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長和：國際體系發展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

在漫長的歷史變遷中，幾乎每一個大國的崛起都會為世界提供一套具有其民族風格的國際關系理論。當前，在西方主導的國際關系理論陷入一片沉悶之際，不少人將目光轉向中國，並寄予厚望。中國與國際體系的交往關系是演繹和歸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一個有益樣本。中國一直是戰后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建設者與貢獻者，不照搬別國外交和國際關系理論，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為國際體系改革和國際秩序轉型提供概念體系和解釋體系。這套解釋體系不僅能解釋中國自身以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能為他國處理與世界的關系提供借鑒。

一以貫之地看待改革開放前后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國際體系這一概念，隨時代變化而被賦予不同含義。不同國家在使用“國際體系”時，其所指往往有所不同。從法律意義上看，二戰結束后成立的聯合國形成了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和殖民體系的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加入聯合國體系，聯合國體系持續擴容。與剛成立時相比，今天的聯合國成員數量翻了近兩番，聯合國成員體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國際政治經濟組織意義上看，美蘇冷戰爆發后，國際體系分裂為兩個體系、兩大陣營，各自所言的國際體系含義不同。蘇聯解體后，兩個體系實際上已不復存在。人們現在所說的國際體系，更多是從全球或世界整體意義上講的，與冷戰時期的語境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但西方國家習慣用普遍性詞語命名功能性組織，如“國際”“世界”“全球”等詞語，使得不少西方世界內部組建的國際組織從一開始就給人以世界性、國際性的認知效果。而不在這個體系之內的國家往往被歸為“異類”“另類”。這是我們理解西方政治學著作和外交措辭時需要注意的一個詞語現象。

在戰后國際體系的復雜演變中，中國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裡涉及一個問題，即對改革開放前后中國與國際體系關系的看法。有一種觀點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被孤立在國際體系之外，是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挑戰者，改革開放后中國改變了自己的國際體系戰略，開始主動“加入”“融入”國際體系，成為國際體系的建設者、貢獻者。顯然，這種觀點受到英美國際關系史的影響，並不客觀、准確。

其實，中國一直是聯合國主權國際體系的維護者。新中國成立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阻撓恢復中國的聯合國合法席位。即使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下，中國並沒有否定聯合國以及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新中國用了20多年的時間，最終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被人為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的年代，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同新興獨立國家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亞非會議十項原則，是對聯合國憲章基本原則的重要豐富和發展。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后，中國也一直是聯合國尊重主權與互不干涉內政原則的維護者。因此，從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主權國際體系來說，認為改革開放前中國是國際體系的挑戰者、改革開放后才是國際體系的建設者，這種說法既不全面也不客觀。

進而言之，中國以實際行動推動了聯合國主權國際體系的擴容，使得聯合國體系更加具有廣泛性和代表性。60多年前的萬隆會議對當時殖民地地區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運動、爭取民族獨立運動產生了很大鼓舞作用，並最終使國際殖民體系土崩瓦解。可以說，當時的國際關系潮流、主題和民心所向還不是和平與發展，而是解放與獨立。中國革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對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具有示范效應。新中國抓住這一世界民心和大義所向，支持、援助、引導並緊跟亞非民族解放和獨立的潮流。同時，一大批亞非新興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主權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聯合國體系的成員結構。所以，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與國際體系的關系史，不是割裂的，而是連貫的，即新中國成立以來就一直是國際體系改革和國際秩序轉型的建設者和貢獻者。

當前國際體系的新變化

當前國際體系與戰后國際體系早期相比已經出現許多新情況，呈現出一些具有新的世界歷史意義的變化及特點。

形成一個互相承認、互相確認的主權國際體系。解放和獨立作為世界潮流，至少從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就已經進入尾聲，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成為新的時代潮流。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主權國際體系的定型是對主權國家完整性的一種保証，主權國家之間互相承認、互相確認，至少從形式上抑制了霸權國家像歷史上的大國那樣肆意侵略、瓜分、佔有他國。同時，也出現了各種對主權國家的新干涉主義逆流，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蔽地支持主權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分離主義、各類所謂“顏色”革命等，威脅到本應互相承認、互相確認的主權體系。這是當前主權國際體系值得關注的一個動向，它實際上已經導致西亞北非國家內部的分裂和動蕩。

地區合作和地區性組織興起。當前，國際體系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表現為地區合作和地區性組織的興起，反映出國際政治多中心化的趨勢。這一變化對聯合國體系有一定的稀釋作用，但在一些情況下也具有補充效果。一方面，地區性組織越來越多地承擔起聯合國體系及其下屬組織在地區層面難以實施的項目和議題﹔另一方面，近年來地區性組織或者地區內核心國家開始處理越來越多的安全事務。非盟正在加速組建自己的維和部隊，處理非洲安全問題﹔第二十六屆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決定成立阿拉伯國家聯合部隊，介入也門內部沖突。地區性組織頻繁介入地區成員的內部沖突，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安理會在國際安全領域中的核心作用。

避免大國之間陷入結盟對抗。一個互相承認的主權國際體系已將各國納入一個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國際體系成員需要從幾百年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歷史中汲取教訓，努力避免國際體系內部再度分裂，走向對抗。今天，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中，冷戰時期慣用的外交詞匯重新開始流行﹔希望通過制造外部戰爭來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的想法和做法，也需引起國際社會的警惕。國際體系雖然有了很大進步，但是尋找敵人、制造敵人的對抗性國際政治文化並沒有消退，國際政治如果被這種敵友文化所支配，就難以發展到和諧共生的命運共同體狀態。這就需要尋找新的文化和倫理資源。

中國與國際體系互動過程帶來的啟示

中國在歷史上就形成了一個自己與周邊國家相互依托的國際體系，有著相對豐富的大國與國際體系交往的經驗。可從歷史觀和世界觀層面思考中國與國際體系互動過程帶來的啟示。

從歷史觀來看，中國參與國際體系改革和建設進程受到新的世界歷史觀的支配和影響。二戰以后，民族解放運動和殖民體系土崩瓦解，預示著新的世界歷史逐漸展開。佔人類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的覺醒和獨立，進而作為一個主體和整體首次參與到世界歷史的塑造過程中，這是20世紀下半葉改變國際關系的決定性力量之一，影響既遠且深，至今仍未消退。進入21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還將對未來世界地緣經濟版圖產生重大影響。隨著霸權史學和西方中心論逐步消退，世界史撰寫方式正在發生變化，這本身就反映了發展中國家政治自覺和文化自覺運動對國際政治格局變動的深遠影響。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新的世界歷史展開的一個重要環節，中國建設和改革也是新的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新的世界歷史發展規律和方向的准確把握，保証中國外交始終將自身發展與最大多數國家及其人民的命運、利益、責任聯系在一起，建構出與發展中國家多層次的相互依托的共生關系。

從世界觀來說，中國把國際體系視為既有對立也有共生的一個整體。這種整體主義世界觀與對立主義世界觀形成一種對照，后者傾向於假設世界是敵友分明的狀態，而前者則認為各方處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態，各種關系作為一個整體在流動中存在相互轉換的多種可能，應通過促進共生來形成一個和平共同體。和諧共生是一種很高的價值追求，實際上國際關系實踐中經常充滿著不和諧、不共生的現象。在趨向和諧共生的國際體系進程中，首先應賦予國際體系成員更多平等內涵，互不干涉內政應視為一種政治美德。但人們在不同文明、價值觀念、政治制度、發展道路上還沒有形成互相承認、互相確認的共生體系。形成這種共生體系，應是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進步的方向。可以預見的是，國際體系從轉型到定型的過程，必然也是一場知識范式的革命。這個過程已經開始出現在世界歷史領域，而國際關系理論對此更為敏感。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創新不僅僅表現為對一些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概念進行再闡釋，如國家、權力、民主等，更表現為自覺、自主地為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中國自己的新概念、新表述，如和諧、共生、新型義利觀、命運共同體等。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2月15日 1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