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紅旗》雜志的工作

《紅旗》初創時的概況

(一)編發稿件與組稿的情況

《紅旗》創辦時，從黨校和政治研究室各調來五個人。主持經常工作的就是我和胡繩。過了一陣，陳伯達同陸定一商量好，《學習》雜志停辦，其編輯人員統統合並到《紅旗》來。其中有陳茂儀、張先疇等人。包括出版發行的工作人員有二十多人。這樣兩邊合起來有三十來人。

第一、二期，主要是靠八大二次會上的發言。如張聞天的，薄一波的，周揚的，還有些地區負責人的發言。初期影響很大的一個東西，是李友九搞來的一個調查材料，就是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的條例，提倡半工資半供給，受到毛主席的重視。大約在八九月間，主席收到張春橋破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很重視，親自以自己的名義寫了一個按語，並提出要進行廣泛的討論。陳伯達對主席說：以你的名義寫按語，實際上等於敲定了，誰也不好再說什麼意見了，還是改成《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按語，以引起討論。這點，應該說陳伯達做了好事。當時我們在《紅旗》組稿、編稿，就是學習中央搞文件的辦法。選題定了，有了稿子后，幾個人分一篇。我和胡繩各抓幾篇，同編輯人員一起讀，一起討論、修改。每篇稿子都認真對待，搞到七稿、八稿。這種辦法對那些青年人學習中央搞文件的做法，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紅旗》的三個評論組

當時，《紅旗》雜志有三個評論組。一個是胡繩負責的思想評論組，筆名“施東向”﹔一個是姚溱負責的，加上王力和喬冠華，搞國際評論，筆名是“於兆力”，用喬冠華的筆名於懷的姓，兆字是姚溱的姚去掉女字旁，力是王力的力﹔還有一個經濟評論組，是我、馬洪和梅行，用虛心學的諧音“許辛學”做筆名。這三個評論組一直堅持下來，每期都爭取有一篇評論。讀者對這三個評論組還比較滿意。那時，最吃得開的還是國際評論，他們把毛主席、周總理關於外交、國際共運的重大問題的看法，通過評論文章傳達給讀者，文字比較活潑，這主要應歸功於王力。

我和馬洪、梅行合作撰寫，用許辛學的筆名發表的評論有十來篇，收到我的文集《〈紅旗〉歲月》第三編中。

小平同志重視《紅旗》，編輯人員進一步充實

小平同志對《紅旗》很重視。1960年前后，他說：《紅旗》光靠現在的編輯人員，人手不夠。要從全國各地選人。你們去選，提出名單來，由中央調。這樣就調來一批人，有：吳江、吳介民、蘇星、姚錫華、張雲聲，還有蔣振雲、盧之超。有林也是那時從黑龍江調來的。這批增加了十幾二十人。

對於這個班子的寫作水平、理論根底、文字能力，小平同志是知道的，因為這些人都是參加中央文件起草的。他后來出了一個主意，說軍隊裡的筆杆子不行，為學會寫文章，各總部和各軍兵種派一點准備培養的人到《紅旗》實習。也不用講課，就是同《紅旗》的編輯一起寫文章、改文章，一起討論。前后來過幾批，每批七八人。

編輯部人員增多以后，就採取兩班制，一班編輯，另一班學習。胡繩和我各領一班。這個辦法很好。因為人多了，都擠在編輯部，也用不上。分成兩班后，不當班搞編輯的人可以出去做點調查，可以讀點書，研究些問題。大體上是三個月一班，輪換。

整理陳雲同志的《當前基本建設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起草關於化肥工業的決定

大約在1959年2、3月，那時陳雲同志已不管全面的經濟工作，隻讓他管基本建設。當時全國上下一股風，都要大干快上，大家頭腦發熱啊。陳雲同志很冷靜，頂住了那股風。他在他管的基建這個范圍裡提出一系列與當時潮流不同的看法，可以說是反潮流的。一個是質量問題，必須重視基本建設的質量，不能隻看數量沒有質量。一個是規模問題，一定要量力而行，在力所能及的范圍裡搞。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工作隻能有步驟地進行，首先把全國的工業體系建立起來，在此基礎上，才能有條件地一個大區一個大區建立各有自己特點的工業體系。至於省，陳雲說，起碼現在不能每個省都建立一個獨立的工業體系。道理很簡單，你那裡沒有煤，卻一定要發展煤炭工業，用什麼辦法都搞不成。隻能按當地的資源和條件，能搞什麼工業，就搞什麼工業。還有一點，當時不是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嗎，陳雲提出，群眾運動一定要有領導，大搞群眾運動一定要和集中領導相結合。

我和周太和根據陳雲的幾次講話整理了一個他關於基本建設問題的文章。這時，喬木同志代替陳伯達當總編輯，主持《紅旗》工作。我們把稿子交給他。喬木很重視，認為談的這些問題很重要，就在1959年3月《紅旗》第5期上發表了。

開展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

大體說來，1961年到1964年，以《紅旗》為主要陣地，開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問題的討論，著重從自然科學的角度來討論真理標准。其背景為了配合批判修正主義。這件事主要是范若愚(副總編)組織的。他是搞哲學的，在1961年第13期上發表了他寫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要求》。接著，編發了《自然科學與世界觀》(龔育之)、《真理的全面性》(關鋒)、《論真理發展過程》(申集)、《真理是具體的》(張世英)等文。1962年第2期發表的《論自然科學研究中有關實踐標准的若干問題》(何祚庥)，談到實踐標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問題，引起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此后兩年間，《學術研究》《新建設》等報刊都發表文章，就實踐標准的絕對性與相對性、絕對真理與相對真理等問題展開了討論。在此過程中，給人留下較深印象的文章有龔育之的《認識發展中的肯定否定問題——談太陽系學說的一段歷史》(《紅旗》1962年第5期)，從太陽系學說的發展歷史說明必須繼承、揚棄而不能全盤否定，有力地批判了赫魯曉夫“丟刀子”的背叛行徑。《紅旗》1964年第10期發表《關於實踐標准問題討論的情況》(綜述)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客觀標准》(杜雷、吳俊光)、《再談自然科學研究中的實踐標准問題》(何祚庥)，第11期、12期又接連發表了討論實踐標准的文章。應該說，這次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是貫徹了雙百方針的。從學術討論來說，相當深入﹔從政治影響來說，也是好的。

《紅旗》編發了好文章，培養了人才

1964年，毛主席提出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我們響應，要調一些青年人到《紅旗》來，作為培養對象。小平同志支持我們的想法，給了我們一個權力，可以到各個大學裡去挑學生。在統一分配之前，由我們先挑，把最優秀的學生挑來。當時政策研究室和中宣部也跟著沾光。滕文生、衛建林、謝宏、王夢奎等，都是這時調來的。

到1964、1965年，毛主席提出，經常工作他不管了，抓抓理論問題。這時，《紅旗》出了個《未定稿》，增加許立群為副主編，來管這個《未定稿》，並帶這批新來的年輕人。

現在五十多歲，在理論戰線上寫文章，起作用，為中央寫文件，不少是這批人。彭真說過一句公道話：《紅旗》培養了一批干部。這倒是事實。有人算過，不那麼周全，到現在為止，在《紅旗》待過，后來出去，到目前，副部級以上的干部有十五六個吧。1975年成立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以后成立書記處研究室，又重新把其中一些人集中起來，搞了幾年。到1987年，趙紫陽把書記處研究室解散了。這些干部分到了中央機關的22個單位。趙紫陽這一手，卻對這些人的提升起了很好的作用。原來擠在一個單位，那時我就發愁，曾設想搞雙軌制，提倡可以當“長”，也可以當“員”。但實際上解決不了問題。解散之后，這些人分到各個單位，同那裡的同級干部一比，高出一籌。解散提供了機遇，這是沒有想到的。這些人講到自己的成長，都講《紅旗》這一段。

我和胡繩就是起了這麼一個作用，用搞文件的方法，通過寫稿、改稿，而不是用嘴巴說道理，來培養這批年輕人。用了幾年工夫，一個字、一個字地斟酌，把這套方法傳授給了他們。

還有一條也很重要，經我向尚昆同志請求，由他向中央提出，希望讓我和胡繩兩個輪流列席書記處、政治局和中央召開的各種會議。有了這個條件，就使編輯部的工作能和中央的決策緊密聯系。我們列席中央的會議以后，中央討論和決定什麼問題，就及時傳達，加以討論，組織稿件，進行加工修改。當時宣傳部都沒有這個條件，隻有《人民日報》的總編輯能列席上述會議。這是那時一報一刊享受的“特權”吧。

編輯部建設的十條經驗

在我下去搞“四清”之前，在《紅旗》的六年裡，經過實際工作和編輯工作的鍛煉，經過討論、研究，1964年搞了一個“增強黨性和思想建設”的總結。概括了十條，也可算是經驗總結吧。一個單位如果真能把這套東西付諸實施，對干部、對集體、對工作，肯定都會起好的作用。這裡隻說一下這十條的題目：

(1)關心國際國內的階級斗爭﹔(2)參加實際鍛煉﹔(3)做好編輯(業務)工作﹔(4)學會做調查研究﹔(5)要重視積累材料﹔(6)要認真讀書，讀馬恩列斯毛的書﹔(7)要學會寫文章﹔(8)要善於思索﹔(9)要加強思想意識鍛煉﹔(10)加強思想政治工作，黨委要做、機關要做、大家也要做人的工作。

那時，在《紅旗》確實形成一種風氣。雖然是八小時工作制，但無論是當班的還是不當班的，實際上都是上午下午上班，晚上也在辦公室讀書、看稿。《紅旗》的大樓，晚上燈火通明。所以能培養出一批人來，確實有一套辦法。

(摘自《鄧力群自述(1915-1974)》，鄧力群著，人民出版社2015版)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