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言論集（評注本）》序

2005年，錢學森老先生曾感慨道：“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的人才？”這就是教育界著名的“錢學森之問。”

“錢學森之問”，不能僅在教育界找答案。事實上，我們至少應當從錢老提示的民國開始思考。胡適之先生作為民國學人群體中最富靈魂性的人物之一，是20世紀中國歷史無法繞開的一個大人物，理應重新進入國人的視野。

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先生說過：“什麼是教育？簡單一句話，就是養成良好的習慣。”葉先生認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習慣。孔子說：“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時候形成的良好行為習慣和天生的一樣牢固。教育原本是個系統工程，要言之，應包含家庭、學校、社會三個層面。國人最初的教育，不是在學校或社會上完成的，而是在自己最親近的人，也就是父母的影響下完成的，這就是中國的家教——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教育傳統，古人蔚為大觀的家規、家訓及家書就是証明。現在，我們的教育不僅喪失了家教的根基，學校教育也在應試教育中迷失了方向，在數理化等知識方面左沖右突，無法找到一個一以貫之的主線。相較之下，適之先生何其有幸！他有一位好母親，這個母親的好並不是因為她博古通今，而是她懂得做人的道理。適之先生受母親影響，扎牢了“為人”之本，才有了“為學”的根基和強大的內生動力。

宋代有位大儒曾經說過：“學者，所以學為人也。”中國的學問向來以人為中心，一切的學問都是為了成就人本身，用西方哲學的話來講，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夫子有雲：“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古時候的人學習是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將自己當成工具、將學問當成手段，更重要的是，最終能為人群做出貢獻的也正是他們﹔而那些一上來就為功名利祿而學習的人，只是將學問作為敲門磚，門敲開了就將磚扔到一邊。在孔子看來，為學即為己之學，也就是成德之學、成人之學、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的學問，為學與為人，二者一而二，二而一，並行而不相悖。

中國歷來的教育理念是：先成人，再成家。具體地說，就是先學習如何做人，若有可能，再成某方面的專家。學問既然是為了成就人本身，那麼，這種學問必然強調通人之學，而不僅僅成為專家，漢儒所謂“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伎”，意思是說，學問能夠貫通天地人三才的就是儒者，僅僅知道一些器物、科學道理的隻能說是有技能的人。通人之學說起來似乎很難，實際上並非如此。因為，通人之學是更符合人性的，正如不偏食更符合常人之養生一般。古人說一個人博學，常常會說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而懂得做人的規矩、通曉世道人心是更為根本的。有一次孔夫子跟四科十哲之一的子貢講：“你以為我是學習得多了才一一記住的嗎？”子貢疑惑地說：“是啊，我就是這麼認為的——難道不是嗎？”孔夫子意味深長地說：“非也。予一以貫之。”由此觀立之，孔子的“集大成”，並不是他把一個個的知識記住了，而是用一個根本之道將其貫徹始終。這個一以貫之的主線很重要。就像滿屋子的銅錢，如果沒有一根線貫穿起來，那麼就會亂七八糟，徒亂人心，要用的時候也不好找到合適的取出來用。但是，這根線一定是基於國人的文化傳統的，否則，如果是來自外在的強加，生搬硬套一種西方的思潮來斷章取義、胡亂剪裁和填充古人的思想，這一定會水土不服且沒有生命力的。

在孔夫子看來，這根線不是別的，就是“仁”，是根植於我們每個人內心的“仁”。有了自愛（《荀子》有載：“仁者自愛”，這是在孔子心中比“仁者愛人”更為根本的思想）與自重，有了對父母的孝心，有了對天下蒼生的仁愛，我們自然就會調動起智慧來學習，這就是中國以仁統智、以慈悲統攝智慧的學問，而不是西方哲學所謂的“愛智”的學問——在西方，仁心與慈悲的培養主要是宗教的責任，這與中國書院重智更重仁的架構是頗不相同的。“成家”只是某一方面的“智”，而“成人”則是“仁”，仁可以統攝智，智無法統攝仁，所以，要先成人，再成家。也就是說，先做一個合格的人，然后成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古話常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傳統的教育重視經典誦讀、重視父母的言傳身教、重視接觸大自然培養良好情趣愛好與博大心胸、先種下通人種子的緣由。

《中庸》所謂“仁者，人也”，陸象山所謂“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正正地做個人”，知識的多少並不是一個人成為人的根本性征，是否懂得仁愛才是一個人之所以為人的根本性征。

錢穆先生在《怎樣做一個中國人》一文中也指出：“當知做人無條件，隻要有志做人，連教育條件也可不必要。不識字，不阻礙我做好人﹔多識字，也不能阻礙我做壞人。”錢先生還多次講到一個叫作丁龍的中國人，這個中國人，按照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標准，其實就是一個文盲，但正是這個文盲，給中國文化增了莫大的光，而這是很多高級知識分子所無法做到的。這個不識字的中國人被美國人評價為：“一個與生俱來的孔子追隨者，一個行動上的清教徒，一個信仰上的佛教徒，一個性格上的基督教徒”，“雖然他是個異教徒，但卻是一個正直、溫和、謹慎、勇敢和友善的人”，“他不是一個神話，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這樣說，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卻生性高貴的紳士中，如果真有那種天性善良、從不傷害別人的人，他就是一個”。目不識丁的丁龍在美國人看來，簡直就是一個文化貴族，而丁龍所傳承的文化就是我們的孔孟之道，就是中國文化，這種文化流淌在他的血液中，銘刻在他的身心與言行中。

中國文化的復興，需要大批具有文化主體意識的知識分子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同時也需要教育百姓講仁愛、講道義、有禮有節、智慧和誠信。讀書人有讀書人的使命，識字不多的人也自有其責任，兩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推動中國文化實現立於固有傳統之上的全面復興。

我們精選了胡適先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論，在於能帶給讀者更多的思考，有助於理解中國文化復興的深刻意義。

適之先生是北大老校長，也是北大哲學系的老前輩，后生小子在此指指點點，實在是不得已——適之先生有適之先生的偉大，但也有其局限與偏頗，我們無法不正視之。

最后，感恩母親和已經逝去的父親，沒有父母賜予的身體做底子，編書、寫書、撰論文同時進行的壓力是無法承受的﹔感恩岳母一直以來對小女的悉心照料及岳父對小婿的無比信任，感恩內子清婉為這個家庭的辛勞付出，“軍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感恩北大提供的學術環境﹔感恩小學同班同學余平女士及謀面不多的許蕾蕾女士，二位從緊張的生活和工作中撥冗為我敲鍵盤、打出幾篇重要的文章﹔感恩中國紡織出版社的相關領導，感恩李猛兄的抬愛與細致工作——眾緣和合，方能有此書的出版。

是為序。

蕭偉光

癸巳孔誕初稿於燕園

甲午仲秋改於金台園

（此文刊載於《雲夢學刊》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