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史學：親近公眾的史學新領域

制圖：蔡華偉

　　從史學史的角度看，史學大體可以分為“精英史學”和“大眾史學”（或公眾史學）。自古以來，“精英史學”一般為當權者所駕馭，如傳統史學著力要表現的是政治事件和顯要人物，傳統的書寫史學正是為這一宗旨服務的﹔“大眾史學”多以口舌相傳的形式流行於坊間，以中國古代的大眾史學而論，那些視覺感極強的畫像、碑銘、壁畫、服飾，那些聲情並茂的俗語、詩詞、民謠、戲曲，那些富有影響力的口頭傳聞、話本、小說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都可以歸列其中。在西方，自荷馬時代以來的民間行吟歌手所保留的口述歷史以及其他諸多形式，也包含著很豐富的大眾史學內容。當前史學界流行的影視史學，正是大眾史學在當代的一種重要表現。了解與認識影視史學的緣起與發展趨勢，對於推動史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影視史學是史學和現代媒體“聯姻”的產物

　　影視史學的誕生有著史學自身發展變化的背景。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新史學在其發展進程中日漸弊端叢生，歷史著作中栩栩如生的人物與引人入勝的情節沒有了，史學變成了“沒有人的歷史學”。在這種情況下，學界“讓歷史回歸歷史”的呼聲不絕於耳。到了80年代，敘事體史書又為史學界所看重，相關著作陸續問世。這種史學發展的嬗變對以敘述為專長的影視史學的產生，無疑起到了某種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影視史學還是時代發展與社會變革的產物，特別是近百年來媒體革命的結果。當歷史學家還沉湎於檔案文書、在塵埃扑面的故紙堆中爬梳的時候，1895年電影悄然誕生了，觀眾被那些“移動照片”所產生的視覺沖擊震撼了。以電影發明為濫觴的媒體革命，將人類視覺圖像文化不斷推向一個又一個新階段。這種延續不斷的媒體革命，也日益在史學中引起連鎖反應，現代媒體與史學開始了“聯姻”。

　　1988年，美國歷史學家海登·懷特撰寫了《書寫史學與影視史學》一文。在文章裡，他創造了一個新名詞：Historiophoty，意為以視覺影像和電影話語傳達歷史以及我們對歷史的見解。海登·懷特這一文章發表后迅即在美國本土引起激烈爭論，也迅速外傳。在漢語學界，台灣學者周樑楷教授率先將Historiophoty譯為“影視史學”，但把它的內涵擴大了，認為這一概念既包括各種視覺影像，還包括靜態平面的照片和圖畫、立體造型的雕塑和建筑等，此說獲學界普遍認可。此后，影視史學逐步登上了中國史學的論壇，佳文新作不斷，相關學術研討會也不少。2011年出版的《大辭海》（上海版《辭海》的拓展本），“影視史學”終於“登堂入室”，作為一個條目赫然在列：“現代新史學的分支學科之一，當代西方史學的一個新領域、新方法。1988年，美國歷史學家懷特首創了一個新名詞Historiophoty，意指通過視覺影像和影片的話語傳達歷史以及人們對歷史的見解。懷特之論斷在學界流傳並多有影響。不過，國內學者對此持廣義之解釋，認為影視史學不只是電影、電視等媒體與歷史相交匯的產物，舉凡各種視覺影像，如照片、雕塑、建筑物、圖像等，隻要能呈現與傳達某種歷史理念，皆可成為影視史學的研究對象。它的出現，是對以書寫為主的傳統史學的一種挑戰。但其學科地位的確立尚需時日。”這一條文雖然不長，卻簡明扼要地敘述了影視史學的“前世”與“今生”，對於我們理解影視史學是有幫助的。

　　當下，自媒體的發展裹挾新一波的視覺圖像文化浪潮奔騰而來，營造了一個由視頻、照片和文字等組成的大世界。借助於有聲的、移動的影像傳達某種歷史理念，它所具有的震撼力、表現力對受眾的影響顯然要勝於通過靜態的語言文字來傳達歷史的“書寫史學”。當然，影視史學要進一步發展並確立自己的學科地位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但我們決不能拒絕這種史學和現代科技結合的新趨勢。

　　影視史學給史學發展帶來重大影響

　　影視史學在對以往史學構成巨大挑戰的同時，將會或彰或隱、或間接或直接地改變當下史學的生態。與傳統史學（精英史學、學院派史學等）相比，影視史學有以下幾個可能的變化值得探討。

　　一是歷史觀的變革。這裡主要是指由“自上而下”的歷史觀轉變為“自下而上”的歷史觀。這使史學家在研究“經國大業”之外還把觸角伸向普通民眾，去關注他們那“平凡的世界”。決不要小看這一轉向，對歷史學而言這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因為歷史觀是歷史學之靈魂，影視史學的發展正是叩擊到了史學之魂。

　　二是史料觀的轉變。眾所周知，歷史研究要以史料為據，不能無憑立論。以往的歷史研究多以搜集紙質的文獻資料為圭臬，但新史學研究的史料來源非常廣泛，如以圖証史，圖像不也可以成為一種史料嗎？比如流行於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北方的《北洋畫報》、南方的《良友》等，誰說不能成為史料之來源？細細考察，從中或可映照彼時之時代風貌與社會痕跡。影視史學的發展使史料進一步拓展，一些史料在當前新媒體技術迅猛發展的背景下取之亦易，真正達到了“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程度。這種史料觀的轉變，是由上面所說的歷史觀的轉向所決定的。

　　三是述史方式的變化。影視史學的發展使述史方式由單一的書寫編纂方式向採用多樣化的表現手段轉化。影視史學所具有的震撼力、表現力更啟示我們，即使是傳統書面表達的精深理論與專門著作，也應深入淺出，講究可讀性。否則，讓歷史女神克麗奧走向坊間便成了一句空話。進而言之，由於學院派史學的精深，它的旁征博引和坐而論道決定了它隻能在學界專業圈覓求同道，而不可能在公眾中廣泛流傳。影視史學則不同，它的平民性與多樣性決定了它在業內與業外均擁有眾多的知音。可見，史學如果自視清高必日漸倦怠，隻有接地氣才能日漸興旺。

　　四是重現歷史的可能性。重現在自然界非常常見，比如日出，人們可以經常在泰山頂上觀日出、在黃浦江畔迎朝陽，我們可以說日出不斷重現。但倘若將重現用之於歷史，就成了很復雜的一個史學理論命題。以往萬千歷史學家都為尋覓史料絞盡腦汁，以為可以據此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但靜態的史料重現歷史的能力十分有限。而當動態的視覺圖像証史之門一旦打開，圖文並行不悖，或許就此可以找到一條重現歷史的新途徑。須知，由學院派史學家支配歷史書寫的時代已經過去，現代科技的不斷發展將為公眾及其“小歷史書寫”開拓無限廣闊的天地。試想，在自媒體時代產生的海量視頻，經過篩選、去偽存真，經過多少年沉澱后或許可能成為“民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重現當年的現場。

　　影視史學有助於中國公眾史學的構建

　　近些年來，作為一門學科的中國公眾史學正在構建中，學界在為它作頂層設計時也互有爭議，因為公眾史學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學科概念。在以往的爭論中，雖冠名不一，但影視史學總被作為其題中應有之義。我以為，影視史學的發展無疑有助於當下中國公眾史學的構建。

　　首先，必須明確提出，影視史學應當作為中國公眾史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與之相連結。須知，影視史學即使從海登·懷特首創至今，也不到而立之年，在漢語學界時間則更短了，其理論基礎十分薄弱，故既需“修煉內功”，更要“巧借外力”。現在有了與公眾史學這個連接就有了依靠，在公眾史學視域下的影視史學研究可借助公眾史學的理論，讓自身與公眾史學相向而行，在保持學術品位的同時始終堅持自身的公眾性。

　　其次，影視史學在公眾史學這個大家族中最具“親民”的特點，應當也能起到先鋒的作用。一旦公眾拿起數碼相機、攝像機、智能手機，拍下身旁的點點滴滴，記錄社會一角的瑣瑣碎碎，人人都成了歷史影像的記錄者，組合起來就是一幅幅悠長的歷史畫卷。在這一過程中，從影像敘述個人小歷史，進而由小歷史變成大歷史，歷史就在我們身旁。影視史學的功能為公眾提供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歷史學家”最初的體驗與實現的可能性。

　　最后，中國影視史學和公眾史學的發展，需要以此為職志的一批人才。在這個群體中，既應包括職業史家的“轉型”與“跨界”，也應有史學界之外或更多來自史學界之外的人士。這是因為，公眾歷史學家要有多方面的學識與技藝。

　　時代發展是催生學術開拓的溫床，社會進步是滋生學術革新的土壤﹔而某種新學科的誕生又會反過來回饋時代、回報社會。以近二十年影視史學成長史觀之，庶幾可矣。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2月22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