思考的問題。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興起了公共史學。這種公共史學是指在公共領域應用的實用史學，主要涉及三大領域：博物館、歷史遺址、歷史劇制作等與史學關系密切的領域﹔城市規劃、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領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領域。美國公共史學其實仍是史家本位，強調史學的應用服務，目的是在公共領域找到史學的服務對象，而在人人參與、書寫人人方面並不突出，沒有解決公眾本位問題。而我們現在提出的公眾史學，顯然比美國的公共史學走得更遠，是為了解決史學的公眾本位問題。

　　從歷史知識的生產來說，無非是代理與自理兩種。幾千年來，人類的歷史服務方式主要是代理制，史學是在職業代理人的執行下出現的，即政府職業史官記錄國家公共歷史，專業史家編纂國家公共歷史。作為國家、政府及其精英的史學可以代理，但民間歷史的記錄與編纂僅有代理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民間歷史太多，無法全部代理，必須人人動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傳統的史學服務，也往往是由職業人生產出成品提供給別人來享受。提供通俗史學產品供普通人來消費，就是通俗普及史學，這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但這樣的史學服務，主動權還是在提供方手中，容易出現偏差，有時難以滿足人們的真正需要。我們常說站在人民立場上從事歷史知識生產，這一想法固然進步，但仍屬代理。到了21世紀的現代社會，我們更要提倡人人參與，自己寫自己的歷史，寫自己認知的時代歷史，這是公眾自理，也就催生出了公眾史學。公眾史學的研究對象是公眾歷史，具體地說就是研究公眾歷史的參與、生產與消費三大活動。公眾史學提出了三大口號：書寫公眾、公眾參與、公眾消費。它由六個分支（公眾歷史書寫、公眾口述史學、公眾影視史學、公眾歷史檔案、公眾文化遺產、通俗普及史學）組合而成學科群。這是一個全方位與公眾相關聯的史學體系。和美國公共史學不一樣，中國公眾史學從某種意義上說走的是梁啟超提出的“民史”之路。梁啟超認為，19世紀以前的史學是“君史”，20世紀以后是“民史”。到21世紀，我們提出的“公眾史學”是民史書寫的專門化與君史成果的通俗化，是兼二者於一體的。

　　公眾史學的發展，可以實現史學由小眾參與到大眾參與的轉變。歷史上的史學參與者史官與史家，人數不多，可稱為“小眾參與”，公眾史學則提倡人人參與。美國歷史學家貝克爾說，“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這話容易引起歧義，因為在我們看來“歷史學家”是一個崇高的稱號，即便職業史家也沒有幾個人敢自稱歷史學家。但說“人人是歷史認識者”，既是自己歷史的認識者，也是所處時代歷史的認識者，當不成問題，貝克爾的原意也確實如此。人人是歷史認識者，如此人人的歷史認識就得到了肯定與鼓勵，這當然是歷史觀念的一大進步。大眾參與史學的方式，主要有說歷史、寫（編、制）歷史、聽（看）歷史、傳歷史、保檔案、保文物六大方式。這表明，人既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時也是歷史記錄者、歷史享受者、歷史知識生產者。大眾參與的方式使公眾史學成為關乎人類自身活動記錄的學科，關乎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社區、每個組織的歷史証據保存。它是與人人相關聯的一種大眾性的史學活動，可以職業從事，更多的是業余從事，是一項人人可業余參加的史學活動，不影響人的正常職業，具有無窮潛力。

　　發展公眾史學，可以較好解決史學跟普通人相關聯的問題。有學者提出“史學的關聯性”，思考史學跟哪些人相關聯的問題。如果史學只是跟帝王將相相關聯、與學者相關聯，公眾在現實生活中看不見跟自己相關聯的史學，史學對公眾來說就是沒用的東西。如果公眾史學能建立一套機制化、形態化的史學體系，使史學成為每個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對每個人都有用，這樣就可以進一步解決史學的功用問題。

　　（作者為寧波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2月22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