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為中用  鑒往知來——《黑格爾著作集》翻譯出版的現實意義

　　西方哲學在我國的傳播始於19世紀、20世紀之交，但完整翻譯西方哲學原著的起步則晚得多。直至抗日戰爭勝利后，賀麟成立“西洋哲學編譯會”，才計劃系統翻譯西方哲學著作。最初譯出四種：賀麟譯斯賓諾莎的《致知篇》、陳康譯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謝幼偉譯魯一士的《忠之哲學》、樊星南譯魯一士的《近代哲學的精神》。魯一士是美國黑格爾主義的主要代表，而斯賓諾莎對黑格爾有很大影響。可以說，西方哲學著作的第一批譯著都與黑格爾哲學關系密切。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黑格爾著作的翻譯幾乎同步：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完工時，黑格爾的大部分重要著作也被譯成中文。

　　上世紀80年代，國內哲學界有“揚康（德）抑黑（格爾）”的意見。它雖未充分表達，卻代表了一種流行的情緒，結果似乎是康德走紅、黑格爾受冷落。我們現在可以理解這種情緒的由來。比如，由於長期以來把黑格爾哲學簡單化、公式化，使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黑格爾語言晦澀難懂，但思想體系易於掌握﹔再如，覺得康德思想體系大有值得深究之處，可與現代西方哲學直接聯通﹔又如，認為黑格爾是西方中心論的代表，感到“真能懂中國儒學者還是康德”﹔等等。從學理上說，康德固然重要，但沒有必要在他與黑格爾之間作非此即彼的選擇。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黑格爾哲學都是不可或缺、不可取代的。

　　從西方哲學看。兩次世界大戰后，英美哲學界就有人把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思想來源歸於黑格爾，但很快發現那不過是沒有文本依據的誤解和曲解。有感於研讀黑格爾著作的重要，英美哲學界相繼對黑格爾的《邏輯學》《精神現象學》《法哲學原理》等展開了集中、重點研究。而在德國和法國，黑格爾研究從來都是“哲學重鎮”和“文化堡壘”。德法和英美的黑格爾研究各有特點：德國人對文獻有執著的考証，按其唯心論傳統對各種思想觀點的來源、關聯和輻射加以縝密研究﹔法國哲學家按照文化潮流、社會需要和學派立場，從黑格爾著作中引申出自我主張﹔英美哲學家對黑格爾的代表性著作進行析義辨理，深入分析其論証結構、層次和步驟，把辯証法的思辨還原為歷史經驗的實在。這三種傾向相互影響：英美哲學家注意吸收德國的考証新成果，而德法研究者也自覺運用分析法重構黑格爾的論証方式。

　　從中國哲學看。黑格爾對中國古代文化有過尖刻的評論，令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者難以接受。事實上，康德也說過類似的話。康德和黑格爾的中國文化觀是對伏爾泰、魁奈等人的反動。他們的否定和那些“中國之友”的肯定，均不完全符合古代中國的實際情況。現在，如果理性看待中西文化交流初期出現的“深刻的片面”，比較全面地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那麼，障礙就會變成中西哲學比較研究的橋梁。在這方面，上一代新儒家和老一輩學者為我們樹立了榜樣。比如，牟宗三把“物自體—現象”之學作為哲學的一般框架，試圖建立超越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學﹔又如，賀麟在近代唯心論的框架裡，梳理出陸王心學與德國唯心論相互平行、相互對應的思路﹔再如，張世英受黑格爾《精神現象學》啟發，撰寫《中華精神現象學大綱》一書，謳歌中華文化精神自我覺醒的歷程﹔等等。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一般把費爾巴哈和黑格爾並列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個來源，這一說法並不准確。馬克思在青年黑格爾派中受費爾巴哈影響，但在與這個學派決裂后，就與費爾巴哈基本無涉。另一方面，隨著批判的深入，馬克思受黑格爾的影響越來越大。在人們把黑格爾當作“死狗”的環境中，馬克思卻宣稱“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忽視了馬克思的這句話，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庸俗唯物論和經濟決定論，又啟用新康德主義的“倫理社會主義”。在同第二國際的論戰中，列寧和葛蘭西等在馬克思著作中闡發出黑格爾辯証法的革命要素。隻要看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文獻中黑格爾著作的檢索量，便可以了解黑格爾哲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價值和意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主要得益於馬恩全集的中譯，也得益於黑格爾著作的中譯。如果說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和多年前出版的黑格爾譯作相對應，那麼，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則與正在進行的黑格爾全集歷史考証版中譯版相對應，而精粹的馬恩文集則與黑格爾著作理論版的中譯版相對應。著名黑格爾研究專家張世英主編的《黑格爾著作集》中文版20卷（人民出版社出版），囊括了黑格爾的重要著述﹔雖然大部分以前已翻譯出版，但這一版依據統一的德文理論版翻譯，可避免過去譯本因版本不同所產生的缺陷，為我們學習研究黑格爾哲學提供了一套難得的基礎性文本。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6年02月01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