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寬
“化裝舞會與歌劇”，反映了當時人們參加化裝舞會與觀看歌劇的盛況。
西方學術界在法國社會學家讓·波德裡亞的《消費社會》出版后，對當代西方社會特別是美國社會的消費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哲學上的反思，形成了一場對當代消費社會的大討論。西方學界對“消費社會”的探討激發了歷史學家追根溯源的興趣，繼而開始關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的消費問題。雖然學者們仍在爭論英國究竟是在14世紀、17世紀還是18世紀形成了消費社會，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認同，17世紀末至18世紀的英國初步具備了消費社會的特征。文化消費作為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中的高級需求，是消費社會形成的至關重要的表征。同時，文化消費也是近二三十年西方學術界關於消費史研究的熱點之一，專門研究17、18世紀英國文化消費的著名史家約翰·布魯爾、英國藝術史研究專家安·伯明翰、近代早期英國印刷文化研究專家海倫·巴裡等學者都曾對近代早期英國的文化消費進行過研究。因此，文化消費也成為當時以中等階層（雖然有學者認為英國此時已經出現了中產階級，但這一階層還處於劇烈變動的階段，尚未形成一個穩定的階級，使用“中等階層”更為恰當）為主體消費人群的日常消費的一部分。
從17世紀后半期起，書籍、報紙、雜志、戲劇、音樂、繪畫等各種文化品的消費不斷增加，這一跡象可以從當時人的日記、家庭財產目錄、破產記錄、遺囑中看得出來。到18世紀，文化藝術不再是國王、朝臣、貴族和神職人員的獨佔禁地，不再是圈囿於宮廷的文化消費，而是成為大眾的財產，成為商業化的文化消費，成為分散在咖啡館、俱樂部、讀書協會、劇院、音樂會、畫室和拍賣行等文化活動場所的大眾化消費品。
印刷品是英國人日常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英國王室對印刷出版限制的放鬆，印刷文化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期，形成了大眾閱讀潮。報紙、雜志、圖書的爆炸式增長就是這一潮流的明証。根據英國文化史學者杰裡米·布萊克對18世紀報紙發行量的研究，英國在1713年報紙發行總額達到250萬份，到1780年達到1400萬份。各種專業化的政經雜志和休閑娛樂雜志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圖書閱讀更是成為中等階層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18世紀英國書目提要”，當時的暢銷書共分為四大類，宗教類書籍超過5萬種，社會科學類書籍超過4萬7千種，文學類書籍超過4萬5千種，歷史和地理類書籍約2萬5千種。相比之下，哲學、科技和語言類圖書不佔重要地位。
到18世紀，英國的藝術品市場也繁榮起來，藝術品貿易出現了一個驚人的增長過程。藝術品完全成為商品，主要的消費者是鄉紳、商人或者專業人士，最初他們購買繪畫作為私人裝飾品，到了18世紀中期之后，藝術品公共展覽也激增。當然，18世紀初主宰倫敦藝術品生產的主要是外國藝術家，比如法國和意大利的裝飾畫家、荷蘭的雕刻家和風景畫家、瑞典和奧地利的肖像畫家。除了這些生活在英國的外國藝術家大量生產藝術品外，英國還從歐洲大陸大量進口藝術品，以畫作為例，僅僅1725年從法國進口的包括油畫、蝕刻畫、雕版畫等各類畫作總數超過3000幅，從荷蘭進口的各類畫作接近2000幅，從意大利進口的各類畫作接近6000幅。此后，隨著倫敦成為歐洲最大的城市，英國各地的城鎮快速發展，英國藝術家也加入到藝術品生產者行列，再加上法國和荷蘭移民的幫助，最終英國本地繪畫藝術和實用藝術的從業者可以與歐洲大陸最優秀的同行競爭。
戲劇消費是城鎮文化消費的重頭戲之一。這一時期倫敦及英國其他城市興起修建劇院的熱潮，劇院數量不斷攀升，各劇院不斷開發新劇目來吸引觀眾。約翰·布魯爾在《想象的愉悅：18世紀英國文化》中提到，1769年11月14日下午５點，倫敦皇家特魯裡街劇院開門迎客，節目單早已在報紙上刊出，吸引購票佔座者絡繹不絕，評論家和落拓不羈的年輕人花3先令擠在劇院最前端的長凳上，誠懇老實的市民和訪客花2先令購買第一層邊座，仆人和普通百姓花1先令購買上層邊座，妓女在包廂間逡巡，小販在兜售水果，富人在開演前才進入預訂的包廂。這一場景是英國劇院史上的普遍一幕。除了表演戲劇，劇院還探索開發了意大利歌劇表演，並逐漸開始用英語演唱歌劇。歌劇的成功對英國音樂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此之前，音樂表演只是作為戲劇表演的一部分在劇院演出，很少舉行單獨的音樂會。此后，大眾音樂會成為文化消費的時尚之一。
英國人的文化消費在18世紀出現繁榮昌盛的原因錯綜復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第一，英國人的閱讀能力在18世紀得到了根本性提高，從而使得文化消費具備了最基本的條件。從16世紀到18世紀晚期，英國的識字率經歷了一個持續不斷的增長過程，根據目前最可靠的估算，男人的識字率在1500年是10%，到1714年達到45%，到18世紀中期達到60%﹔女人的識字率在1500年隻有1%，到1714年達到25%，到1750年達到40%。當然，識字率在各階層和各地區是不均衡的。1600年，貴族、鄉紳和富商幾乎都識字，店主的識字率到18世紀中后期達到95%，大多數勞動工人基本沒有閱讀能力。倫敦人的識字率最高，到18世紀20年代就高達66%。隨著識字率的提高，英國人具備了消費文化品的基礎。
第二，英國在18世紀出現了購買力超強的中等階層，他們極力模仿上層人士的消費，從而推動了英國的文化消費。根據近代早期英國消費行為和物質文化研究專家洛娜·韋瑟裡爾以及兩位英國社會史學者喬納森·巴裡和克裡斯托弗·布魯克斯的研究，到17世紀晚期，英國開始形成一個數量龐大的中等階層，年收入在40∼100英鎊之間。按照這一估算，英國有一半家庭屬於中等階層。在強勁購買力和模仿消費的推動下，英國中等階層十分熱衷於文化消費。
第三，英國文化消費的高度商業化既吸引了大量文化人士生產文化產品，同時又極大地促進了文化消費。從查理二世復辟到喬治三世登基的100年間，英國國王越來越退回到宮廷，國王雖然也贊助音樂家、畫家、劇院和歌劇，但只是眾多贊助人之一。藝術、文學、音樂和戲劇轉變為令人矚目的商業活動。當時人對英國文化的商業化程度之深感到極為震驚，有的人以極大的熱情擁抱這一變化，有的人則抱怨失去了優雅的宮廷文化引領文化潮流的美好時代。無論如何，文化消費都緊緊地抓住了他們。許多外國訪客也都承認英國藝術的興起是商業和城市社會的勝利，而不是宮廷文化的成就，快速發展的商業經濟幫助創造了面向大眾的英國文學和表演藝術。正是這種高度的商業化，使得倫敦吸引了蘇格蘭的著作家和出版商托拜厄斯·斯摩萊特、大衛·休謨、威廉·斯特拉恩，愛爾蘭的散文家、演說家和演員如迪安·斯威夫特、埃德蒙·伯克和謝裡登父子，威爾士的詩人和畫家如埃文·勞埃德、理查德·威爾遜，英格蘭地方名人如約翰遜和加裡克等，從而極大地推動了文化的生產和消費。
第四，大量涌現的咖啡屋、俱樂部等新興的消費和文化活動場所，極大地刺激了英國的文化消費。咖啡屋不僅是一個休閑消費的場所，更是一個文化消費的場所，是圖書報紙閱覽室、展覽場所，有時甚至是一個劇院。咖啡屋一般都提供種類眾多的報紙、雜志、小冊子，其刊載的內容經常能引發顧客的激烈討論。當時創立的各種俱樂部、協會和非正式的圈子都是品位和知識的共同體，咖啡屋俱樂部和酒館協會參與了生產文化的所有過程，藝術和想象作品的創作，它們的交流、接受和消費，都發生在這些文化空間。這些場所成為英國文化消費的策源地。
總而言之，18世紀的英國文化消費出現繁榮局面，而這也正是英國走向現代化的標志之一，與工業革命一道為社會轉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作者單位：東北師范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