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與西方政黨變革

【摘要】政黨政治的發展一直在路上。當前，端管雲時代下急速發展的移動互聯網為政黨變革提供了一個更加寬宏的時代背景，也為政黨政治的發展提供了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課題。本文從“組織中的政黨—選民中的政黨—政府中的政黨”這一分析模式入手，在不同層面上分析移動互聯技術對政黨的影響，得出了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政黨政治的影響比傳統互聯網更深遠﹔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政黨以及政黨政治的影響是非均質化、分層次的﹔政黨政治與移動互聯網之間除了緊密的正相關，還有著不可分隔的負相關﹔端管雲時代下的移動互聯網始終是一項技術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公眾意見，進而影響政黨發展，充滿著不確定性﹔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主要改變的是政黨的社會生態而不是政黨的內核等結論。

【關鍵詞】端管雲﹔政黨變革﹔移動互聯網

隨著“端管雲”時代的全面來臨，關於“政黨衰退論”、“政黨消亡論”的聲音再次放大。利用社交媒體“緊密”串聯的“無黨派選民”成本更低地擠佔著政黨存在的政治生態空間？多繁的終端APP軟件代替著政黨信息傳遞分享、選民動員、在線募捐等功能發揮，於是黨員日益邊緣，政黨組織既“扁平”后又漸變“空殼”？甚至，類似於“面板平台”（Dashboard）這樣的移動互聯網工具儼然可以取代政黨“實體”，成為了政黨的一個競選辦公室。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是否再次“對政黨判了死刑”？移動互聯網究竟是導致了政黨功能的進一步退化，還是政黨功能的再拓展和延伸？它與世界政黨政治發展的正相關與負相關的比例又有多少？本文擬從“組織中的政黨—選民中的政黨—政府中的政黨”這一分析模式入手，從“非均質化”的政黨出發，來分析移動互聯網與政黨發展之間的“復雜”關系。

一、本文核心概念的內涵與邊界

著名的政黨研究學者彼得•梅爾指出，現代政黨由於其功能發揮的差異，政黨至少有三個相對分離的維度或者“面貌”，包括在政府和議會中活動的“公職的政黨”，維系普通黨員的“基層的政黨”和專門從事黨務活動的“中央辦公室的政黨”。美國政治學者V.O.Key在其著作《政治、政黨和壓力集團》中也提出了“organizational party”、“party in the electorate”、“governmental party”的分析框架。即，組織中的政黨、選民中的政黨、政府中的政黨。本文主要研究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組織中政黨的影響、對選民中政黨的影響，進而探討移動互聯網與政黨、政黨政治、政黨變革間的顛覆或融合，重啟或取代等關系，以及這種關系的緊密親疏程度。

根據《2014年移動媒體趨勢報告：中國網絡媒體的未來》顯示，截至2014年5月，全球移動互聯網使用量佔互聯網使用總量的25%，亞洲更是達到37%。據CNNIC（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3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6月，我國網民上網設備中，手機使用率達83.4%，首次超越傳統PC（個人計算機）整體使用率（80.9%），手機作為第一大上網終端設備的地位更加鞏固。可以說，移動互聯網己經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自然也成為了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變化的因變量，也必然促使各政黨將其作為自身變革的關鍵自變量。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相較於傳統的電信網絡或傳統互聯網，具備著便捷性、多樣性、開放性、智能性、個性化和隱私性等特征，其可以使用戶在任何完整或零碎的時間使用，應用服務種類多種多樣，能夠採集周邊環境信息，感知溫度、嗅覺，具備觸碰感等“專屬”特性也使其對政黨的影響有了自身獨特之處。而應用服務是移動互聯網的核心，這些應用與終端的可移動、可定位和隨身攜帶等特性相結合，為用戶提供個性化的、位置相關的服務。具體來看，包括移動搜索、移動社交網絡、移動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應用拓展、基於雲計算的服務、基於智能手機感知的應用等等。本文主要選取移動終端定位、移動社交網絡、移動應用程序等截面，探討政黨對其功能的嵌入，進而分析政黨在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時代的變革法則。

二、組織重構——移動互聯網與組織中的政黨

組織中的政黨（The organizational Party）主要是指組織層面的政黨體系。無論政黨是多麼特殊於其他類型的組織實體，它歸根結底也仍然從屬於組織的分類。無論是鬆散的，還是緊密的﹔無論是實體的，還是虛擬的，任何政黨都必須有一定的組織形式才能推動政黨體系的運轉。而政黨組織作為一種“協作性的單位”，不僅僅意味著“基於一定物質基礎（規章、設備、技術、辦公室等）之上的某類集體成員的角色構成”，也包含著角色之間的關系、既定目標實現的作用發揮、明確程序的產生等方面。把政黨的組織屬性突顯，分析政黨的組織內核，素來是政黨研究者理解政黨活動和變化過程的分析偏好。組織中的政黨有三個要素：角色、結構和功能。觸屏時代下，移動互聯網對組織中政黨的角色、結構和功能的影響都是直接並且明顯的。

1、塑造新型的“拇指黨員”。

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政黨組織中角色——“成員”的影響更“厲害”於傳統網絡媒體，包括基於PC終端的新興媒體。“低頭症”、“手機依賴症”對成員個體素質會產生影響，也會提升組織角色信息獲取速度、拓寬其參與社會議題的通路，擴展其意見表達方式。同時，大量加了關注的“粉絲”、為政黨隨時隨地“點贊”的網絡支持者，也構成了政黨組織的“彈性角色”。如果新媒體時代存在著“網絡公民”，那觸屏時代的政黨能否斷定擁有了“拇指黨員”？據統計，在英國保守黨與工黨的推特粉絲數量都比其黨員數量要多，保守黨有43萬粉絲，而工黨也有32萬粉絲。這些粉絲是不是忠誠——隻關注某一黨派的成員？通過手機APP隨時點贊的成員是否更有可能參加政黨的線下集會，或者真正去投票站投票？同樣，訂閱了各種黨建微信公共號的“關注者”多長時間會打開並且認真閱讀公共賬號的推送內容？這些在手機屏幕上就能實現輕言或者重論的“跟帖者”身上能不能貼上政黨成員的標簽？新加坡國立大學新媒體專家喬戈斯•契裡歐提斯（Giorgos Cheliotis）就持有非樂觀態度，“社交媒體能夠在政黨和支持者之間建立起有效聯系，但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公眾意見。”如果說黨員是政黨“溫暖的蓄水池”，那麼基於移動互聯網而生的“即刻”的、有彈性的、“潛水”式的成員則能夠成為“開敞式的蓄水池”。

2、引發政黨結構的“鬆土”。

政黨是怎樣使那些希望政黨實現其目標的人參與到政黨活動中，並由此實現這些目標？克拉克（Clark）和威爾遜（Wilson）曾經界定出三種激勵：物質激勵、團結激勵、目標激勵。隨著移動互聯網強大的可移動、可定位和隨身攜帶等特性不斷被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所放大，其“侵入”政黨結構空間的力度也不斷加強。或者說它讓政黨的三種激勵方式更加快速便捷，並且更加立竿見影，也對政黨組織內各構成部分或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沖擊地更加迅猛。移動互聯網的發展讓政黨結構出現了“鬆土化”傾向：既改變了政黨結構的方向（由垂直向扁平，由點對點到點對多），也讓結構要素內部的自生變化更加的“拉拽”（普通黨員和黨組織的關系、政黨領袖和普通黨員的關系）。如法國社會黨提供了豐富的APP軟件，為訂閱用戶提供社會黨的信息、相關文章和視頻，選舉期間還及時報道選舉進程，進行選舉動員。這一方面“搶”了原先從事黨內事務成員的“飯碗”，技術稀釋了政黨組織的濃度，改變了政黨組織結構的密度，但另一方面又強化了組織角色要素的參與感與被尊重感。2010年，德國海盜黨在網絡上開發了一套“流反饋”平台軟件，黨員可以通過該平台直接將提案發送給黨的領導層，並得以在黨內會議上進入表決程序，而不是像傳統政黨，提案要逐一通過各級組織審議提交。事實上，政黨組織結構的復雜性是判斷和觀察一個政黨成熟度的重要指標之一，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引發政黨組織更加激烈地方向性的變化和分解性變化，毫無疑問復雜了政黨組織的結構性要素。

3、政黨功能的弱化與選擇。

舉例來看，構建基於移動互聯網的大容量黨建信息平台后，就能夠存儲黨員用戶的數字檔案和黨員的全部信息，還可以提供重要的活動歷史記錄、位置歷史記錄、黨員權限認証、平台使用的管控信息以及黨員開展集體工作的群組管理，而黨員之間、政黨領袖與黨員之間的社交聯系、黨課的學習、黨員的組織動員都可以通過移動互聯網的社交軟件和應用程序得以實現。對組織中的政黨而言，這促進了其涉及體系的維持和適應功能的發揮，但也確實打破了政黨傳統的功能壟斷。而且，不得不承認，組織中政黨的基層黨組織的利益聚合和表達、選民動員、溝通的橋梁和中介功能確實今非昔比，但如利昂•D•愛潑斯坦所言，“新的競選方式既可以被看做是取代了委任組織並引起它們的衰落，也很容易被認為是由於委任組織的衰退使新方法填補了空缺。”那麼，移動互聯網的“大舉入侵”到底是取代和消解了政黨的功能，還是自身被政黨嵌入並內化了？事實上，這種功能的弱化完全可以看成是政黨面對“生存困境或者或者功能危機”的一種主動回應，並通過主導的放棄、轉移和分化，自動進行了“功能選擇”，進而進一步証明政黨適應環境變化及善於變革的能力依然旺盛。

三、延伸與擠壓——移動互聯網與選民中的政黨

在競爭性政黨體制中，選民的投票是政黨的首要大事。“選民中的政黨”具有一定的時限性和周期性，它除了在選舉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加政黨認同、獲得選票，還包含了“選民與政黨間的互動”。而其中，政黨在試圖影響選民投票行為中，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較傳統電信網絡和傳統互聯網為政黨的選舉功能無疑貢獻了更多新“增長點”。

1、基於移動定位服務的趨臻選戰。

移動定位技術是指利用移動通信網絡，對接收到的無線電波參數進行測量，通過特定算法對移動終端在某個時間的地理位置進行測定，包括衛星輔助定位技術、網絡定位技術和感知定位技術。這一功能極大便利了了選民中的政黨選舉動員功能的發揮。2012年，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發布一款名為“Obama for America”的iPhone應用程序。通過它，用戶可以很快了解、查看周圍鄰居的政治立場（民主黨或共和黨）。雖然以往人們都能通過競選辦公室得到選民的具體資料，但真正這樣去做的人卻很少。但這一APP的出現，充分利用了移動互聯網的定位服務功能，競選團隊的人員僅僅使用自己的手機就能明確哪些人家是他們鎖定的目標，而哪些人則不再需要“浪費精力”去進行投票動員和游說。

（截圖來自名為「Obama for America」( http://www.barackobama.com/app/ )的App應用。此App是奧巴馬競選團隊設計的，任何人都可以下載，在這個app裡，按下選民定位按鈕，屏幕上就會顯示出標滿藍色小旗的街區圖，標明附近地區有哪些民主黨支持者願意接受客人拜訪。按一下小旗，程序就會顯示出他們的地址，再按一下，就會顯示出名字、年齡、性別。）

（http://www.ft.com/intl/cms/s/2/0df7cc4a-fd35-11e1-a4f2-00144feabdc0.html#slide0）

2、基於移動社交網絡的多棱鏡競選。

社交網絡服務(Social Network Services,SNS)是一種互聯網應用，旨在為一群存在社會關系或擁有共同興趣的、以各種形式在線聚合的用戶提供信息共享與交互服務。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SNS開始逐漸面向移動終端用戶。移動SNS無縫地將移動計算和社會計算結合起來，極大地增強了用戶的真實性、地域性和交互的實時性口。據美國機構Digital Daya調查顯示，在世界上所有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中，有42%擁有一個推特賬號，其中最受歡迎的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移動社交社交網絡使政黨候選人能夠脫離黨中央的控制而創造獨立的個人宣傳平台，雖“難以增加各類個性化特征的競選形式，但卻提供了一個新的自我推銷渠道。”此外，大量小黨對社交媒體的靈活應用改變了政黨政治的社會生態，如瑞典和德國的海盜黨。

3、構建基於移動應用程序的多維競選空間。

選舉是一種復數動員，必須從不同層面、各種管道告訴選民政治人物與政黨的理念與主張。網絡是選舉復數動員過程中的一環，而移動應用程序按下了網絡復數動員的加速鍵。移動應用程序是指運行在移動操作系統之上的程序，旨在實現某項或多項特定任務，主要有Web應用程序、本地應用程序和第三方應用程序。對於選民中的政黨而言，移動應用程序是做好選民動員、宣傳競選戰略、強化選舉策略等最有力“助手”，換個角度而言，也是政黨功能對移動互聯網嵌入最深、最廣的截面。並且，移動應用程序的開發和使用貫穿選舉中的政黨全過程：初選時期，各政黨候選人都會對移動社交網絡APP全方位啟動，如2013年日本自由民主黨推出一款以首相安倍晉三為卡通原型的智能手機APP游戲軟件“安倍蹦蹦跳”，以拉攏更多年輕選民﹔競選過程中，更是利用應用程序奇招盡出，如台灣國民黨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推出多款APP軟件：早安打卡機、熊愛台灣大樂隊、台灣平安符等吸進青年選民的關注，奧巴馬的競選團隊更是在2012年3月底啟用了十分先進的移動支付手段——Square刷卡器﹔到了選舉日，移動應用程序也還大有用處，2012年奧巴馬和民主黨使用了一款名為“移動監票人（Mobile Pollwatcher）”的應用程序，它可以讓民主黨的選舉觀察員在選舉日的時候對投票站的選民進行登記。然后將得到的數據提交到競選總部，之后便能夠根據數據顯示進行有針對的進行動員。此外，對於選舉技術層面而言，從以往的歷史來看，選舉觀察員不得不人工提交調查結果，或是通過手機，或是通過傳真將結果提交到競選總部。然而使用移動應用的話，那麼這個過程的效率將得到極大的提高。

四、幾點結論

1、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政黨政治的影響比傳統互聯網更深遠。

澳大利亞政治學家基恩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傳播充裕( communicative abundance)的革命性時代，在這個時代中，眾多媒體技術和傳播手段的創新與進步日新月異，己經形成了各種媒體設施相互重疊與連結的世界體系。”在這個“世界體系”中，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優勢日益明顯，其對政黨政治的影響也明顯並正在深刻於傳統互聯網。畢竟，在參與人數、更新速度、便捷性、信息傳播通路等方面，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與傳統媒體有著顯著的不同。在超46.6%的用戶使用移動終端每天超過3個小時的大背景下，通過移動互聯網來參加政黨組織活動、獲得政黨信息、參加選舉等活動都變得“理所應當”。根據移動政治（Mobile Politics）網站的預測，超過8000萬美國選民通過智能手機獲取對其選舉結果至關重要的政治資訊，比2008年增加了兩倍。此外，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能夠為政黨創造出更具有粘性、更好的交流體驗、更具私密性的溝通紐帶，基於功能而設定開發的政黨APP應用，反而對政黨若干功能的喪失進行了彌補，甚至可以說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為政黨若干功能找到了新落點和觸角。

2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政黨以及政黨政治的影響是非均質化、分層次的。

正如同我們不能簡單平面地研究政黨一樣，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政黨以及政黨政治的影響也有著深淺不同之區別。據前所述，移動互聯網對選民中政黨的影響尤為明顯和深入，尤其是在組織選民和選舉動員中，顛覆並重構了政黨以往的功能定位，最初的“皮鞋”加“握手”的人力型動員方式、傳統媒介報紙廣播的動員方式都正在被觸屏時代的APP所代替。反之，組織中的政黨受到移動互聯網的嵌入度相對較低，傳統的集中利益、制定政策等功能並沒有受到移動互聯網直接影響那麼深刻，就如同亨廷頓所言，“沒有政黨或是政黨極為衰弱的民主政府會有多少活力？”而對於本文尚未展開討論的政府中的政黨，端管雲時代移動互聯網的影響更應該繼續進行帶有層次性的分析，一是作為一種技術手段支持執政黨在政府中的活動，另一個則是為了政黨執政后時代再次轉換為“選民中的政黨”身份而做出的一種准備工作而存在的。政黨把自己的競選承諾轉化為公共政策，依靠政府中的政黨來實施這一過程，在這個意義和層面來講，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對執政黨的影響是有限的。

3、政黨政治與移動互聯網之間除了緊密的正相關，還有著不可分隔的負相關。

當今政黨政治發展駛入了端管雲時代移動互聯網的快車道，在其正在發揮著無法估量能量的當下，我們也要看到其突顯的“副作用”。2012年，還是總統候選人的朴槿惠向43萬名kakaoTalk（免費聊天軟件）傳送了10多張生活照，卻被反對黨以“權貴候選人”詬病，之后，她不得不特意又公開了自己穿了很久的鞋子、私宅裡用了很久的桌椅的照片。“Obama for America”的iPhone應用程序能夠對民眾的政治立場進行精准定位，但顯示著注冊投票者的名字、年齡、性別以及居住位置的這些內容卻被人們批評“可能侵犯並泄露了投票人的隱私。”加拿大總理史蒂芬•哈珀用定義為加拿大總理的twitter賬號發出了政黨郵寄名單征集簽名鏈接等內容后，就被認為“政黨和政府的界限越來越不分明。”……可見，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成為了政黨政治發展的新增長點，並且為政黨變革提供了新的無限可能，但也同樣限制著政黨的發展和行動，以及不可避免的產生著“副作用”。大量從事著“點擊主義( clicktivism)”的粉絲在裝點著“民意認同”門面的同時，既造成了虛假的繁榮，甚至，“真實情況卻是……佔到80 % -90%的絕大多數所謂的成員幾乎從沒打開過活動電子郵件”。而且隨著移動互聯網日益成為人們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會對政黨以及候選人造成“政治刺殺”。

4、端管雲時代下的移動互聯網始終是一項技術手段，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公眾意見，進而影響政黨發展，充滿著不確定性。

據報道，德國的接觸、竟選、請願等相關線下活動受線上交流的影響，但是其他國家就沒有出現類似情形。對於青年群體的分析同樣表明，隻有在現實世界存在政治參與空間時，線上的網絡“分享”（如轉發郵件、簽署電子請願及在線討論）因素才會對線下政治參與帶來影響。擁抱新媒體、使用移動互聯網已經成為了世界各政黨的重要任務，無論是各種APP開發數量之繁、移動社交網絡使用的異常紅火，甚至各政黨已經將移動互聯網的開發使用進行了制度規定和相關機構設置。但一方面，受網絡信息時代信息聚合呈現“島”狀分布特點的制約，這些APP容易變成信息“孤島”，對受眾的吸引力和影響力都不具有絕對性，更別說徹底取代動員和聚合功能﹔另一方面，傳統政黨在移動互聯網的使用上還以“單向”居多，即突出端管雲時代的數據採集計算、信息發布宣傳、個人形象展示等功能，在“雙向”互動的及時和靈活性上相對欠缺，並且在議程設置與受眾的交互探討也無法深入，左右公眾意見上也缺乏有效動力。雖然像海盜黨這樣的小黨在受眾意見和建議收集反饋進而快速輸入自身制定政策和議題討論中展現出獨特優勢，但是畢竟其影響力還尚有限。就如格拉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稱，互聯網塑造的更多的是“弱關系”，而不是被社會活動理論家稱為昂貴的政治活動的根基的強關系。葉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就“質問”過那些“感覺良好但又毫無社會政治影響的網上行動主義(online activism)：“如果我們可以在虛擬空間裡進行同樣引人矚目的運動，何必還要冒著被警察暴力驅趕和拘捕的危險去靜坐抗議呢?”

5、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主要改變的是政黨的社會生態而不是政黨的內核。

研究互聯網技術的美國學者克萊•舍基(Clay Shirky)曾言，“那些設想新技術與政治結果之間存在簡單關系的人可能在犯非常嚴重的錯誤。”美國學者的調查也表明，隻有少部分互聯網社交媒體的使用者用其來獲取和搜集政治信息。此后的進一步研究還發現，這類社交媒體僅充當朋友間政治溝通的平台，而未構成組織化的政治力量來影響政府官員。“若現實世界的政治參與空間緊閉，互聯網平台就難以轉化為施加現實政治影響的機會窗口或催化劑。”技術是“主客觀的”（subjective-objective），端管雲時代的移動互聯網技術讓政黨在它的大背景下設計出了新的變革路線圖，為政黨強大調適和變革能力提供了新的契機。無論是政黨組織的內在，還是政黨生存發展的外部資源，都已經發生並正在發生著難以估量和預測的變化。但是“我們通過技術創造了事物並在此過程中也創造了我們自己。”政黨通過移動互聯技術創造了更多新的功能觸角，而這個過程與其自我革新正是同步的，就如同荷蘭著名學者彼得•梅爾所言，“我們依然不能簡單假定政黨有著衰弱的趨勢，因為政黨的特權和許多功能仍繼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