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改革的主要歷史經驗

　　我軍發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不斷尋求自我超越的歷史。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進行了以精簡整編、調整體制編制為主要內容的13次改革，其中20世紀50年代4次，60年代2次，70年代1次，80年代3次，90年代2次，21世紀初1次。20世紀5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軍隊領導管理指揮體制的基礎和現代化軍隊的基本框架，實現了由單一軍種向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完成了由革命戰爭時期向和平建設時期的全面轉型。1975 年開始的整頓，使軍隊建設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80年代的改革，完成了軍隊建設的重大轉變，邁出了由摩托化到機械化的關鍵一步。90年代以來進行的改革，推動我軍完成了向機械化半機械化軍隊的轉型，並走上了繼續進行機械化改造的同時全面展開信息化建設的道路。總結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改革歷程，探索和把握軍隊改革的特點規律，對於凝聚改革共識，推進改革進程，圓滿完成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決策部署，具有重要的借鑒作用和深遠的啟發意義。

　　始終把握健全完善領導指揮體制這一關鍵與核心

　　領導指揮體制，包括建設管理體制和作戰指揮體制兩個方面，在軍隊組織體系中處於主導地位，決定著軍隊的組織功能和作戰效能，是軍隊管理和作戰的中樞神經。領導指揮體制的調整改革，歷來是我軍重大改革的著力點和突破口。

　　著眼提高效能，優化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在軍隊領導指揮體制中，對各級管理和指揮機構職能、權限及其相互關系的明確界定，是這些機構正常有序運轉的前提。1954年設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后，黨中央、中央軍委明確規定了中央軍委、國防部的職能、權限及其相互關系。通過賦予總參謀部以聯席會議形式組織各方面協同活動的職權，解決各總部共同的有關問題﹔通過賦予總參謀部和大軍區司令部領導陸軍各技術兵種的職能，形成總參謀部兼陸軍司令部——大軍區司令部兼戰區陸軍司令部——陸軍各級合成部隊司令部的體制。從我軍歷史看，調整優化機構，明確各機構職能定位和權力邊界，是領導指揮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

　　著眼落實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健全完善體制機制。從體制機制上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根本原則的落實，堅持黨指揮槍的基本軍事制度，是我軍歷次改革始終遵循的最高准則。新中國成立以來，我軍通過多次調整改革，逐步完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基本制度及機制，特別是確立和完善了軍委主席負責制，從最高領導權層面確保了我軍永遠是黨的軍隊、人民的軍隊、社會主義國家的軍隊。195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重新設立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擔負對整個軍事工作的領導。中共中央軍委是軍隊最高統帥機關，是實現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核心。1982年底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領導全國武裝力量”“中央軍事委員會實行主席負責制”。中央軍委既是中共中央的軍事機關，又是國家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黨與國家對軍隊的領導指揮權在形式和內容上實現了統一。軍委主席負責制，蘊含著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的精髓要義，反映了國家軍事領導權配置的普遍規律，是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的最高實現形式。貫徹落實好軍委主席負責制，對確保國家政治安全、鞏固黨的執政地位、保証國家長治久安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

　　始終堅持以提高戰斗力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打仗是軍隊的根本職能，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解放和提高戰斗力。離開了檢驗改革成效的戰斗力標准，改革就可能走樣。堅持把提高戰斗力作為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用戰斗力標准統一改革思想、衡量改革措施、檢驗改革成效，是我軍改革的重要經驗。

　　改革目標始終放在有效履行軍隊使命任務上。有效履行軍隊在不同時期擔負的使命任務，既是改革追求的目標，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根本標准。新中國成立后不久，黨中央、中央軍委就提出了建設現代化正規化國防軍的目標。1953年底至1954年初召開的全國軍隊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確立了軍隊建設的總方針總任務。1956年，又確立了保衛祖國的積極防御戰略方針。軍隊改革在軍隊建設的總目標總方針總任務和積極防御戰略方針指引下全面展開，有力地加快了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進程。我軍在新中國成立后短短10年中，實現了由單一陸軍向陸海空諸軍兵種合成軍隊的轉變，完成了我軍建設史上的一次歷史性飛躍。60年代前期在戰備背景下進行的軍隊改革，根據不同部隊職能任務，制定了符合實際的編制原則，實行不同的編制。由於符合實際並留下充分的調整余地，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我軍作戰部隊編制的基本依據。

　　改革重心始終放在提高作戰指揮效能、生成新質戰斗力上。通過減少領導指揮層級、縮短指揮流程，逐步由橫窄縱長的垂直樹狀體制向橫寬縱短的扁平化體制轉變。20世紀50年代，我軍的軍區體制由四級改為三級﹔60年代，將總部機關二級部以下由部——處——科體制改為部——處兩層﹔90年代末期，部分陸軍集團軍實行軍旅營體制。這些改革都為實現合成、高效、靈活作戰指揮創造了條件。我軍歷來重視以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引領體制編制改革，努力改變嚴重制約我軍戰斗力提升的軍兵種結構、比例不夠合理等問題。50年代初期，黨中央、中央軍委確定軍隊建設的重點是陸軍技術兵種部隊和空軍，使我軍新型作戰力量特別是空軍力量得到飛速發展。從1950年10月至1954年初，空軍共組建了28個航空兵師70個航空兵團，擁有各型飛機3000余架﹔50年代中期，黨中央、中央軍委高瞻遠矚地作出發展國防尖端技術的戰略決策，並從60年代中期開始實現歷史性突破，組建第二炮兵，使我軍擁有了一定的戰略核反擊能力和戰略威懾能力﹔七八十年代，在國防費不足和軍事技術水平不夠高的情況下，我軍組建擴建陸軍航空兵等新型作戰力量﹔90年代以后，我軍大力發展新型作戰力量，大幅提高了基於信息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

　　始終把軍隊改革置於國家戰略大棋局之中

　　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實現國家戰略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同時，軍隊不是獨立存在的孤島，與國家、社會各組織系統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其本身又是一個復雜系統。我軍歷次改革始終放在國家戰略大棋局中籌劃，在與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相協調中推進。

　　軍隊改革始終堅持服從和服務於黨和國家中心工作，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大局。20世紀50年代，我軍進行了四次大規模的精簡整編，軍隊總員額由新中國成立之初的550萬余人，縮減到50年代末的249萬人﹔國防費支出佔國家財政支出的比例逐步下降，由1950年的41.1%下降到1959年的10.5%。這些重大舉措，既有力地支持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一五”計劃的完成及“二五”計劃的展開，又保証了軍隊發展的基本需求和改革的順利進行。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前期，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出現偏差，國民經濟受到嚴重影響，軍隊現代化建設進程由此被延緩。80年代中期，適應國家建設和改革的新形勢，軍隊建設指導思想實行戰略性轉變，由准備“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臨戰狀態轉到和平時期建設軌道，實施百萬大裁軍，開辟中國特色精兵之路。90年代末，中央軍委提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是與國家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發展戰略相銜接和配套的，體現了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與國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原則，形成了二者良性互動的局面。歷史表明，軍隊建設和改革必須在國家改革發展的總戰略下來謀劃。武裝力量規模的確定、體制編制的改革和武器裝備的發展，既要滿足軍事、安全需要，又要符合國家戰略需求，充分考慮國家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

　　充分發揮政府部門的作用，形成政府部門支持和參與軍隊建設的運行模式和機制。政府部門以何種方式參與、何種程度參與，都直接影響到軍隊改革的進程和成效。20世紀50年代，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國務院和軍隊通過設立共同參與的專門領導機構或依托既有機構，共同進行改革的設計﹔通過合理確定軍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的比例，調節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的關系，使兩者保持基本協調的狀態﹔通過軍地統籌協調，妥善安排被精簡人員，保障分流與消化順暢銜接。這種模式，對於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國防和軍隊建設改革起到了促進作用。歷史表明，隻有政府部門大力支持配合，加強軍地間政策制度對接，才能保証改革的實際效果。

　　始終保持推進軍隊改革的戰略定力

　　改革是對現有體制機制的揚棄，是對重大利益關系的深刻調整，涉及面廣，影響大。由於現實情況的復雜性、主觀認識的漸進性和利益訴求的多樣性，改革難免會遇到各種阻力、波折，也需要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和發展。在我軍歷次改革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始終保持推進軍隊改革的戰略定力，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進程。

　　堅強的改革決心、意志與魄力是改革成功的決定性因素。我軍歷次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黨中央、中央軍委改革的決心意志對於改革能否取得圓滿成功關系重大。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中央軍委深刻把握世界軍事發展大趨勢和現代戰爭新要求，以世界軍事強國為追趕目標，通過改革破解軍隊建設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文革”時期，我軍基本處於封閉狀態，軍隊建設落后於世界軍事的發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中央、中央軍委以“革命”的決心，連續領導三次體制改革和精簡整編，推動我軍完成了由依靠規模優勢、立足於打全面戰爭的組織形態，向質量建軍、立足於打現代局部戰爭的組織形態的轉變。軍隊改革必然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舊有利益格局不觸動、不改變，就不會有改革的成功。20世紀50年代中期，為減少軍隊非戰斗人員，決定20萬女軍人復員轉業，雖遇到不少困難和阻力，但黨中央、中央軍委改革的意志非常堅決，保証了這一任務的完成。80年代中期，撤銷4個大軍區時，各方利益訴求反應強烈，但黨中央、中央軍委果斷決策，強力推進，使改革得以順利推進。

　　通過適時微調使新體制機制更加科學完善。改革就是創新，任何改革舉措都無法做到盡善盡美，也不可能做到一勞永逸，新問題總會不斷涌現，需要改中試、試中改，因此適時的調整是正常而必要的。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我軍改革方案出台后都進行過較大的調整，對軍隊現代化進程產生了積極影響。歷史告訴我們，必須正確處理好改革中調整與發展的關系。調整隻能是而且必須是為了發展的調整，為了更好滿足履行使命任務需要的調整，而不能是遷就照顧式的調整。同時，新體制運行需要有一個磨合期，不能因一時未適應，而失去自信、倉促否定，從而又回到過去習慣了的舊體制老模式。

　　我軍改革歷史經驗表明，改革是軍隊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永無止境。新形勢下，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深刻洞察世界軍事發展趨勢，准確把握軍隊改革特點規律，充分吸取軍隊改革歷史經驗，作出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重大決策部署，這是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重大戰略舉措。我們要從歷史、全局和戰略高度來認識和把握，強化政治意識、責任意識、號令意識，堅決擁護改革，熱情支持改革，積極投身改革，全面實施改革強軍戰略，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