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的警示

蘇聯解體距今已經有20多年，但關於蘇聯解體原因的探討卻一直在持續。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視角，有的從民族問題角度來分析，有的從信仰缺失的角度來研究，有的從蘇共改革的角度來闡釋，有的從蘇聯聯邦制的國家形式的角度來探討。蘇聯解體肯定是多種原因所致。蘇聯解體意味著蘇共失去政權，國家分裂。對此，蘇共難辭其咎。甚至可以說，正是蘇共在執政黨建設方面的問題和缺陷導致了蘇聯的最終解體。反思蘇聯解體的原因，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當今社會主義國家應如何加強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建設。

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是不可動搖的原則

在列寧、斯大林之后的蘇共領導人任職期間，蘇共的指導思想日益遠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到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非但不堅持馬克思主義，甚至直接轉向了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立場。1961年制定、后經1986年修訂的蘇共黨章規定蘇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其全部活動“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和自己的綱領”，“最終目標是在蘇聯建立共產主義”。但是到了1991年，蘇共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變成維護“全人類價值”和主張“自由”的黨，其目標成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黨章規定的黨的性質的變化也必然引起執政理念和執政行為的變化。在戈爾巴喬夫之前的幾任領導人中，雖然在立場上還堅持馬克思主義，但並不都在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來行動，直至最后連最高領導人都背離了馬克思主義，最終失去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蘇聯解體的悲劇也就在所難免了。正如一些學者所說：“蘇聯解體和蘇共亡黨的根本原因，在於從赫魯曉夫集團到戈爾巴喬夫集團逐漸脫離並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

執政黨的指導思想與階級立場、執政國家的社會性質緊密相連。一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也一定是堅持無產階級立場、代表一個國家大多數人利益的政黨。而這一指導思想的遠離和放棄則意味著將要放棄其無產階級的立場及其代表的階級利益。中國共產黨是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成立、發展和壯大的，始終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宣傳和教育，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被寫進了黨章、憲法，成為四項基本原則這一立國之本的重要內容。制度和觀念上對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的堅持，更要求在行動上始終貫徹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樣才能保証我國改革和發展的正確方向。

二、建立領導人正常更替制度，確保選拔出政治可靠、素質過硬的領導人

從蘇聯歷任領導人的當政、離任情況來看，蘇聯顯然缺乏正常的、合法的領導人更替制度。例如，赫魯曉夫是被政變趕下台，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均死在任期內。戈爾巴喬夫雖是壯年上任，卻最終擔任了掘墓人的角色。缺乏正常的領導人選拔、任用與更替制度，就容易導致黨內產生不合格的領導干部，甚至出現掘墓人。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說：“是黨的領導者們，正是他們背叛了黨，出賣了國家和人民。”

社會主義國家大多建國歷史較短，相應的領導人更替機制還不夠成熟。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甚至一旦開國領袖離世就分崩離析，也反映出領導人選拔和更替的重要性。毛澤東始終將這一問題當作最為重要的問題來思考，他曾說過，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變了，整個國家就會改變顏色。鄧小平也講到，“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証。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准，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我們說黨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要長治久安，就要靠這一條。”（《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

三、加強廉政建設，杜絕特權階層

蘇共對建黨宗旨的背離還表現為在黨內形成了特權階層,這些特權階層不僅大肆侵佔國有資產，而且享受各種特權待遇。擔任過戈爾巴喬夫助理的瓦·博爾金說，戈爾巴喬夫個人銀行賬戶上有幾百萬美金﹔按照自己的喜好，在多處療養勝地建造新的總書記官邸，建造豪宅，涉及費用高達數億盧布。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能腐化墮落到這種程度，整個黨的純潔性也就喪失殆盡。腐敗喪失民心，最終導致積重難返，直至導致蘇共垮台的結局。一個失去群眾支持的黨遲早將失去所執掌的政權。然而，造成亡黨亡國的這些特權階層和腐敗分子卻成為蘇聯解體的最大受益者。在蘇聯解體后，在新政權中掌握實權的以及獲利的多是原蘇共的高層領導。據俄《消息報》披露：到1996年，葉利欽周圍的75%，政府中的74.3%，社會精英中的82.3%都是蘇聯的干部。這正如前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們國家的那些具體的人，他們懷著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出於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和算計，更主要的是出於個人對利益的貪婪，促成了這樣一次歷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毀滅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毀滅了它的社會制度，使絕大多數百姓陷入了極度貧困的境地。”

毛澤東曾以蘇聯為例反思黨的建設，認為要警惕黨內特權階層和官僚集團的出現，因為這會造成黨脫離群眾而失去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毛澤東特別看重廉政建設，並通過整風運動等形式來加強廉政建設，堅決打擊腐敗分子，以保証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應該說，在建黨以來的90多年裡，廉政建設始終是中國共產黨建設的最重要的內容，隻有這樣才能夠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四、敢於直面錯誤，能夠自我糾錯

執政黨犯錯誤在所難免，但對錯誤不反思、不糾正，或反思不夠、糾正不夠就會最終在歷史上慘敗。斯大林時期，成就巨大，但在肅反擴大化、經濟體制建設、政治體制建設等方面卻不無遺憾。赫魯曉夫不僅未能有效彌補前任的不足，還犯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錯誤，不僅造成人們思想混亂，而且還動搖了人們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勃列日涅夫糾正了赫魯曉夫在改革方面的誤區，但在集權、特權階層形成等方面埋下隱患。戈爾巴喬夫不但沒有糾正積習已久的錯誤，反而在改革上犯了方向性錯誤。所以，糾錯機制不足，糾錯能力不夠，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定力喪失，最終導致蘇共執政能力削弱、喪失政權。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也進行過艱苦卓絕的探索，也曾犯過錯誤，經歷過曲折。但更多的是敢於直面、應對自己所經歷的曲折，敢於承認並能夠糾正自己所犯過的錯誤。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品質，也是執政興國的重要保証。

五、增強對改革的駕馭能力

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在改革，但改革偏離正確方向，也會斷送社會主義。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於列寧時期，開始於斯大林時期，這期間還經過了二戰的考驗。蘇聯的發展道路曾被概括為斯大林模式，這一模式在做出很大貢獻的同時，也留下一些嚴重弊端，比如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權力高度集中、高度重視重工業以致經濟比例失調，等等。但是后繼者赫魯曉夫的改革有較大的隨意性，幾乎是按個人喜好來進行改革，推翻原有管理體制一切從頭再來，這導致改革的困難增大。勃列日涅夫時期對赫魯曉夫的改革進行了糾正，似乎進入到太平盛世，但潛藏的危機卻更大，主要是戈爾巴喬夫選擇了背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直接促成蘇聯告別社會主義。所以，總的說來，蘇共對改革的駕馭能力還不夠強，以至於到最后出現方向性的錯誤時，已無回天之力，隻有人民群眾來承受解體帶給他們的苦痛。

正確有效的改革需要執政黨有政治定力、長遠眼光，更需要執政黨有極強的改革方向的駕馭能力，既不能任由領導人個人意願掌控，也不能受外部勢力惡意操控。因此，馬克思主義政黨進行改革需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的指導，堅持正確的方向，也需要從實際出發，根據國情適時調整。改革需要執政黨進行科學的頂層設計，更要保障社會主義國家大多數人尤其是普通民眾的利益。

六、擁有足夠的智慧處理國際關系，尤其是應對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和平演變

在國際舞台上，蘇聯曾經作為老大哥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幫助和扶持，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的發展，但是由於過多地粗暴干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不僅影響了蘇聯的形象，也使其失去了更多國家的支持。

社會主義陣營中的矛盾還不足以危及蘇聯的命運。但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西化分化卻漸漸消解了蘇聯政權。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武力干涉不能奏效時，和平演變就成為其對付社會主義制度的主要手段。而蘇共對此卻疏於防范，最終放棄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建設，漸漸遠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直至最后改旗易幟，成為西方世界對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范例。學者季塔連科曾講：“某些西方大國絕對沒有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西方國家除了通過意識形態滲透、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誘惑等方式來演變社會主義國家以外，還直接扶持代理人來充當社會主義國家的掘墓人，以達到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正是通過拉攏培植代理人，最終瓦解了蘇聯這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必須看到，西方敵對勢力搞和平演變的危險在今天始終依然存在。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有效地防范和平演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長期課題，也是我們黨和國家須臾不可忘記的。

前事不忘，后世之師。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警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改革、怎樣改革，才能保証國家不變色﹔共產黨應該如何建設、怎樣建設，才能使其永葆先進性。

（作者：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陝西學前師范學院政治經濟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