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表率”，這是一句流傳甚廣、評價胡適一生的挽聯。如果沒有對胡適有深入的了解，大多數人對這位有著36個博士頭銜的學者印象，恐怕僅僅停留於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先驅，停留於其號召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事實上，胡適的一生正如這句挽聯，既有西方的思想，又不失中國傳統。蕭偉光先生所編的《為人與為學：胡適言論集（評注本）》試圖挖掘胡適言行中飽含傳統文化的精華，重新發現胡適價值，促進今人對文化多元的重視。
胡適所處的年代風雨飄搖，列強一面在中國橫行，一面也帶來了西方的器物與思想。在這種一盛一弱的對比下，無數如胡適一般“先進的中國人”，很自然地青睞於西方思想。但事實上，一個社會的健康發展，不該是某種思想壓倒另一種思想，社會需要的是多元的文化氛圍。
西方思想家伏爾泰曾對孔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言行頗多贊美，並藉此完善了自己的思想體系。1767年，一位德國青年甚至在給伏爾泰寫信中稱贊他為“歐洲的孔夫子”，這說明傳統文化蘊含著深厚魅力。不過，彼時“救亡壓倒啟蒙”已成氣候，再加之舊派文人對於西學的過分抵制，從傳統文化中成長起來的胡適，為快速“救國”，亦高喊“全盤西化”，無奈其初衷卻是“取法乎上者，僅得其中”，但一種浪潮既已形成又豈能是這位新文化運動的先驅所能左右。
盡管胡適對傳統文化採取了一種“全盤西化”的態度，但他仍沒有斬斷傳統文化的根。比如其對於家庭關系，即明確聲稱“於家庭從東方”﹔對於朋友，更是如古之孟嘗君，留下了“我的朋友胡適之”的美談﹔給青年學生推薦國學書目時，胡適甚至跳過了一些基礎性書目比如《史記》等等，而直接推薦《史記探源》，因為在他看來，來求書目者，應該有些國學底子。由此可見，胡適所謂“全盤西化”的確是一種事急從權。今人重新審視胡適，必須看到這其中所蘊含的傳統意識。
蕭偉光先生在書中感慨，“要培養出胡適之這樣的博學之士，更不是現在所能夢想的”。書中所提及的胡適給大學生開國學初讀書目一事，即為例証。彼時胡適所開書目，在當年傳統教育尚未完全式微的環境下，即令當時的學子感到艱難，更不用說現在的學生。對傳統文化的疏遠，直接帶來的一個明顯惡果即是現在學生的寫作能力滑坡嚴重，大學每年擴招，但培養出來的大學畢業生，從人文素養上來說，遠不如以前。
作家熊培雲曾說過“錯過胡適一百年”，言語中頗有未能與這位先賢往來的遺憾，其實，對於我們今天的文化而言，與胡適又何嘗不是失之交臂。縱觀胡適的一生，既治學嚴謹講究，又富有士大夫精神，這毫無疑問與其早年所接受的傳統文化熏陶不無關聯。今人看待胡適，就要全面看待其一生的思想探索，既遵循其“大膽假設，小心求証”的質疑精神，客觀評價，又須保留一份溫情與敬意，看到傳統文化之於胡適的培育作用。唯有此方能理解其“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精神，為我們當下的文化注入寬容底蘊，踐行胡適所說“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為文化繁榮培育出一個好的未來。
（楊興東《湖北日報》2015年1月10日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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