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
學者小傳
朱雲漢，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國際政治經濟學、東亞政治經濟、兩岸關系、民主化與社會科學方法論﹔著有《高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等，對“市場與民主”、“美國霸權政治”、“西方政治秩序”等進行了反思，提出了“中國興起帶動21世紀全球秩序重組”、“王道思想可濟西方之窮”、“中國擁有得天獨厚三大優勢（即特殊政治體制的優勢、規模大的優勢、后發優勢）”等命題和論點，其研究成果具有廣泛影響。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於世界而言是一場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在過去300年的人類歷史中，可以說，隻有四個歷史事件的重要性可與中國崛起相比擬：一是18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二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三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四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崛起。這四個事件塑造了19世紀與20世紀世界格局。當前，人類社會正處於一個數百年難遇的“巨變時代”。中國興起將帶動21世紀全球秩序重組，帶動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由此全面提升了非西方世界國家在全球協調與治理體制內的發言權，西方國家獨佔人類歷史舞台的時代即將結束。“巨變時代”呼喚“中國政治學”。
美國學術界的知識源頭出現了問題，以致戰后主流政治家問道於盲
美國的政治學研究的主要問題在於：一是完全效法新古典經濟學，淪為應用數學和應用統計學﹔二是沒有理解科學知識的主要探索對象不僅限於經驗世界，更主要的是經驗世界現象背后的產生機制﹔三是沒有理解知識活動的目的，在於發掘真實世界的構成本質與基於必然性的因果機制，而不是發現經驗性規律﹔四是不能夠理解社會結構的存在有時間與空間的局限性﹔五是沒有理解社會結構與行動之間具有相互構成關系，社會科學知識有轉化行動的作用。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謬誤在於，其關注的歷史經驗局部而且片面。國際關系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近年來對於英語世界的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進行了深刻的反省與檢討，認為主流理論存在著五種偏差與謬誤，即當下主義、非歷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主義傾向、國家中心主義。主流國際關系學者隻研究最近300多年以西方為核心的主權國家體系，而對超過千年以上的東亞政治秩序等，則處於無知狀態。
比如有學者以1592年-1598年中朝兩國抵御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戰爭為界限，探索歷史上中國權威的文化根源，提出為什麼在這次戰爭之前以及在這次戰爭之后，盡管中國、朝鮮、日本這三個東亞國家擁有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但卻保持了300年以上的和平狀態？要回答這樣的問題，以西方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就無法作出合理解釋。因為這涉及東亞地區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這個制度以藩屬國家正式承認中國文化的優勢為基礎，這樣中國就形成對於周邊國家的一種微弱的權威。中國“微弱的權威”地位維持了東亞地區長時間的和平局面。
西方政治學對於現存世界秩序欠缺批判能力
支配美國政治學的意識形態立場主要有兩個：一是自由主義偏見，認為最好的制度一定是尊重個人的自由與選擇，是民主、市場經濟和公民社會自治相結合的制度。二是西方中心論，認為歷史進步與落后的坐標隻有一個，非西方世界不是已經向西方模式靠攏，就是處於頑抗西方模式的過渡階段，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這兩個預設立場，阻礙了他們認識與理解當前的歷史劇變，壓縮了知識活動的歷史關聯性。
其一，由於受到意識形態偏見的影響，美國的中國研究也難免誤入歧途。表現之一：永遠在找尋中國體系發生危機的線索，不相信這個體系有可能長期動態穩定﹔忽視了現存政治體制與時俱進的技能提升與機制調整，這些機制調整包括國家治理能力、調和社會多元利益、精英選拔與培育、內部權力制衡。表現之二：指鹿為馬，生搬硬套自己的概念，比如資本主義、私有化、后集權主義、市民社會等，拒絕承認行動主體所奉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詮釋架構，拒絕相信“中國模式”有啟示意義。
其二，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大多數學者在不自覺地維護美國的霸權。國際關系研究中的“霸權穩定論”、“安全的困境”、“自由制度論”、“民主和平論”，為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提供理論基礎。“典則理論”假設西方國家所推行的價值觀行為准則，可以成為普遍性的規范，基本上忽視非西方世界可建立新的協調與合作模式、體制。他們隻能用自己的功利主義動機與行為模式來理解非西方國家的行動者，無法理解中國宣稱的“決不稱霸”與“和諧世界”理念。
其三，無視當前國際秩序的明顯缺失。當前，全球秩序是美國支配的霸權體系與西歐推動的法治體系的混合體，這個秩序面臨重大難題與危機，主要表現在：美國盛世下天下不太平，宗教、文明、族群、領土沖突不斷﹔全球環境與生態失衡的危機持續惡化﹔全球經濟嚴重失衡，西方國家舉債度日，國際貨幣體系動搖，金融危機不斷涌現﹔全球化的利益與風險分配極度不均，貧富差距、知識與數位差距不斷擴大，弱勢群體被邊緣化﹔富豪階層與跨國企業擁有制定社會游戲規則的最終權力，國家的利益協調與保護職能日益空洞化。
其四，對美國例外主義熟視無睹，國內政治拒絕放棄美國在世界上的唯我獨尊地位。比如，美國是唯一沒有批准“海洋法”的國家﹔是唯一沒有參加“京都議定書”的國家﹔是唯一可長期維持龐大貿易赤字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將海外用兵或駐軍的費用轉嫁給盟邦或地主國的國家﹔是唯一可以全面監聽全球網絡與通訊的國家。而且，美國國會長期杯葛聯合國專門組織的預算﹔美國國會擱置國際貨幣基金認股權改革方案﹔反對美國釋放“網絡域名分配與編號公司”的監管權。
中國道路對政治學和西方國家世界觀帶來挑戰
中國發展模式及其實踐，震驚了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撼動了國際機構對於經濟發展與治理的話語權。中國發展模式讓許多發展中國家思考，如何在社會公正、可持續性發展以及自由市場競爭效率之間取得平衡。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可能在美國式資本主義與西歐式民主社會主義（福利國家）體制之外，開創了第三條道路。
中國政治模式在引導社會追求最佳公共選擇上有其明顯的功效，能夠平衡程序、能力與結果三個環節。中國經驗在西方代議民主體制的經驗之外，開創了另外一種取得“政治正當性”的可能選擇。中國政治模式的實踐經驗，對現有的比較政治理論構成知識上的挑戰。政治學者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良好治理”指標，用能夠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斷，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當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於政治體制的“程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
基於主權國家原則建構的國際秩序認為，國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強調普遍化原則，普世套用一個標准。但在中國傳統的天下體系世界觀看來，“獨善其身”並不可取，“兼善天下”、“己立立人”才是理所當然﹔局部與整體是有機的聯系，無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體。“多元一體、和而不同、休戚與共”才是合理的自然秩序。相對於中國傳統天下體系世界觀，主權國家原則下的形式平等是一種“偽善”，它讓強權擺脫了對於弱小者的道德義務，為實際上的支配與宰制提供掩護。中國傳統承認位階差序才能確立位於上者的特殊責任，確立大對小、強對弱的扶持義務。
在這種背景下，學術界應該多研究“大歷史”與“結構轉型”。應該思考我們正處於什麼樣的歷史發展階段，我們從哪裡來？可能往哪裡去？我們所處的時代受什麼樣的歷史趨勢主導，又蘊含與累積了怎樣的趨勢轉折與結構轉型動能？要能提出根本性的問題，比如：我們現有的知識架構與分析工具是否能幫助我們回答這些大問題？我們熟悉的概念與理論是提升了我們的視野還是遮蔽了我們的視野？我們熟悉的研究議程是否仍具有時代關聯性？
當今世界處於社會治理巨大變革前夕。網絡社會和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公眾、社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互動方式面臨根本性變革。大數據時代的來臨，讓利益攸關方的多方協商與政府政策制定可以機動結合、及時反應，有百年歷史的西方代議民主與政黨政治模式將被迫轉型。
主題延伸
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已開啟
楊光斌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撰文指出：從張灝先生把1895年—1925年間稱為中國政治思想的“轉型時代”（即西方的各種思想、概念開始搶灘中國思想市場，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式微）算起至今的這一百年，可以大致劃分為三個時期，也就是三個30年。
第一個30年：西學1.0版，即從晚清到民國時期。這個時期除了個別概念，比如費孝通的“差序格局”，基本上都是西方社會科學的初步學習者。這一時期的社會科學教授與其說是學問家，不如說是政治活動家，關注的多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因此，西學中的各種思想在中國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有德國的馬克思主義，也有英國式的多元主義如基爾特社會主義，“西學”中包含著彼此沖突的思想和學說。
第二個30年：照搬蘇聯模式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這一時期主要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多是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研究領域也主要集中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大學說，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對於這一時期的理論工作者而言，詮釋經典作家的經典文本是其主要工作，以意識形態語言來做社會科學研究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
第三個30年：西學2.0版，即改革開放以后的一段時期。這一時期成長起來的學者大多是“留學生”，要麼在西方讀學位、進修，至少讀的基本上是西方社會科學和政治思想的書，西方幾乎所有代表性名著都翻譯到了中國。如果說第一時期的“西學”尚是一個多元的矛盾概念，這一時期的“西學”則主要是自由主義的一家之言。
可以說，沒有自己的概念、理論、方法所構成的“話語權”，構成了百年中國社會科學的總體性特征。這也意味著思想的貧困，進而危及國家安全。在他國化百年之后，中國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應該到來了，“游離中國”的社會科學應該“回到中國”了。目前，中國思想的“新轉型時代”，即社會科學的自主性時代已經開啟。自主性的中國社會科學無疑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取向，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中國的世界”而不再是“世界的中國”。（鄧文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