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顧錦屏：64載編譯經典 信仰鑄就崇高

一杯清茶，一支紅筆，一疊紙稿，一位伏案專注的老人。推開中央編譯局研究員顧錦屏先生的房門，如此一幕讓人心生溫暖敬意。“我的經歷很簡單。這一輩子，就做了一件事。”顧錦屏如此評價自己。從18歲到82歲，他一直耕耘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編譯的園地裡，為新中國的編譯事業貢獻青春、傾注心血。64載春秋，縱有世界社會主義風雲變幻，他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始終堅定不移。因簡單而明淨，因純粹而崇高，他看似簡單的人生卻書寫下不簡單的成就。

“是黨的需要，把我引上了這條道路”

1951年，18歲的顧錦屏從上海俄語專修學校（上海外國語大學前身）被抽調到中共中央俄文編譯局（1953年與中宣部斯大林全集翻譯室合並為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此時的他，俄語隻學了一年半，馬列著作沒有讀過，翻譯經驗更是空白。面對接到的第一項任務——參加《簡明哲學辭典》的翻譯，顧錦屏心中滿是忐忑。時任編譯局局長的師哲拍拍顧錦屏的肩膀說：“你的文筆不錯，隻要肯學、肯鑽研，一定會干好。”前輩一席暖心之語，鼓舞信心，增添力量。顧錦屏暗下決心：工作中需要什麼我就學什麼，“先天”不足“后天”補，一定要從外行變內行。

沒有翻譯經驗，就認真向何匡、劉水、林利等前輩求教，把他們改過的譯稿當教材﹔為提高俄語水平，就聽俄語講座，閱讀俄文理論著作﹔不懂德文，就參加德語班學習，邊學邊用﹔哲學底子薄，就一頭鑽進蘇聯哲學教科書和毛澤東著作中，反復研讀……“那真是激情燃燒的年代，每到夜晚，辦公室燈火通明。我們這些年輕人，通過刻苦學習，很快地成長起來。”顧錦屏憶起那段歲月，眼睛中閃爍著光芒。

經過3年集體攻關，《簡明哲學辭典》中文版完成，顧錦屏積累了豐富的哲學知識和翻譯經驗。此后，他參加列寧《哲學筆記》的翻譯和譯文校訂，負責《列寧全集》第一版第14卷《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的定稿審稿，完成《列寧全集》第一版第38卷即新編《哲學筆記》的修訂，參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德意志意識形態》、第20卷（《反杜林論》和《自然辯証法》）的定稿審稿……經過這些歷練，顧錦屏很快從當年“一張白紙”的青年成長為可以熟練運用俄語、德語譯校馬列經典著作的業務骨干。

“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默默奉獻，我無怨無悔”

翻開顧錦屏辦公桌上的清樣，手寫的密密麻麻、工工整整的紅色小字填滿頁邊頁腳。這是他正在從事的《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增訂版各卷“前言”的修訂審讀工作。顧錦屏拿起“前言”的審改稿笑著說：“經常有老同事問我：‘老顧啊，你怎麼還在干呀！’我本可以在家安享退休生活，但是馬列著作的編譯任務仍十分繁重，而編譯力量又嚴重不足，趁我現在身體還好，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為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盡一點力吧！這也是我的退休生活方式。”2004年，71歲的顧錦屏辦理退休手續，卻退而不休，沒有離開編譯一線。同年，中央啟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他作為經典作家重點著作譯文審核和修訂課題組負責人之一，為編輯方針、校訂原則和編寫要求等的制定付出大量勞動，參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寧專題文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版、《列寧選集》第三版修訂版、《馬克思畫傳》、《恩格斯畫傳》、《列寧畫傳》等的編纂工作。

顧錦屏一再強調，做好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首要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抱有堅定的信念。正是執著於這份信念，他才能在本該頤養天年的高齡仍然每天堅守在辦公室﹔正是執著於這份信念，他才能在蘇東劇變、世界社會主義遭遇嚴重挫折之時，保持頭腦清醒，發出捍衛真理的聲音。

1978年，顧錦屏成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走上領導崗位，再忙也沒有脫離編譯這個主業。用他自己的話說，白天忙局務，晚上忙業務，雖苦猶樂。那時，編譯《列寧全集》第二版的任務繁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的編譯工作也提上日程。有三四年時間，他常常是晚飯后再回到辦公室，孤燈清茶相伴至深夜，實在疲乏時就躺在辦公室的床上打個盹。

作為編譯局的領導，顧錦屏深知培養一支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對國家編譯事業的重要性。他四處奔走，招賢納士，為年輕人爭取業務培訓、出國深造機會﹔多次出訪，與蘇聯馬列主義研究院、東德馬列主義研究院、荷蘭國際社會史研究所等國際馬列著作研究機構建立聯系。直到今天，顧錦屏依然對編譯事業人才隊伍建設十分關注，也不乏擔憂：“編譯是一份清苦的工作，編譯隊伍是無名的英雄群體。優秀人才的流失令人痛心，得想辦法鞏固、提高、擴大這支人才隊伍。”

“編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必須一絲不苟、千錘百煉”

“代聖人立言，筆重千鈞。”這是顧錦屏經常對后輩說的一句話。完成一卷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編譯工作，要經歷翻譯、初校、定稿、審稿四大環節，清樣要反復看很多遍，重大問題要經集體討論，加上繁瑣的資料編寫、前言編寫，沒有兩三年時間是無法完成的。顧錦屏說，“編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不是文字搬家，這關系到黨的思想理論建設，關系到廣大干部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理解和掌握，必須字斟句酌、一絲不苟，反復推敲、千錘百煉。”

恩格斯在《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有一句話：“我們黨有個很大的優點，就是有一個新的科學的世界觀作為理論的基礎。”后來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版中將“科學的世界觀”改譯成“科學的觀點”。然而，譯成“科學的觀點”讓人費解。在編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時，顧錦屏和同事們結合上下文反復琢磨，認為原譯“科學的世界觀”是正確的，既符合恩格斯的本意，也更利於讀者的理解。

“翻譯要和研究相結合，翻譯不僅要讀懂原文，還要弄懂原著的理論內涵。”顧錦屏認為，翻譯工作特別是對譯本的修訂工作，是一個對原著認識不斷加深的過程。翻譯和研究結合得好，既可保証譯文的高質量高水平，又能給自己打下深厚理論功底。不僅要做翻譯家，還要成為理論家。

2011年9月，中央編譯局為顧錦屏召開從事編譯工作60年座談會。他本不願答應，但局領導一再強調，這不僅是為宣傳個人，更是為托起新一代編譯人才，他才同意。在座談會上，他的這樣一段深情自述打動了所有在場人：“當我回顧走過的人生道路時，我記起了青年時代曾奉為座右銘的一句話：‘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對我們來說隻有一次……在他回首一生時，能夠說，我已把我整個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獻給了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解放而奮斗。’我雖然離這個高尚的境界還很遠，但我可以聊以自慰地說，我把我的一生獻給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這個崇高事業。”

《 人民日報 》（ 2015年05月07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