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青
習主席強調指出，著眼於打造精銳作戰力量，優化規模結構和部隊編成，推動我軍由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這是黨的領袖、軍隊統帥對軍隊改革的科學論斷和戰略要求，也是全軍官兵共同的奮斗目標。改革從來不是易事，風險與機遇並存，在戰略方向明確的前提下，要充分用好時代所能提供的全部有利條件，定准具體的建設方位、建設目標和建設路徑，確保改革航船高效前行。
乘勢而上：深刻認知向質量效能型軍隊轉變的時代根基
精兵是兵家正道，但軍隊改革作為國家大戰略的組成，從不是孤立的“兵家之事”。成熟的變革時機、科學的理論牽引、綜合國力的雄厚支撐，可謂軍事變革的“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總結我軍歷次改革的成因軌跡，離不開對時代根基的准確認知和戰略條件的充分運用，在新形勢下向質量效能型軍隊轉變也要與時代同頻共振。
緊跟國家戰略發展步伐。古今中外，軍隊體制編制大變革的時機，通常是國家戰略發生重大發展變化的時期。二戰至今，美國進行了4輪較大規模的軍事改革，以適應其重大戰略決策調整需要。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軍數次重大調整改革，則伴隨和配合著國家整體改革開放進程。新的歷史時期，“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推進國際互利合作、共同發展戰略決策的出台，既給我軍實施改革提供了相對穩定的預留時間和廣闊空間，又賦予了新的使命和要求。軍隊改革是國家改革全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軍不僅要借力國家戰略資源，推動自身向信息主導型、質量效能型轉變，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提供安全保障，更要通過軍隊改革中體現出的強大銳意進取之氣，輻射拓展至社會各領域，對政治、經濟、文化改革起到示范與促進作用，使軍隊改革與國家戰略契合、與社會發展同步，真正具有生命力和持久力。
順應軍事變革浪潮牽引。用兵力兵器的數量規模積聚效能，是工業時代軍隊的選擇，前蘇聯的“鋼鐵洪流”就是突出代表。從靠兵力兵器效能的線性疊加轉為依靠信息力打擊力的效能融合，借助兵員質量和先進技術聚變產生效能，則是海灣戰爭以來，多場局部戰爭引發的世界范圍信息化軍事變革浪潮的必然要求。美國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報告指出，“軍事革命並不是作戰方式改革的速度，而是作戰方式改革的程度，體現在新的作戰概念和組織結構上，結果產生了新的軍事能力，或者淘汰了過時的軍事能力”。我軍要實現從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必須用新的作戰思維突破舊的觀念束縛，用新質戰斗力取代落后戰斗力。在這方面，外軍提供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可以使我軍的改革之路在“揚棄”中破浪前行。我軍軍事變革必然帶來的官兵素質“質”的提高、科學技術的積累、物質保障的豐厚，也將為減員增效、聚力強能提供有利條件。應充分利用這些積極因素，將當前世界范圍內軍事變革的成果融會貫通，站在軍事變革的潮頭，走出具有我軍特色的開放型變革之路。
發揮綜合實力支撐優勢。成功的軍事改革通常發生在國力進入上升期和強盛期，依靠強有力的經濟、科技、文化等多重支撐，國家才能承受軍隊改革的巨大投入。歷史表明，規模較小但相對先進的軍隊，建設和運行耗費通常遠高於規模龐大，且訓練、技術、保障等較為落后的軍隊。軍隊從數量規模型向質量效能型轉變無疑是一項巨大的系統工程，削減員額的復退消化、武器裝備的研制更新、各類設施的升級改造，以及人員待遇的適當提高，都需要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支持。我軍在推進軍隊改革過程中應當高度重視從國家經濟發展成果、從制造業戰略規劃、從社會保障改革等國家層面的重大發展進步中汲取資源，爭取更大的經濟投入、更強的技術實力、更優的人員配備、更好的保障條件，為向質量效能型軍隊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支撐。
使命召喚：准確把握向質量效能型軍隊轉變的目標方向
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軍隊對於軍事改革都有不同的構想與目標。我軍改革同樣必須基於國家利益拓展賦予軍隊的新使命、新任務、新要求，認真審視自身能力不相適應之處，確立起明確而系統的總體建設目標，著力增強與適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打贏信息化戰爭、有效保証國家安全各項戰略任務相匹配的全新能力。
靈敏的反應是首要前提。21世紀以來，全球發生的多起局部戰爭或武裝沖突，大部分直接影響或間接涉及到我國相關利益。我軍行動范圍已逐步擴展，任務的廣泛性、突發性與復雜性遠超以往任何時期。傳統的指揮體制、舊有的信息模式、有限的部署能力已難以完全適應當前使命任務對我軍靈敏性的要求。新的軍種力量、新的領導機構、新的指揮鏈路、新的投送手段應勢而生，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有效形成靈敏軍隊的三個必備條件，即強大的信息觸角、高效的指揮機制、全域的機動部署。在向質量效能型軍隊轉變的過程中，要逐步建立覆蓋領土領海領空全域、輻射全球利益相關區域的偵察情報網絡，構建多軍種、多層級、多領域一體化聯合指揮、順暢協調的指揮控制體制，完善多手段、立體式、大運量、遠程化的力量投送體系，為我軍實現從域內到域外的“耳聰目明、令下即行、快速到達、有效控局”創造前提。
多樣的能力是現實需求。我軍從成立伊始，歷史和現實就給軍隊賦予了多能的任務定位。新形勢下，特別是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隨著國家利益的不斷拓展，我軍的使命任務范疇也在不斷延伸。迄今，我軍參與了數十次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二十多批次艦船執行亞丁灣護航任務，與多個國家舉行了多場聯合軍事演習與訓練，並執行了大量海外撤僑、救災、援助等行動。其中既有較小規模、低烈度行動，又有較大規模、中高烈度行動，這就意味著我軍必須同步發展創新戰爭行動與非戰爭軍事行動能力，著力打造與多樣化任務相匹配的行動力量、技術裝備、編制體制以及運行機制，尤其是具備較強的特種作戰、遠海行動、遠空作戰以及戰略打擊、戰略支援等新質能力，從而有效遂行參與廣泛的維和任務、常態實施的海上護航、日益增大的反恐壓力、發源多向的領海領土爭端以及頻發突發的災害救援等多樣性任務。
“聰明”的行動是核心要質。“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一支知道從整體戰略出發，將指令執行最完美、資源使用效益最大化、行動成果最持久的軍隊，才稱得上是真正高質量高效能的軍隊，能夠為國家有效爭取最大利益。換言之，質量效能型的軍隊應當是一支“大智慧”“有遠見”的軍隊，其最突出的特征在於具備明確的戰略指針、科學的行動指導、合理的力量運用。意大利政治學家馬基雅維利說過，“明智的將軍從不輕易投入戰斗”，空有強大的力量，而無對行動目標的合理化確立、行動方式的最優化選擇、行動力量的精確化運用以及行動過程的精細化控制，再強大的軍隊都可能變成被“大衛”擊倒的“哥利亞”。我軍在向質量效能型轉變過程中，在持續強化“肌體”的同時，更要重視對“頭腦”的強化，必須建設穩健而高效的決策機構、成熟而理智的智囊團隊和可靠而穩定的控制手段，為軍隊實施“聰明”行動奠定堅實基礎。
提質增效：積極探索向質量效能型軍隊轉變的方法路徑
質量效能型的軍隊不應被動應付戰爭，而應向積極適應戰爭、進而主動設計戰爭轉變。實現這一轉變不是簡單的壓減數量、縮小規模，而是要立足軍隊在新形勢下面臨的現實使命任務，充分考慮可能的后續發展，從落后於時代發展的陳舊思維、難以適應信息化戰爭的技術裝備、制約作戰能力發揮的體制機制等著手抓轉變，真正推動軍隊改革高速高效前行。
以新思維為提質增效的策動源。恩格斯指出，“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包括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同樣，在基本規律之下，每個時代的戰爭都遵循其特有的原則，對這些特有原則的思考、歸納、總結，必然形成觸發戰爭形態嬗變的全新軍事思維，並引發軍事領域全方位的大變革。思維守舊的軍隊，不可能在這種變革中搶佔先機，馬其諾防線背后的法軍、海灣戰場上的伊軍無不証明停留在上一場戰爭思維中的惡果。因此，要“改變機械化戰爭的思維定勢，樹立信息化戰爭的思想觀念”。改革提質增效的核心，就是在對傳統軍事思維“繼而不僵、破而后立”的基礎上，對信息化戰爭制勝機理進行深入分析和系統詮釋，進而實現對於軍隊政策法規、作戰方式、訓練模式、保障模式、管理方式等理論體系的全新構建。下大力拓展理論與實踐結合的路徑，加快理論轉化的速度，為推進我軍向質量效能型軍隊加速轉變提供科學的思維引導和系統的理論依托。
以新技術為提質增效的推力源。技術決定戰術，是軍事領域的一條准則，新的技術往往是軍隊改革甚至戰爭形態發展的重要推力。朱德元帥說過，有什麼樣的武器打什麼樣的仗。從另一方面來講，就是想打什麼樣的仗就要有什麼樣的武器。《戰爭藝術》作者約米尼指出，“武器的優越可能增加戰爭勝利的機會，雖然武器本身並不能獲得勝利，但卻是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過去我們靠強大的精神和過硬的訓練，在技術裝備落后的情況下實現“以劣勝優”，這既是我軍的優良傳統，也是現實的必然選擇。當前我軍技術水平正在逐漸接近世界先進軍隊，為逐步實現“優劣平衡”直至“以優勝優”提供了條件。在軍事技術開發應用上，必須“軟、硬、巧”同步推進，積極發展和運用機電技術、航天遙感、深海探測等“硬技術”，人工智能、信息網絡等“軟技術”，組織管理、運籌應用等“巧技術”，推動武器裝備體系向機械化信息化的更高層次發展。
以新結構為提質增效的聚變源。鑽石與石墨的成分都是碳元素，不同的結構卻產生了完全不同的特性，充分說明“結構決定效能”。結構是物質和能量發揮作用的組織載體，對軍隊而言，結構力是人員與裝備聚變為實際戰斗力的決定因素。調整兵員結構是提高軍隊質量的基本途徑，要進一步優化官兵比例，大幅提高作戰單位人員比重、官兵專業化水平，變重視培養和征召高學歷官兵為重視培養和征召高技能官兵，為加快我軍職業化進程、提高質量效能夯實根基。對與信息化戰爭不相適應的落后力量要堅決做“減法”，對打贏信息化戰爭急需的新型作戰力量要堅決做“加法”，把無人、遠程打擊、水下、反導、太空、網絡等作戰力量作為發展新重點，不斷優化我軍力量結構。通過持續推動各軍兵種指揮、作戰、保障單元的模塊化、復合化、一體化，形成無縫鏈接的軍事體系，真正具備高效的聯合指揮、聯合作戰、聯合行動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