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大棋局博弈的戰略依據

　　60多年前，美國國務院官員喬治·凱南在《外交》季刊上發表了其經典文章《蘇聯行為的根源》，他認為分析美國當時的頭號勁敵蘇聯之行為邏輯，應當成為美國制定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之一。凱南寫作此文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美國成為擁有全球一半以上工業產能的世界超級大國。凱南乃至美國整個決策層，關心的是誰會成為美國霸主地位的挑戰者以及如何應對挑戰。60多年后的今天，經過了三分之一世紀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綜合實力獲得了巨大提升，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日趨緊密。至少在一點上，今天的我們和當年的凱南處境有類似之處，那就是必須聚焦中國在當今和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的國際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為根源及邏輯，並以此作為中國在全球大棋局中進行博弈的戰略依據。

　　在當今世界，對於美國以外的其他所有國家來說，美國無疑是頭等重要的國家，美國強大的實力對其他國家而言擁有壓倒性的優勢。美國曾經、眼下和今后一段時期內仍將擁有超級大國地位這一事實，一方面決定了國際問題無論大小幾乎都與美國有直接間接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是美國制定對外政策的前提和實現政策目標的保障。無論是理解當今國際關系或預測明日世界格局走向，還是評估中國今天所處的國際環境並把握其未來趨勢，均應以對美國行為方式的深入討論為基本出發點，均應對美國行為的根源有所了解。

　　對美國國家行為的四個基本判斷

　　美國的國家行為總體上是基於理性計算的，是可描述的、可理解的和可預期的，這一信念根植於以下四個基本判斷或傾向。

　　其一，歷史是起作用的。

　　未來發生的事件無法獨立於過去，它一方面是指特定人群的某些特征在時間的坐標中具有較高的穩定性或傳承性，另一方面是說群體觀念或行為特征的變化方向與節奏深受“路徑依賴”的左右。說到穩定性或傳承性，恐怕要首推那些被某一特定群體普遍接受的價值理念或文化傳統，或簡單稱之為意識形態，亦即一種有內在聯系的、通觀世界的看法，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群體的偏好及選擇往往深受其影響。至於“路徑依賴”，它強調的是，在歷史演化過程中，由於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干擾，同時某些事件之影響可能會被放大，其演化會有多種可能的結果或均衡狀態，並將長期影響人類行為與資源配置過程。

　　其二，一國內部利益集團或階級之間的博弈，塑造了國家行為。

　　在國際關系中，國家行為通過其對外政策得以展現，而政策又都是由人來制定和實施的。故國家行為的基礎，在於那些由尋求精神價值實現和物質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個人集結而成的集體行動﹔對國家行為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理解途徑，來自對一國內部各集團或各階級之間博弈過程的剖析。在那些永無休止的學術辯論、紛繁復雜的朋黨紛爭和貌似矛盾的民族性格背后，應該存在著某種一致的、持久的及相互協調的美國行為邏輯。

　　其三，外交服從於內政。

　　雖然在漢斯·摩根索、肯尼思·華爾茲、約翰·米爾斯海默等學者的眼中，國家的對外行為與其內部屬性關系甚微，但更多學者或政策專家還是傾向於認為，一國對自身利益的界定及由此產生的對外行為，是其國內價值觀念和社會屬性的延伸，至少對霸權國家或大國而言是如此。塞繆爾·亨廷頓指出：“國家利益來自國家特性。要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麼，就得首先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對外政策上的爭論，其根源就在於我們在國內是什麼人這一方面有爭論。”在此，我們接受康馬杰提出的研究思路，即“存在著一種獨特的美國思想、性格和行為方式”，這些內部根源決定了美國的對外行為。

　　其四，制度是實現國家目標的基本手段。

　　主流制度經濟學家的關注點，在於揭示那些隱藏在個別國家之間經濟績效差異背后的制度原因。而我們關注的焦點則在於，把制度經濟學理論擴展到對國家關系和國際體系的分析之中。這樣一來，制度經濟學中的所有權結構和國家理論的重要性便相對降低，而側重於保護哪個或哪些國家的價值觀、權力、利益的制度結構的重要性便相對上升。這裡，對不同群體、國家或經濟體意味著不同結果的制度，被我們稱為“非中性制度”。在一個全球政府缺位、全球公共產品主要由超級大國及其同盟者提供的世界裡，任何一個擁有霸主地位的國家或國家集團，都勢必會運用“非中性制度”來成就其國家目標。國家間的競爭，亦集中體現在對規則制定權的爭奪上。

　　以“價值訴求——現實利益”模型討論美國行為

　　將上述四項基本判斷運用於對美國行為之根源的分析中，我們發現，整體而言，美國是一個宗教信仰強烈且宗教信眾遍布的國家——美國擁有一套以基督教教義為准繩的價值取向和善惡判定標准，也有一種將自身價值觀念普世化的理想主義沖動。與此同時，美國又極為注重實效，它的行為或政策與制度選擇無不圍繞著形形色色的現實利益而展開，奉產權保護及利益最大化為圭臬。無論是價值訴求還是現實利益，其承載者都是具體的、受到不同激勵而組織起來的個人，尤其是那些身處上流社會、佔據關鍵決策崗位、掌握全國資源與財富的精英。

　　在社會內部，美國不同階級或集團之間既有榮辱與共的利益，又存在著深刻的利益差異甚至沖突。在國家層面上，以黨派政治表現出來的不同群體間的利益關系，又總是通過價值訴求和現實利益之間的矛盾與協調展示出來。概言之，“宗教熱情——商業理念——集團政治”，三位一體，構成了美國行為的三大支柱，並成為理解美國行為根源的三個基本維度。

　　更進一步，我們試圖因循下述邏輯線索來剖析美國行為的根源：追求的目標，目標形成和實現的過程，以及實現目標的條件。美國的目標有兩大類：價值訴求和現實利益。自18世紀末期以來，在美國的對外政策中一直存在著兩條看似相互獨立、時而又相互矛盾的主線：理想主義與功效主義。理想主義的線索來源基督教的宗教哲學傳統，核心是要捍衛和拓展美國的價值理念﹔功效主義的線索主要出自於美國商業精神的傳承，緊密圍繞著權力和利益的角逐。而角逐的舞台，便是與制度或規則密切相關的黨派爭斗。討論美國行為存在著一個高度簡化的框架，即所謂“價值訴求——現實利益”二元模型，它力求把最能反映出與美國行為相關的基本變量提煉出來，並說明它們之間的關系，且盡量使其具有一般性和預測美國行為之能力。借助這個二元模型，我們試圖推導出某些事關美國行為之根源的命題，或引申出一些涉及美國行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