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不寫一句空

“我時常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紀念著我的啟蒙老師。”這是收錄在《小學語文》課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十二冊中《難忘的啟蒙》一文的首句。這篇每年閱讀人數以千萬計的課文，並非出自文學家之手，而是來自一位理論工作者——沙健孫。

能寫出情感充沛、細膩飽滿的文學作品似乎與大眾對理論工作者、研究者的既有印象有所出入，但也正是這樣兼具理性嚴謹與感性情懷的性格，讓沙健孫在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毛澤東思想等研究領域都寫下了一些可信可讀的文章。

“研究一個偉大時代，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沙健孫的履歷很“簡單”：北京大學任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書——北京大學、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做研究。在這貌似簡單的人生軌跡中，他也確實一直在做著“一樣”的事情：默默地耕耘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的沃土，為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大廈添磚加瓦，做一個虔誠的守望者。

1955年，已經工作5年的沙健孫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在這裡，他受到名師指點，初步習得了治學的要領和方法，這也為他以后60多年的學術研究打下基礎。“我1958年留校任教，從事《中國革命史》的教學與研究。”因為一直從事中國革命史教學工作，翻來覆去備課、研究，可以說，他對這段歷史的基本框架、核心內容有著相當准確的把握。

北大教學生涯基本佔據沙健孫整個青年和中年時代，當時主要聚焦於1919—1956年的中國歷史。在這個看似基礎的研究領域發表意見和看法並非易事，需要把它“當作一項嚴肅的科學事業來做”。沙健孫認為，能仔細地去了解這個偉大的時代，了解我們這個民族、人民的苦難和他們的抗爭，了解革命先驅者崇高的信仰和艱苦的探索，了解古老的中國怎麼樣經過曲折的斗爭，重新煥發出青春的光彩。“這真的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在學術沃土上辛勤耕耘

沙健孫對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傾注了60多年心血，卻總是強調“我隻做了幾件事”，謙虛、低調、從容的態度，既是他學術胸懷的體現，更反映出他治史處世的人生哲學。

1986年底，沙健孫調入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除了日常工作，他主要做兩件事：一是與兩位研究人員一起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全部書稿作統一的修改﹔再就是為了迎接建黨70周年，組織並參與《中國共產黨的70年》初稿的寫作，以及該書修改定稿的部分工作。從黨史研究室的行政工作崗位退下來后，沙健孫在北大帶博士生，教授毛澤東思想課程。在這段時間裡，他的學術研究更加集中，取得的成果也更加厚重。

——主持編寫一套《中國共產黨通史》（后改名為《中國共產黨史稿（1921—1949）》）。這套書為5卷本，共300萬字。參與編寫工作的，有來自全國多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20多位作者，他本人執筆的部分達80萬字。他希望能通過這部書稿反映多年來黨史界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成果，同時體現各章作者對中共黨史研究中一些問題的獨到見解，為讀者提供一套比較翔實的中共黨史參考書。

——參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工作，作為兩個課題組的首席專家，主持全國高校重點教材《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歷史理論經典著作導讀》的編寫。《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從2005年開始編寫，到2007年編成，每年發行300萬冊。“讓青年一代知道我們中國的路是怎麼走過來的，這個太重要了。”沙健孫認為，要真正讓年輕人具備愛國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應當讓他們了解歷史。

——編寫《毛澤東思想通論》。這本書在掌握和分析有關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把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完整體系進行系統論証。不少學者將這本書稱為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基礎性參考讀物和工具書。

“隻有忠於事實才能忠於真理”

人們常說，理論是灰色的，那麼究竟是什麼支撐著這位學者的漫漫理論求索路？沙健孫認為，“科學研究隻要你能夠鑽進去，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如果把學術作為一項事業，你就會發現，越鑽研得深入，越會得到更多的收獲。”大凡在專業領域取得一定成績的學者，談及自己的學術心得，都以四兩撥千斤的話語一帶而過，這其中的艱辛、韌勁、不懈，或許隻能意會。

“周恩來同志曾說過，‘隻有忠於事實才能忠於真理’”，沙健孫談到自己的治史心得同樣強調，要努力做到“文章不寫一句空”，要盡可能地把所研究問題的第一手材料佔有到窮盡。

佔有材料只是第一步，沙健孫說：“還要具備科學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同一個史料，不同的人看，得出的結論就可能會不一樣。”

歷史工作者要了解現代社會，需要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回顧以往走過的道路，才能看得更清楚。研究歷史不能簡單地沉浸在書齋裡的世界，還應該關心現實，把握時代精神，有時代感和責任感。沙健孫列出了他對史學研究的幾點體會。

歷史沒有最后一頁，沙健孫也在理論學術路上，繼續著自己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