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清到民國》:解讀“中華民族”近代構建的一個視角

　　﹝中圖分類號﹞K2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6-0035-03

　　﹝收稿日期﹞2015-11-01

　　﹝作者簡介﹞馬戎，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清朝在鴉片戰爭的慘敗開啟了亞洲歷史的一個新時代。

　　一直位於東亞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中國從此陷入一個在帝國主義列強持續侵略戰爭中割地賠款、極盡屈辱的惡性循環之中。幾千年來以自我為“天下”中心、俯視“蠻夷”的中華文明與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體系相遇后，在隻懂“叢林法則”並且“船堅炮利”的西方文明體系無情攻擊下，這個“天下帝國”竟顯得如此不堪一擊，故李鴻章驚嘆“此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林則徐主持編輯的《四洲志》讓中國人第一次真正睜開了眼睛看世界。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的一再敗績，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嘆：“時勢又變，屏藩盡撤，強鄰日逼，……危同累卵。……感激時事，耿耿不能下臍”。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介紹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弱者先絕”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念，這是與儒家傳統、道家理念、佛教倫理等中國人熟悉的文化傳統全然不同的另一種生存與發展之道。甲午戰爭再次讓中國人通過切膚之痛真正地認清了自己是“弱者”。眼見中國人即刻面臨“亡國滅種”的萬古劫難，譚嗣同悲愴地感嘆：“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中國人應當如何想、如何做才能做到“救亡圖存”呢？

　　這是清朝后期、民國初年中國各族無數官員、學者、軍人們都在苦苦思考、反復探索的問題。中國從東亞“天下帝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這個過程，也是傳統中華文明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文化與倫理秩序分崩離析的過程，是中華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過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督撫，下至民間的文人志士，凡是有愛國心和關心時事的人，無不參與到這一事關國家命運和億萬民眾生存的思考與討論。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也是一個“百花齊放”的特殊時代。鄭觀應建議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商戰”抵御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康有為提出了一個世界大同的烏托邦，主張改良維新﹔梁啟超力主變法，構建“中華民族”的大民族主義﹔章太炎、鄒容鼓吹“種族革命”，主張通過排滿來建立一個新的漢人國家﹔孫中山則最初主張學習美國模式進行中華民族在政治上的“民族構建”，在他對美國失望后又轉向蘇俄道路，提出“以俄為師”。從美國歸來的胡適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李大釗、陳獨秀既是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和“無產階級革命”主張介紹進中國的先驅，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締造者。到了30年代以后國內各界人士提出的各種政治主張，大多是以上種種學術理念、政治光譜的延續。

　　應對世界性的大變局，需要中國人從根本上調整大思路。反思歷史足跡，對比國際經驗，這是當年這些思想家們拓展視野和思路，尋求更新政治理念、充實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總之，系統了解清末尤其是民國時期圍繞“中國應當選擇何種道路”這個大議題所發生的理論爭辯，包括“武器的批判”的種種實踐，不僅是今天的中國人認識並理解這段重要歷史的切入點，也是我們認識當前中國社會面臨許多重大問題的歷史根源的思想基礎。中國的近代歷史是那麼厚重！幾代人為了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絞盡了多少腦汁！付出了多少血淚！我們真是不應淡忘了這段歷史。

　　轉眼之間，新中國已經成立60多年了。近些年來，由於邊疆一些地區的民族問題有所凸顯，推動了學術界在對於“民族”定義、中國“民族構建”模式的大討論，並引發對1949年以來中國民族理論、制度和政策實踐效果的反思，這些討論和反思又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把一些核心問題的討論追溯到民國年代。例如對於“民族”定義的討論，使人們重新閱讀1939年圍繞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文章所引發的爭論﹔對孫中山從最初的“興中會”“同盟會”的宗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在辛亥革命后轉變贊同“五族共和”，提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之后，他在內心是否仍然堅持“大漢族主義”，在學界也出現一些評議﹔又如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從最初提倡聯邦制轉變為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對於這一重大轉變的原委，人們也有不同的解讀。我們今天如何回答這些理解近代中國“民族構建”過程的核心問題？當前中國學者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對這段歷史相關的所有文獻資料進行系統、細致的梳理，以可靠的史料文獻為証據，揭示這些文獻背后的那些當事者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真實思想和思維邏輯。

　　在改革開放之前，這樣的文獻研究工作是難以預想和不可能完成的。盡管國民黨政府的許多文件檔案今天仍未公開或難以看到，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覺間已經有大量歷史文獻正式出版，如中央檔案館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編（1921-1949）》（18冊）1989年出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21卷）1997-2013年出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的《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1994年出版，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1985年出版。另外建國以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文稿》自80年代以來也陸續出版。大陸學者不僅能夠看到台灣出版的民國人物回憶錄，台灣的許多歷史檔案也向來訪的大陸學者開放。這些浩如煙海、看似枯燥的歷史檔案和文獻當中其實蘊藏了許許多多值得認真發掘的重要信息，隻要研究者肯下功夫，必有所得。與此同時，一些民國時期重要學者的論著也在近些年編撰出版，如《傅斯年全集》在2003年出版﹔《顧頡剛全集》在2010-2011年出版。這些珍貴史料與歷史文獻的系統出版為今天的學者們研究民國時期的思想史和政策演變史提供了條件。

　　今天我們研究民國時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會史，需要面對的是兩方面的困難。一是上面提到的研究者是否能夠看到各種重要和核心的檔案史料文獻，缺乏這個基本條件，一切無從談起。二是政府和主流社會是否在意識形態方面給研究者設立了一些“禁區”，這些禁區讓研究者無從下筆，動輒得咎，甚至令人對一些敏感題目望而卻步，退避三舍。從筆者這些年的經驗看，現在研究者所處的學術環境和政治環境已經發生了很顯著的變化。一是許多歷史文獻和材料已經公開出版或能夠查找到，這是必須加以肯定的。但是，我們期望在這些方面主管部門的思想可以進一步地解放，使民國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一些重要歷史檔案材料可以正式出版，這無疑將推動民國史的研究更加深入。另外，有些傳統的“敏感”話題也能夠討論了，比如筆者寫的關於“民族”定義和討論我國民族政策的文章，有些雜志不能登，但在另外一些雜志還是能夠刊出的。總體來看，我們這個社會的開放程度和包容程度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那麼，剩下的問題就在於研究者自身了，就看我們肯不肯、願不願意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去查找資料、閱讀文獻和認真思考。

　　現在年輕學者壓力很大，負擔很重。所在單位的各種指標性考核逼著他們不得不去寫一些“短平快”的文章，研究成果的數量有了，質量卻難以提高。但是，也能讀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實實地討論問題，引証了許多別人很少注意但卻十分重要的史料。筆者以前不認識熊芳亮，而是從《中國民族報》上讀到他寫的“國民黨一大宣言及其對民國民族政治的影響”“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民國時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感到他對文獻、史料的發掘和獨立思考超過筆者以前讀過的相關文章。因為自己是沒有讀過《國民黨一大宣言》的，更不了解孫中山和蘇俄顧問鮑羅廷之間對此的爭議，讀后覺得很受啟發。

　　《從大清到民國》，筆者認為這是一本在歷史文獻方面認真下了功夫的研究成果，全書共分十章再加一個“附論”。第一章系統分析清朝政府的族類政治是如何從初期和中期以“種族隔離”為宗旨的“多元化治理”體系，在晚清的變局中不得不推行“新政”，試圖轉型為“民族國家”。第二章討論“五族共和”的思想淵源與理論局限，革命黨和共和派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聯合起來，並順應時勢把“驅除韃虜”的偏狹種族主義主張調整為全國民眾更易接受的“五族共和”，但是“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究竟如何詮釋，中國究竟有多少民族，這些核心問題仍然缺乏明確的詮釋。第三章的主題是“民族自決”與“國民黨一大宣言”的歷史真相，孫中山轉向 “以俄為師”后，蘇聯顧問對孫中山的政治主張和國民黨的改組發揮了重要作用。“國民黨一大宣言”中明確支持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民族自決權”的條款究竟是如何產生的，蘇聯顧問鮑羅廷對孫中山施加了哪些壓力，熊芳亮在這一章中給與詳盡的介紹。第四章和第五章介紹了戴季陶在國民黨中央的民族理論制定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及“國族-宗族”論是如何出台的。第六章和第七章裡系統分析了在抗日戰爭期間提出的“國族主義”理論，特別介紹了圍繞顧頡剛先生1939年發表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文章在國內各界掀起的大討論。從筆者個人的觀點來看，是完全同意顧先生的觀點的，而且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形勢最危急的1939年提出這樣的觀點，具有特殊的正面意義。今天中國民族關系出現了新的嚴峻局面，更認為堅持“中華民族是一個”在21世紀仍然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大命題。

　　第八章和第九章主要討論“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問題綱領方面的重要影響。不僅“國民黨一大宣言”主張“民族自決”，共產黨二大的《關於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也主張“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聯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宣布“中國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可見蘇聯模式對中國共產黨影響之深。第十章以孫中山到毛澤東為例，對“三民主義”和“新民主主義”理論在民族問題上的主張進行了對比。隨后的“附論”集中討論“民族”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介紹了國內學術界近年來對相關問題開展的爭論，毫無疑問，這是民族問題研究中最核心的政治議題。

　　從1912年到1949年，中國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持續動蕩，這部書特別注意以形勢變化為歷史背景來分析孫中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論、民族制度設想的演變歷程，這是很難得的。當然，在部書中應用的一些概念和從文字解讀中引出的一些因果關系是否適當，對一些歷史人物“民族主義”思想的概括是否准確，這些都是可以在今后進行討論的。任何研究成果也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以及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但是我們需要對作者認真做學問的精神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勵。

　　民國時期的國家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國歷史轉型期研究最重要的領域之一，決定了“國家”和“民族”之間究竟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系。在國內外形勢的逼迫和政治沖突中，各政黨和重要學者的民族理論、民族政治綱領如何演變，這些歷史的梳理更是中國民族問題研究者必須關注的研究專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