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勝阻
十八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十三五”規劃建議），其理論上最大的突破是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五大發展理念中，綠色發展是“十三五”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底色，而綠色發展一定要有綠色金融的支持。
綠色發展是“十三五”社會經濟發展的底色
首先，應當看到，由於過去的發展方式過於粗放，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與資源浪費，“十三五”中國經濟亟需實現綠色轉型。在“十三五”規劃建議中，“綠色”一詞出現21次，成為高頻詞之一，同時，“綠色富國”“綠色惠民”的說法被首次提出。綠色發展理念將帶來一系列新政策。它不僅涉及環境保護問題，也會帶來產業發展的機遇。在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中，新能源、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都與綠色發展有關。綠色發展也會帶來經濟發展的新機遇，如2014年，北京市政府宣布要投入7600億元治理霧霾，治理霧霾的過程就會帶來巨大的市場機遇。
在堅持綠色發展的過程中，要樹立全球性生態視野。當今世界，有三重危機倒逼經濟發展綠色轉型：一是全球性金融危機，二是資源能源短缺，三是環境污染。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全球經濟出現大衰退，但是低碳行業逆勢上揚，增長了75%。現在，美國推出了以新能源產業為核心的綠色新政﹔歐盟提出經濟復蘇與低碳經濟轉型相結合，歐洲2020戰略把創新和綠色增長作為提高歐洲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戰略﹔德國宣布要實現向清潔能源完全轉化的工業化﹔日本著眼未來，推動低碳革命﹔韓國已將綠色發展納入國家發展戰略﹔2012年在裡約舉辦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會把綠色增長作為會議的主要議題。從全球來看，人類對環境問題的認識也有三個階段，分別為：成功的代價，寶貴的覺醒，現在則進入奮起的飛躍階段。綠色發展已成為各國發展的共識，各國也採取了眾多對應的新政策。
在我國重點區域的發展過程中要堅持綠色發展戰略。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第一要務是解決綠色發展問題。北京現在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城市病，大氣污染問題的嚴重性已不必再強調，水危機亦迫在眉睫。2014年全國“兩會”上有一份提案，認為水危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最大危機。人讓水病，水讓人病，人水關系急劇惡化。有外國媒體評論說，中國正面臨一個遠比制造業增長放緩或是房地產市場泡沫更加嚴重的水環境問題、水安全問題。北京的人口總數由1949年建國初期的420多萬增至現在的2000多萬，人口的劇增給資源環境承載力帶來巨大考驗。
在北京，人均水資源量隻有102立方米，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1/20，更不到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80。依托南水北調工程，北京的人均水資源佔有量能夠增加50立方米，但南水北調的代價大、成本高，能否徹底解決北京的水資源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一位美國未來學家曾經做過一項研究，認為未來世界會有十大超級城市，入選的中國城市有上海、武漢，卻沒有北京。這位學者在解釋為何上海和武漢能夠入選時說，水是一個城市的生命之源，超級城市最重要的是有水資源的保障。上海和武漢入選，都是因為水資源充足的緣故。水對一個城市的發展極其重要。為了發展，北京市不得不持續超量抽取地下水，導致平原地區的地下水位年均下降1.1米，已經形成2650平方公裡的沉降區，直接威脅北京的生態安全、城市安全。
長江經濟帶作為中國三大戰略之一的區域，其環境保護已被列為2016年重點推進的三件大事之一。近期，習近平總書記在重慶召開的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指出，長江經濟帶要“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這就為長江經濟帶的發展定下了基調。長江水路具有運量大、能耗小、成本低、佔地少、污染輕等比較優勢，且水運成本僅為鐵路的1/6、公路的1/28、航空的1/78，是“黃金水道”。我們不僅要看到長江經濟帶的水運優勢十分明顯，也必須看到它的生態非常脆弱，必須把長江水資源保護放在第一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進程明顯加快，而城鎮化的發展要與當地水資源、水環境相適應。當前，城市群已成為我國城鎮化的主體形態與主平台，我國城市群總數已經超過30個，預計未來5－10年，城市群將聚集82%的人口和92%的經濟規模。長江流域現在有三大城市群，分別為長三角城市群、長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漢為中心）、成渝城市群。可以想見，三大城市群會帶來“金山銀山”，但是能不能守住“綠水青山”，將成為城市群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
當前，污染治理是最大的民生期待。環境庫茲涅茨曲線顯示，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即環境質量與收入為倒U型關系。按照一些經濟學家的觀點，我國當前以霧霾為代表的環境污染問題和經濟發展階段有關。但是，我們不能有“宿命論”，不能坐等經濟高度發展后再治理環境，必須把污染治理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發展綠色經濟的著力點
發展綠色經濟要踐行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兼顧生態、經濟、社會三種效益。發展綠色經濟、建設生態文明，主要包括以下六點內容：一是綠色經濟涉及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綠色經濟三大板塊，二是發展綠色經濟要依靠企業、農戶與政府三大主體，三是要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三大效益，四是綠色經濟發展要有產業化、市場化、國際化三大支撐，五是綠色發展由技術、金融、文化“三輪驅動”，六是綠色發展要以生態、民生、經濟三大目標，形成“三星捧月”。
綠色發展是生態問題、民生問題，也是經濟問題，特別是綠色產業、綠色經濟。要用“雙手”、“雙輪”來推動綠色消費和綠色營銷，將綠色技術和綠色設計結合起來。“雙手”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場“無形之手”，“雙輪”是綠色技術和綠色金融的“雙輪創新驅動”。堅持綠色發展，需要由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的綠色文化引領。要有生態價值觀、生態道德觀，政府官員要有生態政績觀，百姓要有生態消費觀（綠色消費）。總體而言，發展綠色經濟需要綠色文化引領、綠色標准約束、綠色政策激勵、綠色科技支撐、綠色產業推動以及綠色法律保障。
堅持綠色發展，要建立技術文化引領機制。據研究，美國現在每創造1美元的經濟產出，其消耗的能源比30年前減少了47%，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技術的進步。要完善結構調整機制。研究表明，結構節能對實現節能目標的貢獻為60%－70%。要健全政策激勵機制，綠色發展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據世界銀行統計，完全依靠市場機制，隻能解決20%的節能問題，有更多、更重要的環境問題要靠政府來解決。同時，要建立市場誘導機制、完善社會參與機制。
發展綠色金融，引領綠色發展
“十三五”時期，深化金融體制改革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是堅持綠色發展理念，建設綠色金融體系。有預測數據顯示，“十三五”時期，中國綠色產業的年投資需求在2萬億元人民幣以上，而財政資金隻能滿足10％－15％的綠色投資需求，大量綠色投資必須來源於社會資本。因此，要引導商業銀行完善綠色信貸機制，發揮金融市場支持綠色融資的功能。綠色金融工具包括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証券、綠色基金、社會責任投資、環境証券化、碳金融等綠色金融產品。現在資本市場主要為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服務，而沒有為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提供足夠支持。有研究表明，倫敦股票交易所和紐約股票交易所旗下上市公司隱含的二氧化碳密集度在2011－2013年間分別提高了7%和37%。
改革創新綠色金融，要通過立法，強制性要求上市公司和發行債券的企業披露環境信息，披露環境信息是企業非常重要的社會責任。
在綠色金融方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是發展碳交易市場。碳交易能夠促進減少工業化石能源的利用，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實現生態保護。例如，張家口崇禮縣是2022年冬奧會的舉辦地之一，正在實行碳匯試點，當地農民種樹就可以獲得收益，有利於保護冬奧會舉辦地環境。污染治理既要靠政府，也要靠市場手段。碳市場是治理污染的有效市場手段，這是一種新概念（碳可以成為商品）、新市場（碳可以進行交易）、新契機（碳可以獲得融資）。污染治理的兩種市場手段一是以價格為基礎的手段，如環境稅﹔二是以數量為基礎的手段，如排污許可証交易。推進綠色金融發展，一方面要靠市場化，另一方面還要靠法治化。今后在《証券法》《商業銀行法》和《保險法》等法律修訂時，應當加上綠色信貸、綠色証券和綠色保險制度的有關規定，從法治上來保障綠色發展。
總之，要實現綠色發展，非常重要的是要大力發展綠色金融。綠色發展涉及技術創新、金融創新、文化引領等，應當多管齊下。
（作者系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本文是作者1月16日在“國研智庫論壇·新年論壇2016”上的演講，本刊記者杜悅英根據錄音整理，發表前經作者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