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偉光
2010年開始，本人養成了群發飛信分享讀書心得的習慣，主要是古代經典中的格言警句，偶爾也分享一點今人的內容。某次讀到胡適之先生給畢業生講演中的一句話，“你最大的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自覺頗好，群發之。沒多久，不料李猛兄就約請我編一本關於胡先生的書。
民國那輩學人對中國的落后痛心疾首，紛紛尋找原因，胡先生的學說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一種。回過頭來看，貢獻不可謂不大，而失誤也不可謂不大。我們不必苛責前賢，前賢已然盡心盡力，做到了他們的一百分，我們隻能設身處地從歷史的脈絡中尋找更深層次的原因，繼續前行。
竊以為，清朝三百年，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專制的高壓下，已然名存實亡。這裡隻能給出一個極簡約的線索。
儒學天然面臨著與皇權的微妙二重奏：一方面要尊君和忠君，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君權，防范專制，小程子“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的名論，已然深入人心。宋代尚有君權和士大夫群體的互動與平衡，至明太祖廢宰相，中國政治已成跛腿，但經筵尚能保持，師道尊嚴在皇權面前還有約束力量，張居正才可以在皇帝的支持下試圖推行改革，匡正時弊，而且還有民間的力量，教化的權力尚在士大夫手中，書院講學遍地開花。清代則將經筵中的教化與被教化關系逆轉，於是道統與政統合二為一，士大夫之精神幾乎徹底被壓制，中華民族之元氣被斫喪殆盡。
歐風美雨滌蕩的晚清，正是民族文化最虛弱的時候，思想最空虛的時候，人才最凋零的時候，這和當年迎接佛教東來的魏晉迥然不同——魏晉時代，“國家不幸詩家幸”，文化貴族們以家族為堡壘，傳承並且弘揚了文化，新生的玄學對佛學的接引起了絕大作用，三教鼎立的大唐盛世，正孕育於此。民初學人目睹儒學旗幟下朽爛的中國，遂誤名為實，將責任一股腦兒推給傳統，不惜痛自刻責乃至自虐，下了錯誤的解藥，影響深遠。好在，中華民族畢竟有著五千年的偉大文明，數百年的摧殘雖已使其滿目瘡痍，但畢竟內力深厚，挺了下來。
但正如史學奇才張蔭麟先生所言：“我們的‘民族自虐狂’一天沒被抹去，則一切建設復興的工作，若不是飾爛泥而雕朽木，便是資寇兵而赍盜糧！”名實不辨，是非不分，就會“飾爛泥而雕朽木”，化神奇為腐朽﹔削足適履，邯鄲學步，就會“資寇兵而赍盜糧”，愚不可及。隻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有立而無對，一如我們的漢唐，既有鮮明的文化本位，又能“學而不厭”、以最開放的心態吸收各種文化養料，我們的文化才是有希望的、才可能恢復勃勃生機。
事實上，有一點可能是我們讀胡先生的書很容易忽視的，特在后記中重點提示，胡先生對兩大傳統非常推崇：一是科舉，一是書院。不幸的是，這兩大傳統因清末新政而湮滅，胡先生對此曾多次表示惋惜。胡先生有一篇札記名為《書院的教育》，短小精悍，頗值一讀，特分享如下：
這一千年來的中國教育史，可說是書院制度的沿革史。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認得書院就是學堂，所以他們毀了書院來辦他們所謂“學堂”！他們不知道書院是中國一千年來逐漸演化出來的一種高等教育制度﹔他們忘了這一千年來造就人才，研究學問，代表時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機關全在書院裡。他們不知道他們所謂“學堂”，——那挂著黑板，排著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劃腳地講授，學生目瞪口呆地聽講的“學堂”，——乃是歐洲晚近才發明的救急方法，不過是一種“灌注”知識的方便法門，而不是研究學問和造就人才的適當方法。他們不知道這一千年演進出來的書院制度，因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講授，因為他提倡自動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動的注射，真有他獨到的精神，可以培養成一種很有價值的教育制度，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對八股的科舉而一並廢除了文官考試制度﹔因反對書院的課程不合時勢而一並廢除了一千年艱難演進的教育制度！沒有歷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淺啊！
“沒有歷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淺啊”，胡先生的浩嘆，正所謂“百年必世養之而不足，一朝一夕敗之而有余”，發人深省。
又想起恩師樓宇烈先生常常引用的那段話：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
子曰：“可謂士矣。”
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子曰：“可謂士君子矣。”
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
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這段話出自《荀子》。我們一般都熟知“仁者愛人”，卻不知這並非“仁”的全部內涵。“仁者自愛”才是根本，有了自愛自尊才能自立，才能愛人，才能人愛。“自愛”為本體，“愛人”為功夫，“人愛”為效驗。“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不懂得“自愛”的人如何“愛人”？又如何“人愛”？這是最朴素通達的道理，於個人於民族於國家皆然。
此書僅僅是閱讀胡先生的一點粗淺見解和補記，不揣譾陋，與諸同好共享。知我罪我，一俟諸君！
蕭偉光
甲午秋分丑時 於金台園
（此文刊載於《雲夢學刊》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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