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習近平主席出席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簡稱亞信）第四次峰會並發表主旨演講，全面系統闡述了亞洲安全觀，得到許多亞洲國家的積極響應。然而，一些西方輿論將亞洲安全觀等同於“亞洲版門羅主義”，借此大肆炒作中國威脅，殊不知亞洲安全觀和門羅主義性質完全不同。因此，我們應當正本清源，辨析區別，為亞洲安全觀正名。
“亞洲版門羅主義”論調的興起
門羅主義是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在1823年提出的外交思想。他聲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國不參與歐洲事務，同時歐洲國家不得干預美洲國家事務，不得在美洲進行殖民和擴張活動。這一思想旨在維護和擴張美國在拉美的利益，謀求地區霸權。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一些媒體、智庫套用門羅主義的舊框框，以己度人，大肆鼓吹中國在推行所謂“亞洲版門羅主義”，試圖以此影響國際戰略思想界，為美國在亞太地區制衡中國尋找借口。
這種大肆炒作反映了美國對中國實力和影響力上升的擔心。2002年后，中國與東盟關系進入大發展時期。中國和東盟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中國—東盟自貿區進程正式啟動、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及中國支持東盟主導東亞經濟合作等政策措施，推動中國和東盟國家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2002年《紐約時報》曾刊文稱美中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此消彼長。2005年，美國又有輿論稱中國的對外經濟合作、“微笑外交”和“魅力攻勢”正將美國擠出亞洲。美國哈德森智庫學者妄稱中國正悄悄推行“亞洲是中國人的亞洲”的政策。此類言論使所謂“亞洲版門羅主義”論調在美國更加流行。此后，小布什政府開始加大對亞洲地區形勢的關注力度，加強與東南亞的全方位聯系，積極干涉緬甸民主化進程，阻滯東亞地區合作進程，意圖強化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並制衡中國的地區影響力。2008年奧巴馬上台后，將全球戰略重心向亞太轉移，先提出“重返亞太”，后又提出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出一系列重大戰略舉措，比如加強與盟友關系、主導《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談判、加入東亞峰會等。
2010年以來，美國對中國軍事能力和意圖的擔憂情緒進一步增長，因此更加渲染所謂“亞洲版門羅主義”的軍事和安全色彩，加大對亞洲安全問題的介入力度。2010年前后發生中美“無瑕號”事件、中日撞船事件后，中國積極維護東海及南海正當權益，並於2011年9月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界定出中國核心利益的范圍，提出了堅定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主張。這些正當舉動被美國等國貼上了中國在外交和安全問題上越來越“咄咄逼人”的標簽，所謂“亞洲版門羅主義”論調隨之升級。2012年，一名哈佛大學教授撰文稱，中國將會效仿美國推行門羅主義將歐洲列強趕出美洲的做法，反對美國在亞洲加強同盟體系，努力將美國軍隊逐步趕出亞太地區。
2012年后，美國對所謂“亞洲版門羅主義”的炒作又掀一波高潮。2013年以來，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並主張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成立絲路基金，設立東海防空識別區，堅定維護南沙群島主權等一系列舉措。美國借此進一步炒作所謂“亞洲版門羅主義”。2014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亞信峰會上提出亞洲安全觀以及三個“歸根結底”，即“亞洲的事情，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底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美國一些人認為，亞洲安全觀就是“亞洲版門羅主義”。同年5月底，奧巴馬在西點軍校演講時強調“美國要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同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香格裡拉對話會上稱日本准備好同美國一起，加速與東南亞地區國家的安全合作，中國“單方面”的海事和軍事行動“不可接受”。此后，美日加強軍事同盟關系，在南海主權爭議問題上偏袒有關國家，美軍艦甚至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致使南海局勢進一步復雜化。
“亞洲版門羅主義”論調產生的根源
“亞洲版門羅主義”論調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而升溫，其根源首先是美國和一些國家對中國綜合國力快速上升的多方面不適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力量的上升體現在幾個遞進的層次。先是經濟影響力。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上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多數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和實際上的資本淨輸出國。之后是政治影響力。中國的發展道路日漸被國際社會關注﹔中國對外交往成效顯著﹔在參與地區合作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主要力量﹔在國際和地區機制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並成為國際經濟和金融體系改革的重要力量。當前是價值觀影響力。習近平主席先后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亞洲安全觀等中國主張。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整合多種影響力，實施積極有為的大國外交，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面對“睡獅猛醒”的節奏、速度、規模和沖擊力，美國和一些國家一時難以適應。
同時，美國及一些國家難以適應亞洲地區結構的變動。受時代發展的影響，美國的亞太主導地位在多個功能領域受到沖擊。在安全領域，美國的軍事同盟體系難以覆蓋整個亞洲，且包容性差。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本地區一些國家發起建立亞信、東盟地區論壇、香格裡拉對話會、東亞峰會、東盟防長擴大會等，以彌補現有安全體系的缺陷。中國同樣是為了維護亞洲安全，發起上海合作組織、主持亞信峰會並提出亞洲安全觀的舉動，卻引起美國的警惕。在經濟方面，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暴露出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經濟秩序的缺陷，東亞經濟合作應運而生並不斷深化，中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美國開始擔心東亞合作將其排除在外。中國根據自身優勢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對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需求，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發起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美國更加擔心中國另起爐灶，沖擊美國的主導地位。由此可見，面對中國影響力的提升和亞洲地區結構的變動，美國和一些國家還沒有調整好心態。事實上，中國主張對國際秩序和體系進行改革，但這種改革並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創新完善。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不僅對中國有利，而且對世界有利，因此，中國堅定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不會改變。
亞洲安全觀是契合亞洲需要的和平安全觀
門羅主義作為美國實施對外干預、確立在美洲主導地位的理由，是一種不平等且過時的理念。與門羅主義迥異，亞洲安全觀契合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契合亞洲各國人民的安全訴求，是具有時代意義和進步意義的和平安全觀。
亞洲安全觀是對中國和平發展實踐的總結。亞洲安全觀是中國周邊外交理論和實踐不斷創新的結果，也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新安全觀思想的延續與發展。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新安全觀經歷了兩次升級、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1年至2002年，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提出基於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理念，主要任務是助推和平周邊建設，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邊境領土問題，加強與周邊國家在“上海五國”（上海合作組織前身）、東盟地區論壇等地區組織內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合作。第二階段從2002年至2012年，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將新安全觀作為和諧世界理念的主要支柱之一，意在助推和諧周邊建設。這期間，中國與有關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推動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六方會談，參與香格裡拉對話會、東亞峰會和東盟防長擴大會等。第三階段起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並於2014年提出亞洲安全觀，服務於亞洲命運共同體的建設。
亞洲安全觀是一套契合亞洲需要的安全理念。亞洲安全觀的核心內涵是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在主體上，亞洲安全觀強調亞洲安全是各國的“共同安全”而非一家的絕對安全。2014年，亞洲安全觀寫入《亞信會議第四次峰會上海宣言》，說明多數亞洲國家認同亞洲安全觀的主流地位。在內容上，亞洲安全觀是兼顧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綜合安全”。2015年9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上宣布中國將裁軍30萬，表達了中國重視維護傳統安全、實現地區和平穩定的誠意和決心。同時，中國積極維護國際公共安全，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積極支持並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加強防擴散國際合作，參與管控熱點敏感問題，共同維護國際通道安全。同時加強多邊和雙邊協調，參與維護全球網絡安全。在方式上，亞洲安全觀強調通過雙邊和地區合作獲得“合作安全”。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和東盟防長擴大會框架內，大力開展救援、打擊跨國犯罪等，展示了中國在現有框架下加強國際合作的意願和能力。同時，中國願與各方積極搭建地區安全合作新架構，努力走出一條共建、共享、共贏的安全新路。2015年5月，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亞信非政府論壇首次年會上倡議，以亞洲安全觀為引領，增進互信與協作，完善多邊安全機制網絡。在性質上，亞洲安全觀是強調發展與安全相互協調的“可持續安全”，重點應對后金融危機時代亞洲面臨的安全困境加劇、發展瓶頸和治理問題突出等難題。中國將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進一步擴大對外援助規模，完善對外援助方式，加大人道主義援助力度，主動參與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亞洲國家應當攜起手來，從亞洲的現實安全環境和安全需要出發，逐步將亞洲安全觀作為各國共同遵守的地區規范，這需要各方加強自我約束。中國作為亞洲安全觀的倡導國，會以身作則，“體仁行義”，“修己安人”﹔有關大國要放棄絕對安全追求，尊重他國特別是小國的安全訴求，不搞霸權主義，不欺負小國﹔小國也要約束自身言行，不肆意侵犯和挑舋大國正當安全利益。唯有如此，亞洲才能形成維護和平與安全的共同責任和共同規范，進而實現亞洲的和平、繁榮和開放，保障亞洲各國的共同利益。（作者：北京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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