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統”天下觀對中國邊疆治理的影響

　　﹝關鍵詞﹞大一統﹔天下觀﹔邊疆治理

　　﹝中圖分類號﹞K2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6-0029-06

　　﹝收稿日期﹞2015-10-07

　　﹝作者簡介﹞徐黎麗，蘭州大學民族學研究院、中國邊疆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李姝睿，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生。

　　以中為心，守中治邊，強調中心的守和邊疆而治是中國古代王朝世代積累的陸權時代的邊疆觀，這與以邊為心、以邊固中，強調他者服從與自我統治的西方殖民國家的海權時代的邊疆觀形成巨大的差異。這一差異主要源於中國人在漫長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中總結的“大一統”天下觀。因此從“大一統”的天下觀入手，挖掘其對邊疆治理的影響，就成為今天我們解決諸多邊疆問題不得不思考的首要問題。本文擬在此方面做一探索，不足之處，在所難免，以求教於方家。

一、“大一統”天下觀釋義、起源發展及原因分析

　　（一）“大一統”釋義

　　“大一統”天下觀是中國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總結出來的國家觀念。有學者認為“大一統”由“大”與“一統”兩個詞匯組成。其中“‘大一統’之大，有兩種含義：一是表彰、贊許﹔二是擴大、張大。”﹝1﹞大一統的統字，其意如下：“統者，始也，總系之辭。”﹝2﹞“依前者，‘大一統’當為‘表彰一統’、‘倡導一統’之意﹔依后者，則‘大一統’應為更大范圍、更高層次、更加完美的一統。”﹝3﹞即“總持其本，以統萬物”﹝4﹞， “一統”為“大”。“后來也有人將‘大一統’的‘大’理解為形容詞，認為‘大一統’就是‘大的統一’、‘高度的統一’，即描繪、形容統一的程度或規模。”﹝5﹞但無論操漢語的人對“大一統”的理解有多麼細微的區別，從宏觀角度來說，大一統就是對國家一統的推崇。從大一統的內容上來說，台灣學者李新霖認為：“所謂一統者，以天下為家，世界大同為目標﹔以仁行仁之王道思想，即一統之表現。”﹝6﹞大陸學者何星亮認為傳統中國大一統觀念包括：“ ‘大一統’的地理觀——天下觀﹔‘大一統’的政治觀——政治一統﹔‘大一統’的思想觀——思想一統和‘大一統’的民族觀——華夷一統。”﹝7﹞由此可見“大一統”天下觀不僅包含一統思想，而且也包含一統的地理范圍和如何達成一統目標而採取的行動。這樣的觀念直接影響了中國人對國家的理解和建立國家的過程和后果。

　　（二）起源、發展及定位

　　從中國漢文史籍記載來看，最早的有關“大一統”的記載不是在中國的統一時代，而是在走向統一之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這從諸子百家的言行當中可以看出。如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康有為解釋道：“孔子之道有三統、三世，此蓋藉三統以明三世，因推三世而及百世也。”﹝8﹞因此孔子總結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9﹞道則主要表現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的秩序和規范﹔孟子答梁惠王“天下惡乎定”以“定於一”﹝10﹞的目標就是建立“君仁臣義， 君民同樂， 風尚淳朴，百姓親睦”﹝11﹞ 的仁和國家﹔荀子的思想也體現出一統的內容，他說:“故天地生君子， 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 萬物之也， 民之父母也。”因此“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從服”﹔﹝12﹞法家認為“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13﹞陰陽五行則認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天者，萬物之主也。” “唯天子受命於天”﹔﹝14﹞墨子則主張：“天子為政於三公、諸候、士、庶人”﹔﹝15﹞“管仲相恆公，霸諸候”的目標也是為了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16﹞韓非子則認為“ 一棲兩雄”“一家兩貴”“夫妻共政”則是實現大一統的障礙。以上話語充分反映了戰亂時代士大夫階層對大一統國家的期盼。但由於戰亂叢生，民不聊生，他們的主張難以實現。當然也正是因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使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意識到大一統的和平國家才是民眾幸福生活的保障。另外此一時期諸子百家的大一統學說也為秦漢時代的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行動基礎。

　　秦漢的統一，使大一統從理想變成了現實。而秦漢統一王朝從地理到文化上的一統實踐，則進一步鞏固和完善了“大一統”思想。如成書於此一時期的各經中，“《春秋》最顯，《春秋》之中，《公羊》最顯，《公羊》之中，‘大一統’”﹝17﹞。此時的“大一統”天下觀與春秋戰國時期相比，更加完善和具體。如《公羊》的開篇即用始解釋統，用五始解釋大一統。始有“五始”，即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其中“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18﹞，前兩句講天道，后兩句講人事，最后一句則是居於天與人之間的王者的使命就是完成大一統。正是因為《春秋》中《公羊》篇對大一統天下觀的貢獻，因此成為以董仲舒為代表的漢朝統治階層的“大一統”思想的根本。為此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稱:“《春秋》大一統者， 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誼也。”﹝19﹞《漢書·王吉傳》也稱:“《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20﹞在“大一統”天下觀的指導下，秦漢帝國開始了大一統王朝的治理實踐。如在治國理念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制度上，“車同軌，書同文”。具體表現在統一度量衡，統一貨幣，建立郡縣制等等﹔在國家體制上，實行中央集權制。在對待邊疆不同族群方面，以屯田、和親、質子、結盟等各種和平方式進行統治﹔在對外關系方面，通過絲綢之路與西方國家建立經貿、文化交流合作關系。中國大一統國家由此奠定雛型。

　　然而，縱貫中國古代歷史，通過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亂和秦漢時期統一，中國人從理論到實踐上意識到“大一統”的觀念和實踐對中國民眾生存與發展的利大於弊，因此大一統天下觀逐漸深入人心。雖然從以后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大一統”天下觀並沒有保証中國一直處於“大一統”的國家狀態，中國古代國家的實踐也呈現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發展態勢。用谷苞先生的話說：“自秦漢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這兩千年當中，統一的時間約佔三分之二，分裂的時間約佔三分之一。”﹝21﹞因此，盡管“大一統”天下觀經過春秋戰國的戰亂和秦漢朝的統一實踐得到中國人的認同和推崇，但“大一統”國家內部不同生態區域的社會文化因素需要進一步融合的事實表明， “大一統”天下觀通過分分合合及統一逐漸代替分裂的歷史成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立國思想根源。

　　（三）“大一統”天下觀根植中國的原因探析

　　縱觀人類各國歷史，沒有哪個國家的人民希望在分裂和戰亂中生存。但至今為止地球上仍有許多國家仍處於分裂與戰亂中。大一統並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事情。中國人自古以來期許“大一統”國家與中國人所處東亞特殊的生態環境和地理位置有關。中國人最早興起的地方是幾大生態區域的交匯地帶。因此中國之名就來源於“中”。從已知的考古和歷史資源來看，中國最早的人類北京山頂洞人、陝西藍田人、雲南元謀人、遼寧紅山人、內蒙古河套人都生活在長城沿線和藏彝走廊沿線，以后興起的仰韶、龍山、馬家窯、三星堆、金沙、鄯善洋海、蘇貝希、樓蘭、定日﹝23﹞等地的文明也均分布在長城、藏彝走廊和絲綢之路沿線。由於長城、藏彝走廊和絲綢之路地帶的生態環境易於古代中國人汲取兩種或以上生態環境中的自然資源來維持生計，且多種生態環境的連接地帶易於交流與合作，而這些地帶又恰好處於中國海拔、緯度、氣候的第二台階上，即溫度、濕度宜於人類生存，山不太高，又有充足的水源。因此居於這些過渡地帶的中國人自然就以中自居，並在技術和能力提升的情況下向四面發展。最終使中國成為由四大生態文化區域構成的國家。這四大生態文化區域分別是：灌溉農業區域，包括珠江、長江、淮河、黃河、遼河、鬆花江、黑龍江等平原區域﹔高緯度低海拔游牧區域，包括蒙古高原及阿爾泰山以西、天山以北地區﹔低緯度高海拔畜牧區域，主要指青藏高原﹔綠洲農牧兼營區域，包括寧夏、甘肅、新疆戈壁沙漠地區。﹝24﹞可以說中國人從源頭上來說為同種，但隨著起源地帶人口越來越多且這些地帶作為多種生態交匯地帶的地質條件易引發諸如地震等自然災害，因此中國人就逐漸向東南西北遷徙，形成歷史上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的居住格局。這種分類，只是因遷徙到不同生態區域的中國人適應自然環境而創造出的從生計到信仰的文化特征而為。但處於不同生態區域的中國人卻並不能真正互相分開，一是因為有共同的起源地，二是因為他們自古以來通過起源地帶建立的從生計到信仰的互補生活使他們無法分開﹔三是因為他們在經歷分裂與統一的反復實踐后，從皇帝到平民都意識到“大一統”天下觀對中國人的生存的重要性。鑒於以上中國人的生活實踐，最終中國人選擇“大一統”的國家形態，並通過不斷完善“大一統”的國家體制來維護。這便是中國人“大一統”天下觀能夠深入人心的客觀原因。

二、“大一統”天下觀對邊疆治理的影響

　　即歷經戰亂的切膚之痛又享受統一國家福祉的中國人，對“大一統”天下觀有著深切的認識，因此“大一統”天下觀則成為中國人看國家和世界的根本價值觀。自然而然，從帝王到平民代代相傳的意識中，對處於國家領土邊緣的邊疆，就是“大一統”國家重要組成部分，因為這些地區處於國之國的交界地帶，比中心區域更易於產生分裂與戰亂。因此中國人自古以來便以“大一統”天下觀為前提，出台治理邊疆的種種方略決策和具體措施。具體來說，“大一統”天下觀對中國邊疆治理的重大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邊疆觀的影響

　　由於 “大一統”天下觀經過中國悠久歷史的洗禮后深入人心，因此它對邊疆觀的影響表現如下：

　　一是邊疆統一觀。這在許多王朝末期面臨邊疆危機時體現最甚。我們以馬大正先生總結的清末以來面臨邊疆危機時從政府到學者對邊疆的觀點來說明。他說：“清中葉以來迄今，中國邊疆研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曾出過三次研究高潮。19世紀中葉至19世紀末，西北邊疆史地學的興起是中國邊疆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標志。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邊政學的提出與展開，是第二次邊疆研究高潮的突出成就。20世紀80年代中國邊疆研究第三次研究高潮出現的標志是研究中實現了兩個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僅僅研究近代邊界的狹窄范圍，開始形成了以中國古代疆域史、中國近代邊界沿革史和中國邊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為重點的研究格局，促成了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大發展。二是突破了史地研究的范圍，將中國邊疆的歷史與現狀相結合，形成了成果眾多，選題深化，貼近現實的特點。”﹝25﹞首先為什麼在邊疆出現危機時才涌現出研究邊疆的熱潮，這絕不是因為希望邊疆分裂和動亂，而是希望通過著書立說喚起人們保衛“大一統”國家的意識﹔其次從著作本身關注的疆域史、邊界沿革史等內容來看，為中國邊疆統一找到歷史源頭和証據。其他歷史時期的邊疆著作也如此，這裡不再一一列舉。至今邊疆統一仍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邊疆觀念，這一觀念也浸透在學者的著作中，如吳楚克教授指出：“中國歷來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以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國家才能和平發展。”﹝26﹞因此國家的統一最重要的表現就是邊疆統一。邊疆統一也是“大一統”國家的真正一統。

　　二是國家認同觀。近些年來出現了比較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的研究熱潮。其原因在於中國邊疆多為少數民族居住的事實使一些研究者認為邊疆出現不和諧事件與民族認同有關。但有些學者認為國家認同與民族認同之間無法比較，因為他們分屬不同實體和概念，還有一些學者更認為無論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的研究都是假命題，因為一個人不認同自己的老祖先便是無根之人，一個人不認同自己的國家也是無國之人。但這樣的研究卻沒有因此停止。其原因就是在邊疆不斷出現危機時，絕大多數中國人，無論他或她屬於哪個民族，都會強調國家認同高於民族認同。如周平教授認為：“在邊疆地區，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聯系是不可分割的。兩種認同的關系問題，尤其是國家認同在兩種認同關系中的地位問題，是典型的邊疆問題。因此，在邊疆治理的過程中，必須處理好兩種認同的關系，尤其是要維護和鞏固國家認同的優先地位。這就是邊疆治理中的認同整合。認同整合的關鍵，是強化邊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建立有利於多民族國家穩定和統一的認同關系結構。”﹝27﹞即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高度重合，有利於邊疆統一在“大一統”的國家中。但“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沖突是全球多民族國家面臨的主要國家安全危機”﹝29﹞也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邊疆危機面前強調國家認同其實是 “大一統”天下觀對中國邊疆觀影響的現代表達。

　　三是以和為主的治邊思想。靠什麼來達成“大一統”國家的邊疆統一呢？與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堅利炮船打開殖民地國家大門不同的是，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不善於用武力解決國家爭端的國家。盡管我國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成書的《孫子兵法》的36計中的上上策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但和為貴、和而不同、天下大同是我們選擇和維護“大一統”國家的傳統方略。漢唐史籍中就有許多顯示漢唐王朝以和為貴的個案。如唐太宗所說的“四海如一家”“胡、越一家”“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若施之德澤，則四夷可使如一家”﹝30﹞等就充分體現了此點。另外，邊疆少數民族願意來入貢，中央王朝則以賜物以回報﹔如果不服，朝廷也不追究。在今天看來，這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因為邊界過於明確就易生沖突，這是物極必反的辯証道理。雖然有些邊疆少數民族沒有內服，但他們仍在邊疆居住，成為中國與其他國家的緩沖地帶，有些沖突或矛盾就通過緩沖而得以緩解和最終逐漸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制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邊疆方略的延續和發展。在和平不能實現的時候，中國從不主動發動戰爭。在西方史籍中，將建立蒙古帝國的成吉思汗描寫成戰爭發動者。但無論從蒙古史籍、漢文史籍中都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主要原因則是花剌子模邊將殺害了他派往中亞進行商貿交流的500名和平商人而致。蒙古帝國作為中國古代王朝之一是中國內部融合、邊疆拓展的集大成者，其求和不成才訴諸武力的邊疆治理方略則是中國“大一統”天下觀的最好體現。

　　（二）對邊疆治理方略的影響

　　以“大一統”天下觀為指導的邊疆統一觀則在中國歷代王朝邊疆治理過程中發揮著指導作用。具體來說“大一統”天下觀對邊疆治理決策或措施的影響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守中治邊。這是方鐵教授總結的中國古代邊疆治理方略。“中”即內地，指以中原為中心的農業區域。自從秦漢時期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沿國方略以后，內地在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統治時期，一直遵循“以儒治國”的傳統，中國內地民眾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社會中各司其職、各得其所地生活，統治者也按照儒家思想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來管理社會，這就是守中表現所在。對於邊疆地區，則採取了多種手段治理。我們從中原王朝實行過的邊疆治理辦法的順序來說，先后經歷了以夷治夷、羈縻之道、土司制度、改土歸流等方式。方鐵教授則將中原王朝治邊的具體方法總結為和親、誓盟、教化、互市等四種形式﹝32﹞。可以說，隨著中原王朝統治力量的壯大和發展，他們治理邊疆的手段逐漸由間接統治向直接統治過渡。中國內部的分裂時間也越來越短，和平統一時期則越來越長。因此中國之所以能夠發展成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中心與邊疆不斷融合的結果。

　　因俗而治。早在先秦時代，中國人就以平等之道對待周邊族群。如《禮記.王制》日：“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提倡因地制宜地統治周邊“四夷”地區。羈縻之道、以夷治國其實就是中原王朝從周邊少數民族地區學習到的因俗而治措施。如崔明德教授認為：“中國歷史上較早提出‘羈縻之道’概念的並非漢族政治家，而是少數民族政治家。”﹝34﹞他舉的案例就是前秦國主苻堅。苻堅曾對其臣呂光說：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35﹞實際上邊疆少數民族在長期守邊的過程中積累的治邊之道更具有可行性。如烏孜別克族通過以商通邊而使邊疆民眾安居樂業，維吾爾族在歷史上實行的伯克制度，保証了綠洲農業社會的秩序和規范等等。因此因俗而治不僅使邊疆地區保持豐富多彩的生活樣式，而且使邊疆少數民族有尊嚴地在保護傳承自己傳統文化的前提下為國戍邊。

　　多元一體。縱觀中國古代歷史，對邊疆的治理走過先民開墾邊疆並自我治理、中央王朝與邊疆族群共同治理及最終邊疆逐步納入國家管理體系的三步曲。如早期西北戎、羌就是自我治理的代表，他們曾在中國西北建立過自己的政權並管理一方區域。以后隨著中央王朝的強大，“對邊疆地區採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輔相成的兩種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與邊疆內地一體化。”﹝36﹞但近代以來，“由於國際和國內形勢的劇烈變動，清朝政府不得不改變傳統的治邊觀念，在政治制度上採取將邊疆與內地一體化的政策，試圖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控馭能力。”﹝37﹞最終形成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多元一體”格局。其中多元是指各民族在不同生態區域創造的文化多元，一體是指我們共同生活在國名為中國的國土上，政治、制度、國體上屬於一體。

三、“大一統”天下觀對今天邊疆治理的啟示

　　回顧歷史就是從歷史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尤其當今天我們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邊疆發展演變為由陸疆、海疆和空疆組成的“硬邊疆”和國家利益內縮或延伸出硬邊疆的“軟邊疆”組成的復合性邊疆的時候。本文通過中國自古以來的“大一統”天下觀及對邊疆治理影響的梳理，也許以下幾點對我們今天邊疆治理具有一些參考意義。

　　“大一統”天下觀仍然是我們邊疆治理的指導思想。“大一統”天下觀是中國人自古至今在統一和戰亂的實踐中不斷摸索中的真理。對中國來說，“大一統”天下觀是國家觀。中國近代以來遭受西方國家入侵及殖民統治的歷史表明，窮國、弱國注定被動挨打，隻有全國各族人民凝聚起來，建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努力發展經濟社會文化各項事業，才能立足於地球。對全球人類來說，“大一統”天下觀就是全球觀。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地球上所有國家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外交等活動不得不互相聯系，且因地球人口的不斷增長和資源的不斷減少，每個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大一統”天下觀也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建國立國和和平相處的根本宗旨。

　　堅持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並法治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不僅是因俗而治的延續，更是因俗而治法治化的表現。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保証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屬於國家的前提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項事業的建設方面具有自治權。這就給予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各個民族極大的自治權力和權利。今后則需要在法治化前提下將民族區域自治法進一步細化、使之操作性、可行性、針對性更強，更加有利於民族區域自治地方各族人民實現“權力共享、責任同擔”，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要切實保障﹔對少數民族人口過半縣要酌情幫扶﹔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權力結構要適當調整﹔民族貿易政策的享受要一視同仁﹔民族自治地方的主體地位要更加突出。”隻有這樣，中國各族人民才能團結一致，共同為中國的發展貢獻力量。

　　文化多元和政治一體。“文化是人類不同群體在維持和創造幸福生活過程中積累起來的經驗、智慧的象征符號以及所代表的價值、理想和信念。”因此它是人與自然、人與人和諧發展的產物。文化多樣是生態多樣的表現，也是生態決定的結果。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情。我們不能在適合放牧的草原上種田，也不能在適合農耕的地方放牧，更不能在海裡放牛養羊。但我們卻能夠通過交流和合作共享文化的成果。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種田人有肉吃、有奶喝，放牧人有米面、有蔬菜。因此文化多樣性是人類文明豐富的表現，也是人類能夠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也是人類能夠生活下去的理由。因此多元的文化讓人類的生活能夠豐富多彩。但是不是這些外表呈多元化的文化會成為國家的離心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盡管文化形式多種多樣，但文化中蘊育的價值、信念和理想因人類需要在地球上共同生存發展而具有同質性，這就是對真善美的追求和對假惡丑的摒棄。而人類真善美和假惡丑的標准則基本一致或相似區域基本一致。而這種文化價值上的一致性反映在建立國家的指導思想上就是就是“大一統”天下觀指導下的政治一體。表現形式多樣的文化是國家興盛的表現，政治一體的作用在於保護、傳承和發展多元文化，而不是促進文化趨同化。趨同的文化是人類文明退化的表現。因此政治一體與文化多元是國家繁榮發展安定和平的必要條件。

　　以上就是“大一統”天下觀對我們今天邊疆治理的啟示。大一統天下觀在中國從中心到邊疆的實踐過程証明：這一觀念因邊疆作為國家從地理到文化的邊緣地帶自然存在弱化的現實，這是國家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事實，解決的方式隻有在國家機器的保護下尊重理解和認同多元文化並保護由此而來的族群、職業、性別、年齡多元身份，這是日益現代化且逐步后現代的中國繼承大一統又適應全球化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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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徐黎麗.國家利益的延伸與軟邊疆概念的發展﹝J﹞.雲南師范大學學報，2011，（5）:41.

　　﹝36﹞　胡令明.關於修改完善《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幾點思考﹝J﹞.民族論壇，2011，（11）:17.

　　﹝37﹞　徐黎麗，楊朝暉.論文化戍邊﹝J﹞.新疆社會科學，2013，（3）: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