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虎學
眾所周知，共產主義是超越資本主義的一種新的更高的社會形態，但對於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到底所言何物，很多人既不清楚也不深究，於是乎，“共產主義”一直備受詬病、背負誤解。正如涂爾干所言，共產主義實際上“在我們心中喚起的只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模糊的印象、偏見和情緒交織在一起”。曾一度，共產主義亦成為當代中國輿論場上處於風口浪尖的熱詞，各種“傲慢與偏見”也紛至沓來。對此，我們既不能縱容一些無根據無研究的冷嘲熱諷肆意蔓延，也不能容忍坊間種種流言蜚語任意傳播，更不能被形形色色看似有理實則荒謬的錯誤認識蒙蔽雙眼、充耳不聞、聽之任之，而必須直面問題，回到馬克思，以正視聽。
“歷史之謎”的解答與自覺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指出，“社會”是“人與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在這裡，“社會”應該是蘊含並實現了人、自然和社會三者內在貫通與統一的“大社會”范疇和廣義規范性概念，也是馬克思所開啟的考察共產主義的嶄新理論視域。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的規范性和應然性規定已經將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本質界定涵蓋其中，換言之，“社會”內在地包含共產主義的維度並明確地指向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在馬克思看來，共產主義是對人類歷史之謎的覺解，是對深處異化境遇的人的前途和命運的歷史自覺，是揚棄人的異化、回歸人的“社會”的現實出路。實際上，在馬克思那裡，“社會”與共產主義的內在價值指向是高度一致的，“共產主義”正是基於“社會”的規范性並作為其應有維度的現實展開。
那麼，“共產主義”又是如何在馬克思的思想視域中展開的呢？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把共產主義的發展依次概括為三種不同形態。第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的視野是狹隘的、認識是有限的，它“否定人的個性”，並認為“物質的直接的佔有是生活和存在的惟一目的”，它“不僅沒有超越私有財產的水平，甚至從來沒有達到私有財產的水平”，最多隻能被稱之為粗陋的共產主義。第二種形態是具有政治性質的共產主義，盡管它是要求“廢除國家的，但同時是還未完成的，總還是處於私有財產即人的異化的影響下的”，盡管它已經了解私有財產這一概念，但還不理解私有財產的積極的本質。
在對共產主義的前兩種形態進行批判的基礎上，馬克思正面立論，闡述了第三種形態的共產主義，即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觀。這種共產主義是“私有財產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佔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復歸，這種復歸是完全自覺的和在以往發展的全部財富的范圍內生成的。”這種共產主義揭示了私有財產的本質，也表達了建立共產主義實質上具有經濟的性質。正如馬克思所說：“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而在共產主義之前，“迄今還不存在人的生活，而只是存在著驅使人們淪為奴隸或剝削者的經濟生活。”因此，共產主義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的解決，是存在和本質、對象化和自我確証、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斗爭的真正解決。它是歷史之謎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這種解答。”要言之，共產主義是“歷史之謎”的真正覺解，它既不同於唯心主義，也不同於唯物主義，同時又是把二者結合起來的真理。在這裡，共產主義被提到對“六對”矛盾和歷史之謎解答的原則高度。乍一看，一切矛盾似乎都將在共產主義社會之中被徹底消解，難道人類歷史就將終結於共產主義？回答是否定的。事實上，共產主義並不是化解一切矛盾的“靈丹妙藥”，共產主義不會也不可能沒有“矛盾”。
人的解放的“必然形式”和“有效原則”
也許，經典作家早就預料到“共產主義”的可能遭遇，因此，為了防止形形色色地把“共產主義”神話化、妖魔化的現象，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與恩格斯話鋒一轉：“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並且強調，這種現實的運動“第一次自覺地把一切自發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創造，消除這些前提的自發性，使它們受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支配。正是這樣一種現實基礎，它使一切不依賴於個人而存在的狀況不可能發生，因為這種存在狀況隻不過是各個人之間迄今為止的交往的產物。”可見，作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共產主義社會，首先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以及與此相關的普遍發展的世界交往的現實性基礎之上的。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思考，馬克思意味深長地指出，共產主義“是人的解放和復原的一個現實的、對下一段歷史發展來說是必然的環節。共產主義是最近將來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則。但是，共產主義本身並不是人的發展的目標，並不是人的社會的形式”。在這裡，如果說“社會”指向的是人的發展的終極目標和理想狀態的話，那麼，“共產主義”代表的不就是客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種現實的運動和歷史過程嘛。因此，歷史地看，共產主義的不同形態在人類社會發展中都具有必然性，作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的共產主義形態同樣具有歷史必然性，但它絕對不是人類的“千年王國”，毋寧說，這樣的共產主義不可逆轉地結束了人類的“史前史”，又不可逆轉地開啟了真正的“人類史”。
所以說，馬克思對“社會”的本質規定中已經包含了共產主義的發展向度。未來的共產主義奠基於當下的現實的共產主義運動，它立足當下，又指向未來，既有現實關切，又不乏終極關懷。在未來的“自由人聯合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聯合、甚至敘談都是充分的，“人與人之間的兄弟情誼在他們那裡不是空話，而是真情，並且他們那由於勞動而變得堅實的形象向我們放射出人類崇高的精神之光。”很顯然，現實的、形下的共產主義運動又必將生發出超越的、形上的共產主義意蘊和力量。
辯証地把握“共產主義”的現實性與超越性
事實上，“共產主義”本身就具有現實性和超越性的雙重維度。正如張曙光教授所言：作為理想和信仰而存在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念”，體現的是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和大道之行，所以能夠成為人的道義的源泉，並對現實有巨大而持久的批判力量﹔作為歷史和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及“形態”，則體現了人類具體的社會歷史演進，不可能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形態，相反，它還要被置於審視和批判的位置上。因此，偏執任何一方，都是片面的，僅僅囿於純粹現實性的共產主義隻能是粗陋的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一味追求超越性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烏托邦主義”。
應該說，馬克思本人並不承認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講，他的一生正是“批判烏托邦主義者”的一生，“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表明自己是黑格爾的學生，特別是這樣的黑格爾的學生……反對一切描繪社會未來狀態、反對一切無中介地同現實存在相對立的空洞的應該”。按照施米特的理解，馬克思“確實超出了黑格爾所設定的界限，即超出那對一切歷史的未來說來是超然的思辨界限。馬克思追隨黑格爾，雖然反對空洞的理想，卻沒有停止對現實存在著的東西進行理解和分析。”也就是說，“在馬克思那裡，烏托邦意識以潛藏在目前存在著的東西中的可能性為基准，去預想未來的人類現實。在馬克思那裡，對狀況的嚴密分析和預見未來的意識，一起組成歷史過程的要素。”因此，從現實的基地上生發出來的“共產主義”截然不同於空洞的“烏托邦主義”。
那麼，應當如何評判馬克思對共產主義的“價值懸設”或“價值承諾”呢？其實，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切階段都有對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生活的期盼，進而構筑了形形色色的烏托邦或社會理想。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烏托邦的傳統源遠流長？為什麼社會理想對於人類又具有如此強烈的吸引力甚至永恆魅力？從根本上來說，人是社會的人，社會是人的社會，社會理想歸根到底是人的理想，是人對未來美好社會圖景的展望和構想，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的價值預設及其“應當”邏輯源於人對生活“意義”和社會“秩序”的追尋。
最后，辯証地把握共產主義的現實性與超越性，還應當有這樣一種基本的理論常識和自覺，即共產主義必勝，但絕不會速勝﹔共產主義是長期的，但絕不是遙遙無期的。
（王虎學，作者單位：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