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雙減”背后

最新的全國統計公報一出，勞動力市場出現“雙減”（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流動人口減少）的新變化就引起各方關注，這為寒冬中艱難前行的經濟增添了復雜因素，個中邏輯關聯需要細細品味。這不是小事，事關未來發展大局。

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並非2015年才出現。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首次出現下降，較上年減少345萬。彼時，學術界就有專家驚呼“劉易斯拐點”開始出現，中國人口紅利即將消失，未富先老，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遠影響。不過，關於“拐點”是否已經出現尚存爭論。此后幾年的情況基本結束了這種爭論，正是從2012年開始，勞動年齡人口出現持續減少：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連續四年累計減少1447萬。由此，人口形勢出現逆轉，一直認為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無限供給的固化思維被驚醒。其實，早在2005年前后，我國就已經出現“民工荒”、“招工難”現象。只是當時，學術界和決策部門更多地強調這種現象是勞動力的結構性短缺，而沒有明確認識到勞動力供給形勢正在出現根本性的轉變，從而錯失了提前調整的機遇。

現在回頭看，勞動人口供給形勢的變化確實帶來了諸多難題。對企業來說，“招工難”導致企業用工成本持續上升，競爭力不斷減弱直至消失﹔對地方政府來說，勞動力供給短缺成本上升帶來大面積的企業倒閉或者產業向外轉移，出現產業空洞化現象，財政收入吃緊﹔對社保體系來說，收付壓力加大，尤其像東北等人口不但減少且大量外流地區，形勢更為嚴峻。

在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同時，首次出現的流動人口減少現象也值得高度關注。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全國人戶分離人口2.94億人，比上年末減少377萬人，其中流動人口為2.47億人，比上年末減少568萬人。

流動人口的減少，首先與勞動人口的減少存在關聯﹔其次，改革開放之初沖向城市務工的第一代農民工已經年老體衰，難以在勞動力市場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從城裡“退休”回到了鄉下，這一批人數量不小﹔第三，素質相對較高的“一代半”或者二代農民工，在城市裡見了世面、積累了資金，恰逢互聯網的發展打破了地理阻隔，交通物流成本下降，於是有不少選擇回鄉創業﹔第四，一批青壯年農民工，由於戶籍制度的限制，隨行的子女無法在居住地就學和參加中高考，被迫舉家回遷。

人口及勞動力形勢的變化事關發展全局。一方面，對城市來說，由於勞動力供給減少，勞動力成本會繼續上升，與經濟下行趨勢逆向而動，這對於困境中的經濟來說可能不是一個好消息，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聚集的地區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對農村來說，部分農民工的回流，不僅帶來了經過工業化大生產訓練的優質勞動力，而且帶來了資本和技術，就地就近創業就業，借助互聯網工具，實現一二三產業在農村地區的融合發展，有可能成為農村創業的一支生力軍。從長遠看，這將有利於城鄉差距的縮小，有利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對此，政府部門應該出台鼓勵和引導的政策，扶持這支生力軍。

當然，一段時期內城市經濟受到的沖擊和影響需要重視，做好政策引導。正如今年一號文件所說，既要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創業，又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既要大力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轉移就業創業，支持農民工返鄉創業，又要穩定並擴大外出農民工規模。其意在於，兩者要兼顧，農村需要要素回流改變面貌，城市仍然需要農民工幫助發展，希望符合條件和有意願的農民工在城市扎根落戶。這既是推行新型城鎮化戰略的重要抓手，又是城鄉統籌、協同發展的必然要求。在此，我們必須鄭重提出，城市需要善待農民工，不光是要農民工干城裡人不干的臟累險活，還要真誠接納他們成為城市的平等一員，享受同樣的公共服務，他們需要家、也需要愛。隻有愛和包容，以及讓農民工無差別地共享城市化帶來的便利和福利，才能吸引他們自願、有序地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