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葉帆 張垚
國防大學金一南教授撰著的《苦難輝煌》,生動展現了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中國革命歷經苦難后走向輝煌的歷史,自2009年出版以來受到了讀者的廣泛關注,引發了很多討論。該書在2010年入選中宣部理論局、中組部干部教育局向黨員干部推薦的第二批學習書目,成為新聞出版總署全民閱讀活動組織協調辦公室組織開展的2010年度“大眾喜愛的50種圖書”之一。為什麼《苦難輝煌》會受到如此廣泛的關注?近日,記者就此採訪了金一南教授。
為什麼要寫《苦難輝煌》
記者: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疑問:作為一名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的學者,黨史軍史並非您的專業,為什麼您要寫這樣一本書?
金一南:我也多次這樣問過自己。簡單說,最初出自一種感覺,隨后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即當前中華民族正處於關鍵性的歷史階段,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面臨很多新的矛盾和問題。人們思維活躍,不同觀點的交鋒碰撞隨處可見。在價值多元的今天,有人認為有沒有信仰無所謂,沒有錢是萬萬不行的。有人說過去的信仰和理想,如今早已過時。有人說中國革命勝利是利用了機遇,依靠了偶然。還有人索性提出應該“告別革命”,連辛亥革命也不應該搞,而應該按照“戊戌變法”那樣去搞君主立憲,那樣就可以不流血實現建設發展,說不定中國比今天還要繁榮富裕。
面對這些思潮,作為一名研究國家安全戰略的學者,關注、思索這些問題,不是分外之事。要解答這些問題,僅靠當今社會提供給我們的知識和眼光,可能遠遠不夠。法國年鑒學派史學大師呂西安•費弗爾說過一句話:“在動蕩不定的當今世界,唯有歷史能使我們面對生活而不感到膽戰心驚。”我在書的前言中就引用了這句話。1840年以來,世界上沒有哪一個民族經歷過中華民族這樣巨大的跌宕起伏。怎麼認識與對待自己這段千曲百折的歷史,我們缺乏的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力度。沒有思想的力度,無法穿透歷史與現實的紛繁煙雲。沒有力度的思想,每經歷巨變,都不由自主地全盤否定過去,企圖推倒重來。以這種方式去思維和認識,隻會把中國近現代史以至當代史看成一部不斷從這個極端跳向那個極端,不斷自我否定、自我拋棄的歷史。這種隻見斷層、不見積累的思維方式,最終印証的隻能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不成熟。
記者:也就是說,要解答現實中的一些問題尤其是人們思想上的一些爭論,需要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和智慧。
金一南:歷史是現實的一面鏡子。近代以來中國那段艱難曲折、驚心動魄的追求、選擇和奮斗史, 其中的養分太多了,值得我們好好思索的東西太多了,值得我們今天警醒和借鑒的東西也太多了。這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並沒有很好地開掘。已有的開掘又多被認為是說教,難以引起廣泛持久的注意,這是一個長期存在的遺憾,也成為今天我們一些人輕視自身歷史的原因。
近代以來,有多少仁人志士奮斗、犧牲,專為救國救民。今天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樣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這一偉大事業的繼續。歷史沒有割斷,也不可能割斷。我們一代又一代人,都在做著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都是為了一個目標。我堅信,今天為中華民族復興默默工作與堅韌奉獻的人們,能夠從先輩們的奮斗中汲取豐富營養。這就是我最初提筆的沖動。
《苦難輝煌》為什麼能感染人
記者:《苦難輝煌》出版后受到廣泛關注,取得了很大成功。您自己覺得這本書引起強烈反響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金一南:如果說這本書能夠撥動人的心弦,能感染人,引發大家的討論,我個人以為來自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苦難輝煌》描繪了一個青春熱血時代。20世紀的中國,最震撼人心的使命莫過於使中華民族從東亞病夫變為東方巨龍、從沉淪走向復興。那是一個狂飆突進的時代,也是一個年紀輕輕就干大事、年紀輕輕就丟性命的時代。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就義時不到38歲,毛澤東34歲上井岡山,朱德31歲參加護法戰爭,周恩來29歲主持南昌起義,博古24歲成為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人,聶耳不到23歲作《義勇軍進行曲》,尋淮洲21歲擔任紅軍軍團長……他們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以他們的青春和熱血,在中華民族歷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第二,《苦難輝煌》展示了那個時候的人,那個時候的黨。一個1921年成立、最初隻有50多名黨員的黨,28年后竟然能夠奪取全國政權。一支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建立、曾經隻剩800來人的軍隊,22年后竟然能夠橫掃千軍如卷席,百萬雄師過大江。這個黨、這支軍隊在廣大人民群眾真心實意的支持下,表現得如此虎虎有生機、有力量!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擁有一批頂天立地的真人。他們說真話,辦真事,信真理。他們不為官,不為錢,不怕苦,不怕死。他們之中很多人沒有活到勝利這一天,帶著滿身戰火硝煙消失在歷史帷幕后面。他們是真正的英雄。我們今天的收獲,無一不包含有他們當年的播種。他們永遠是我們這個黨、這支軍隊、這個民族的真正脊梁,我們永遠不能忘記他們。這些情況今天很多青年人可能已經不知道了。原本知道的一些中年人,后來也逐漸淡漠了。《苦難輝煌》展示了那個時候的人,那個時候的黨,對青年人是一種追尋和發現,對中年人是一種激蕩與重溫。
記者:胸中的主義和心中的信仰,支撐和引領著那個時候的共產黨人義無反顧英勇奮斗,從中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信仰的力量。揭示信仰的力量,這是不是《苦難輝煌》在讀者中引起強烈共鳴的原因?
金一南:對。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20世紀90年代寫了一本《力量轉移》。他認為力量有三種基本形式:暴力、財富和知識。托夫勒忘記了還有一種力量,甚至是一種貫穿所有現代力量的力量:信仰。同樣是德國人,你說是馬克思有力量還是希特勒有力量?馬克思困窘時連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成問題,希特勒的力量卻幾乎橫掃了整個歐洲。但后來希特勒的力量像冰雪融化一樣消失得無影無蹤,馬克思主義卻改變了多少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今天仍對世界產生重大影響。誰更有力量,不言自明。所以羅馬諺語說:“那統轄思想的,比統轄城池的更有力量。”統轄思想的,就是信仰。
那些隻為胸中的主義和心中信仰的人,你可以說他們不富足,不充裕,不寬容,不美滿,不開放,不安寧,但你不能嘲笑他們的光榮與夢想、熱血與獻身。他們把個人的全部都融入到民族和國家的解放事業之中,使中華民族的命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現在我們有一些人雖然也勤懇工作,謹慎做人,卻覺得主義、信仰、理想虛無縹緲,可以放到一邊了,隻有職務、地位、待遇才是最現實、最實惠的。如果當年革命者換成持這樣想法的一批人,中國革命怎麼還能成功?今天,我們同樣做著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仍然需要一批當年那樣為了胸中的主義和心中的信仰,義無反顧英勇奮斗、以追求真理為己任的共產黨人。從這個意義上說,《苦難輝煌》不僅重溫過去,更呼喚未來。
黨史著作如何更吸引人
記者:也有一些人認為《苦難輝煌》屬於紀實文學體,文字、史實隨性發揮比較多,不夠嚴謹。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金一南:直到寫作完成,我都不知道自己用的是何種文體,隻想從多層面、多視角展示中國革命中關系背景最復雜、線索脈絡最繁多的那段恢宏歷史。行文中有分析、評價和議論,但不採用個人主觀想象和人物情節的虛構。其實需要虛構嗎?中國革命本身就是一部萬水千山般恢宏壯闊的史詩,隻要真實再現,就足以令人震撼。與那些蒼白的虛構比較起來,還有什麼比真實更加有力、更加令人感動呢?還有一種情況:由於大量史料在動蕩中喪失,很多事情至今眾說紛紜。在此情況下依據現有史料提出自己的分析判斷,我隻想最大限度趨近那部真實的歷史,更具象地回答“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向哪裡去?”這一命題。為此我竭盡了全力。
記者:歷史到底應該怎麼寫,這可以說一直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您認為黨史著作如何才能更吸引人?
金一南:歷史給中國共產黨的磨難,超過給其他任何黨派的。中國共產黨奮斗之英勇、犧牲之重大、成就之輝煌,超過歷史上任何政治團體。這裡面包含了極為豐富的歷史營養。如果把這部極富營養的歷史寫成路線斗爭史,或者寫成神化史、獻禮史,損失就太大了。歷史終歸是歷史,不應該成為一束互獻的花束。至於有人把這部極具震撼力的歷史弄成考據史、考古史,熱衷於以細節否定總體,用小考証顛覆大歷史,方向也偏了。歷史從來都是人創造的。中共黨史是一部無數共產黨人的犧牲史、奮斗史、勝利史。如何展現這一宏大歷史,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一個關鍵問題:你自己是否被這部艱難曲折、驚心動魄的歷史深深感動?隻有感情上認同,感動別人才不是一句空話。從這個角度說,《苦難輝煌》做了自己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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