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遜
群（公），是回答群己關系，即個人和群體的關系。人是社會性的，生活在社會群體中。人既是獨立的個體，又是群體的一分子。群的價值，就是把個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個人發展和社會、民族、國家發展統一﹔在群體的發展中求個人的發展，同時也盡個人對群體的一份責任。可稱之為“群己統一”。
孔子為改變天下無道的亂局而奔走呼號，當時的隱者譏笑他是知其不可而為之，勸他的弟子跟隨他們退隱山林。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又說：“士不可以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不仕無義。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這是講人生的責任。人生在世，生活在群體中，便擔負著對群體的責任。具體說就是弘揚仁道，建設理想社會﹔此事任重而道遠，必終身行之，死而后已。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下，民到於今稱之。”（《論語》）這是講人生的價值。人生價值，由個人身后百姓的評價來衡量。能對群體發展有貢獻，得百姓承認，為后世所稱道、紀念，造福於后世，這就把個人的生命融入了群體發展的大生命，使個人的生命得以在歷史中永存。群己統一，這是個人人生價值之所在。“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追求在歷史中永垂不朽，是中國人這種人生價值觀的反映。
落實和體現在日常行為中，就是要求待人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以天下為己任”。忠恕之道是處理群己關系的基本原則﹔修己安人，是對君子的要求﹔以天下為己任，“修己以安百性”，“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理想的聖賢目標。
以上主要是就個人修養說。就社會言，《論語》說“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不僅是君子人格的最高要求，也是孔子的社會政治理想。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王何必曰利，亦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也是說的社會的核心價值問題。一個社會，要以道德精神為社會的主導價值，不能以追求物質利益為主導價值。
義和群，是人和禽獸根本區別，人之所以為人的所在。荀子：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荀子·王制》）
崇德樂群，二者是統一的。孜孜於利，總是為私﹔重義的人不會孜孜於私利，熱心助人為群正是重義的表現。二者的集中表現就是以天下為己任，死而后已﹔平日裡急公好義，生死關頭可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這一精神，構成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人們熟知的歷代志士仁人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都是反映了這一精神。這一精神集中代表了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成為我們愛國傳統最深厚的思想基礎﹔它支撐我們民族歷經磨難而屹立不倒，是古老文明延續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根本精神因素。
中華文化是發展的，其崇德樂群，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也隨時代前進而發展，不斷取得新的時代內容和表現形式。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這一精神在當代中國革命建設中的集中體現和升華。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抗震精神、航天精神……不同時期所表現出的每一種精神，都有其鮮明的時代特點和內容﹔然而它們的思想基礎、核心精神又是一貫的，都是中華文化崇德樂群精神的具體體現。而傳統文化及其核心價值，也在不斷獲得新內容的過程中得到更新和發展。
今天，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面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使命，它仍然是我們最重要的精神基礎和軟實力所在﹔而它本身也需要適應新時代的環境和需要，獲得新的時代精神、內容和表現形式，實現創新性的發展。
當今世界，面臨多方面的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精神危機是其中之一。坦桑尼亞前總統姆卡帕說，當代的世界是“處處爭端，人人為己，頌贊自我主義，隻顧經濟利益而違背道德准則的世界”，“利己主義和貪欲仍在不斷地加重人民之間、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長此以往便會引發世界各地的沖突”。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這是一個個人主義抬頭的時代。這是一個利益在前，道德在后的時代。”在精神與物質、個體與群體這兩個根本問題上，現在個人第一，物質利益至上的價值觀流行於世界，是引發沖突、戰亂等等的突出因素，嚴重危害和平與發展，以至威脅人類生存。正如孟子所說，“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而中華文化所倡導的崇德樂群的價值觀，“蘊含著可以解決我們社會上的弊病的良方”，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