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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確把握大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然規律

林念修

2016年02月04日09:57   

創新驅動是經濟發展的更高級階段。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邁克·波特在對幾十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做詳細分析的基礎上,將各國經濟發展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等四個階段。相比較而言,創新驅動是經濟發展的最佳狀態。

從國際經驗看,完成這個“跨越”也並不容易。上世紀60年代,全世界有101個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到2010年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隻有13個。拉美和東南亞一些國家,早早成為中等收入國家,但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沒能及時跟上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導致增長動力不足,勞動生產率提升緩慢,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這些經驗教訓值得我們認真借鑒反思。

創新驅動是大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縱觀美、英、德、日、韓等國家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創新驅動發展是大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各國成功實現創新驅動轉型的秘訣都是順應技術趨勢和經濟規律,主動求變、勇於創新。概括來看有以下三方面特點:

首先,大國崛起都抓住了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機遇。如,英國抓住第一次科技革命機遇,成為世界霸主﹔德國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機遇,趕超英國﹔美國是電力革命的趕超者和信息技術革命的引領者,這使它成為近百年來的世界第一強國﹔日本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機遇,成為世界經濟強國﹔韓國抓住20世紀7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革命快速發展的機遇,使信息技術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創造出“漢江奇跡”,等等。

其次,大國崛起都順應了發展環境的變化積極主動創新。以往的實踐表明,每一次經濟危機后都伴隨著創新創業熱潮。實質上就是經濟發展約束條件強化,倒逼了國家的創新轉型。比如,上世紀70年代,資源極度短缺的日本面臨石油危機嚴峻挑戰,它通過大規模的技術創新和應用,成功實現了產業結構高級化,推動了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

第三,大國崛起都突出了制度建設引領創新轉型的戰略關鍵。如,英國早在1624年就明確了專利規則﹔德國在二戰時期就引入國家標准體系並建立了大學教育和職業教育“雙元發展”的先進體系,為戰后再次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美國注重營造創新創業文化,立國不久就頒布了《全民教育法案》﹔韓國在轉型期間設立了企業技術研究開發預備金等一系列支持創新的財稅制度,並在1990年出台了《戰略部門技術開發計劃》。

我國創新驅動轉型已經在路上。人口優勢正在向人才優勢轉化,我國大專及以上學歷人數超過1.5億人,比日本總人口還要多2000萬。科技水平得到了長足發展,一批富有創新活力的企業展現出了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從區域看,經濟轉型布局早的地區發展態勢較好。東部和部分中西部地區創新驅動轉型布局早、調整快,能夠保持較好的投資效率和發展質量,經濟增長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強,有的地方還實現了逆勢回升。而同期有的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過度依賴資源能源,產業結構偏重、偏粗,經濟增長遇到的困難更大。

從產業看,創新投入較大的高技術產業增長后勁更大。這兩年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發展迅猛,雲計算、“互聯網+”、大數據等新增長點層出不窮。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速連續9個月高於工業4個百分點以上,利潤增速領先優勢接近20個百分點。但是傳統工業遭遇發展瓶頸,特別是佔工業比重30%以上的六大高耗能行業,增加值增速比去年同期下降3-4個百分點,成為拖累經濟下行的重要因素。

(摘自《行政管理改革》2015年第11期)

來源:《紅旗文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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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晶、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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