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分層對集體行動意願的影響效應分析

　　﹝關鍵詞﹞社會分層﹔集體行動﹔社會沖突﹔心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D4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9314（2015）06-0072-06

　　﹝收稿日期﹞2015-10-1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社會分層流動的和諧互動研究”（11&ZD03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青年參與網絡集體行動的社會心理機制研究”（13CSH052）

　　﹝作者簡介﹞雷開春，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文宏，上海大學社會學院院長，長江學者，教授，博士生導師。

　　目前，中國社會形勢趨於緊張、社會沖突加劇已成為共識。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階級分析是理解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最基本的框架。然而，個體行動者不但能接受收入不平等，甚至也會相信貧富差異是必要的﹔他們真正害怕的是自己沒有向上流動的機會。當人們對未來失去信心時，才會產生社會不滿，甚至參與集體行動。這意味著，階層信心問題可能更直接地引發社會沖突。

一、已有社會分層指標與社會沖突的關系分析

　　（一）階層分化與社會沖突

　　大多數社會分層研究的潛在研究邏輯是：客觀分層結構構成了社會關系的基本分界線和不同社群的利益基礎，構成了集體行動的基本組織原則和社會矛盾及沖突的基礎。因此，階層分化是社會沖突的預測指示器，即便是那些“迅速致富”的人，也認為現在和將來“階級階層之間的沖突會趨於嚴重”。﹝1﹞然而，我國基尼系數超警戒線的事實並未引發西方媒體所說的“社會火山”爆發。與世界其他國家所不同的是，中國人表現出對收入不平等的極大容忍度。﹝2﹞中國民眾並不是偏愛“平等主義”﹝3﹞，他們相信，在經濟改革中，收入差距增加是提高效率的“必要代價”。﹝4﹞因此，從社會分化來預測社會沖突可能存在著較大局限：對於個體來講，目前的社會地位或許有太多的歷史與現實原因，但隻要他們有機會改變現狀，形成社會沖突的可能性就會減小。

　　（二）階層地位與社會沖突

　　無論是韋伯的階級沖突理論，還是馬克思的經典沖突理論，被壓迫、被剝削、不平等的社會屬性正好可以由人們的低社會階層地位來體現，這是產生集體性抗爭行動的前提，也就是說處於不利社會境遇的行動者更有可能參與到社會行動中去，從而形成社會沖突。在國內，無論是勞資糾紛、農村征地、城市拆遷，還是行業改制，都屬於遭受相對剝奪者的維權行動，這也成為目前我國群體性突發事件的主體﹔同時，西方國家所爆發的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如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同性戀運動、消費運動等等，盡管其訴求各異，也反映了弱勢階層從未放棄對平等權益的追求。然而，弱勢的客觀階層地位可能並不是社會不滿/怨恨產生的唯一來源。怨恨的生產是利益表達和需求保衛的導火索，它既可以是對現行社會問題和社會不公正的關注，也可以是個體或群體正在遭受著的苦難體驗，也可以是對某種潛在的社會危機的擔憂和關心。﹝5﹞在西方新社會運動的支持者中，除了社會弱勢群體外，另一大群體是那些由於價值和需求發生轉變而對現代化過程所帶來的問題非常敏感的新中產階級。顯然，階層地位與社會沖突關系已然跳出弱勢抗爭的邏輯。

　　（三）階層流動與社會沖突

　　一個階層間封閉的結構比起一個階層間開放的結構來說，有可能蘊涵著更多、更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為此，讓不同社會階層成員，尤其是中低階層成員有機會改變現狀，有機會實現向上流動，是降低社會沖突的必經之路。那麼，我國社會到底是更開放還是更封閉呢？有人認為中國社會結構具有相當的開放性﹝6﹞﹔也有研究發現中國人具有很高的代際繼承率﹝7﹞，單位和地區壁壘效應持續至今﹝8﹞，戶口等級差別以及戶口對體制內流動所起的結構性影響依然存在。﹝9﹞然而，作為個體的行動者，他們當然關注下一代是否有可能提升地位，但他們更關注的是個人能否有機會改變現狀。換句話說，不平等和流動之間或許並沒有必然的聯系﹝10﹞，總體流動性，可能不是影響民眾社會流動信心的決定性因素，民眾的信心可能有更微觀考量。

　　（四）階層認同與社會沖突

　　研究表明，主觀變量有時候甚至比客觀社會經濟地位特征更能夠影響人們對收入不平等和分配不公平的態度。﹝11﹞因為人們進行比較的參照體系是不同的，大多數人喜歡跟自己的過去和社會地位鄰近的階層群體來比較。在階層認同方面，最讓學者們隱憂的是：中產認同缺失問題和階層認同下移問題。橫向比較研究表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居民中認同中間層的比例偏少，而認同低層或中低層的比例卻明顯偏高。﹝12﹞縱向比較研究發現，我國城市公眾的階層認同呈現出不斷“向下偏移”的態勢。﹝13﹞從階層認同的角度來看，中產認同的缺乏與向下偏移的現象都可能預示社會沖突的增加。然而，已有研究結論盡管讓人不安，卻依然無法回答民眾向上的社會流動信心﹝14﹞。

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來自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張文宏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課題“社會分層流動的和諧互動研究”，涉及東部（上海、廣東）、中部（吉林、河南）和西部（甘肅、雲南）6省市。問卷內容不僅涉及到了客觀階層地位、客觀階層流動、主觀階層認同等傳統社會分層相關指標，還特別加入了集體行動意願、主觀階層變化與預期相關指標，這就為本研究展開定量驗証提供了直接數據支撐。在排除重要分析變量上的缺損樣本及不進入社會分層的樣本后，有效分析樣本數為5330。

　　（二）主要變量的操作化

　　沿著前文的分析思路，本研究既要驗証考察社會分化、階層地位、階層認同、客觀階層流動等傳統社會分層指標的預測效應，也要考察主觀階層流動、預期階層流動等新社會分層指標的預測效應。

　　1.集體行動意願。操作化為受訪者未來集體行動的意願，包括“在請願書上簽名”“參與抵制行動”“參與游行”“參與上訪”“參與網上行動（跟帖、發帖）”5種主要抗爭（沖突）形式，選擇“可能參與”者賦值為1，選擇“不會參與者”賦值為0。

　　2.社會分化差距。操作化為受訪者對整體社會收入分化程度的主觀判斷，即“就目前人們收入狀況而言，同前幾年相比，您感覺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選項“擴大了很多”“擴大了一些”“差不多”“縮小了一些”“縮小了很多”分別賦值5-1，“說不清”賦值為3。

　　3.階層地位。操作化為受訪者職業的階層地位，包括初職和現職，客觀階層地位即現職階層地位。根據六普職業分類標准進行轉換后，合並為“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下層”五個職業階層，依次賦值5-1。

　　4.階層認同。操作化為受訪者對家庭綜合社會地位的判斷，包括對5年前、目前和5年后的判斷，主觀階層認同即為目前的階層認同。其中“上層”、“中上層”“中層”“中下層”“下層”分別賦值5-1。

　　5.階層流動。客觀階層流動操作化為受訪者“目前職業階層地位”減去“初職階層地位”﹔主觀階層流動操作化為受訪者“現在的主觀家庭綜合階層認同”減去“5年以前的主觀家庭綜合階層認同”﹔預期階層流動操作化為受訪者“5年以后的主觀家庭綜合階層認同”減去“現在的主觀家庭綜合階層認同”。正值表示向上流動，負值表示向下流動，零值表示平行流動。

三、結果與分析

　　（一）社會分層與社會沖突的現狀描述

　　從數據分析結果來看，表示可能會參與“請願書上簽名”的行動者最多，高達23.3%，其次為“參與網上行動”（20.8%）和“參與抵制行動”（19.1%）的行動者，而表示會“參與游行”（14.5%）和“參與上訪”（16.6%）的比例相對較少（見表1）。從總體比例來看，表示未來至少會參與一種或多種形式的集體行動的比例高達36.5%，這表明未來我國發生社會沖突的壓力較大，這其中不僅包括網上行動，也包括線下行動。

　　表1　社會分層變量的分布情況（N=5330）（略）

　　為更清楚地看到社會分層變量與社會沖突的關系，我們需要先了解前者的基本分布現狀（見表1）。從社會分化差距來看，認為同前幾年相比，整個社會的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的民眾比例超過八成（82.2%），其中認為“擴大了很多”的比例也超過四成（44.7%）。這一結果與前人從基尼系數來判斷階層分化的結果是一致的，作為個體的社會行動者並不是對階層分化缺少主觀體察，他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社會分化的狀況。

　　從主客觀階層地位對比來看，盡管初職和現職的職業階層地位屬於“中層”的比例僅為10.1%和14.0%，但“中下層”的比例卻分別高達45.7%和40.5%﹔同時，三個時間段主觀階層地位認同“中層”的比例卻分別高達45.5%（5年前）、51.4%（目前）和49.6%（5年后）。這一結果表明，客觀階層分布呈現出以“中下層”為主的社會行動者，在主觀階層分布上則呈現出以“中層”認同為主的狀況。主客觀階層分布表現出明顯偏差。

　　從時間維度看，與初職階層地位相比，現職階層地位分布呈現“中下層”有所減少、“中層”有所增加的趨勢﹔與5年前階層認同分布相比，目前階層認同出現“下層”認同有所減少、“中層”認同有所增加的趨勢﹔與目前階層認同相比，5年后階層認同分布則呈現出“中層以上階層”認同的增加、“中層以下階層”認同減少的趨勢。從中可以看出，盡管階層分化日趨加劇，但作為個體的行動者可能對未來社會仍舊保持著較強信心。這一推斷在階層流動分布數據中也得到一定的驗証：通過行動者主客觀階層流動的分布對比，“向下流動”的比例變化不大，但主觀“向上流動”的比例卻是客觀“向上流動”比例的近兩倍，這意味著，社會學家眼中的階層變化與行動者個體的主觀階層體驗有著一定差異﹔更有意思的是，預期未來“向上流動”的比例是客觀向上流動比例的3倍之多。

　　（二）階層分化、階層地位與階層認同對社會沖突的影響

　　為了看出階層分化、階層地位與階層認同變量的總體效應，我們將各社會分層變量視為連續變量放入回歸方程，控制變量的影響效應未顯示（見表2）。從表2可以看出，社會分化差距（模型1，r=.021，p>0.05）、客觀階層地位（模型2，r=.042，p>0.05）、主觀階層認同（模型3，r=.058，p<0.05）和預期階層認同（模型4，r=.101，p<0.01）的回歸系數均為正數，這表明階層分化和階層地位在總體上都有增強社會沖突的效應﹔由於其中僅后兩者的系數達到統計顯著水平，這表明主觀階層認同與預期階層認同的影響效應更為明顯﹔值得一提的是，在模型3中達到顯著的主觀階層認同的回歸系數在模型4中不再顯著，這表明主觀階層認同的影響效應可能通過預期階層認同發揮作用，即預期階層認同可能是行動者參與集體行動的更重要因素。

　　表2　階層分化、階層地位與階層認同對社會沖突的總體影響效應（OLS，非標准化系數Beta值）（略）

　　為進一步看出社會分化程度、階層地位與階層認同的具體影響效應，我們將各社會分層變量視作類別變量，以虛擬變量形式進入回歸方程，控制變量的影響效應未放入表中（見表3）。從表3可以看出，盡管客觀階層地位的總體影響效應不顯著，但“中層”的回歸系數在模型2-模型4中均呈現出顯著水平，這表明客觀階層地位的社會沖突效應並未呈現顯著線性相關關系，而是唯獨表現為中層群體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極顯著地高於其他各階層﹔同時，主觀階層認同對社會沖突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上層群體上（r=.707，p<0.01），而預期階層認同為“中上層”（r=.249，p<0.05）和“上層”（r=.332，p<0.05）的行動者參與集體行動的風險顯著高於其他階層。

　　表3　階層分化、階層地位與階層認同對社會沖突的具體影響效應（OLS，非標准化系數Beta值）（略）

　　（三）階層流動對社會沖突的影響效應

　　與階層分化、階層地位和階層認同所不同的是，階層流動反映的是作為個體的行動者實際生活的變化，這一變化既體現為過去生活的變化，也體現為未來改善生活的信心（見表4）。從表4可以看出，客觀階層流動在模型1-模型3中均有顯著影響作用。在模型1中，“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的回歸系數分別為r=.260（p<0.001）和r=.264（p<0.05），表明無論向上流動，還是向下流動都會顯著增加行動者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同時，模型2和模型3的結果表明，主觀階層流動對集體行動意願的影響效應並未達到顯著水平。此外，預期流動變量中，僅“向上流動”（r=.110，p<0.05）的回歸系數達到顯著，這表明預期向上流動者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更強。

　　表4　階層流動對社會沖突的影響（OLS，非標准化系數Beta值）（略）

四、討論與結論

　　前人研究表明，社會分層可從三個方面引發社會沖突：社會分化導致的不平等問題，社會流動導致的不公平問題，以及社會意識導致的不認同問題。本研究發現，盡管未來我國發生社會沖突的壓力較大，但並非每種社會分層變量都會顯著增加社會沖突。本研究試圖從社會分層對集體行動意願的影響效應來分析發生社會沖突的心理機制。

　　第一，民眾需要平等，更需要公平。長期以來，中國人都被認為對平均主義情有獨鐘，即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隨著改革的到來，“鐵飯碗”被打破，絕對收入平等分配機制被相對公平分配機制所代替，貧富差距呈現出不斷加大趨勢，但基尼系數預警效應卻未得到証實﹝15﹞。本研究發現，縱然是認為“社會差距擴大了很多”的行動者，也並未因此而增加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本研究認為，更公平的社會環境是支撐民眾未來信心的基礎：與“人人均等”的年代相比，改革在客觀上為個體提供更多改變現狀的機會，這使得主觀向上流動、預期向上流動的比例遠高於向下流動的比例。從中可看出，我國民眾“需要平等，更需要公平”，后者的缺失更可能引發社會沖突。

　　第二，民眾關注改善，更在乎喪失。社會中的個體都難以回避社會比較心理。以個體為中心的群體意識，使得中國民眾更關注個人體驗，而不是同階層群體的生活經歷，即中國老百姓更關注個體生活境遇的改變，而不是橫向群體間比較。但不同社會情境下人們的比較策略不同。本研究表明，身處底層並不會直接增加行動者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而向下流動的客觀事實卻能顯著增加其意願。這意味著，盡管許多底層民眾並未改變社會底層的現實處境，社會生活水平總體提高帶來的個人縱向比較變化卻能降低他們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但總體水平上升並不能平衡職業階層地位下降帶來的剝奪感。對於底層民眾來說，目前的“寡”並不重要，隻要生活不斷地得到改善，就能給他們社會信心﹔但對於那些社會地位相對較高的民眾來說，職業地位下移會產生“擁有后的失去感”，這是他們更為害怕的。從中可以看出，我國民眾“關注改善，更在乎喪失”，后者更可能引發社會沖突。

　　第三，中產階層群體存在集體焦慮。張翼曾指出，“新中產階級”可能比“老中產階級”更具“社會改造”風險。﹝16﹞本研究中，中層職業群體主要指“小業主、自雇者”和“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是典型新中產階層。對於這兩個群體而言，他們既不能像專業技術人員那樣依賴於技術專長維持社會地位，也不能像企業管理人員那樣依賴財富與人事專長維持社會地位，一種“不上不下”的現實狀況和“可下可上”的未來預期可能會讓他們經歷強烈的地位身份威脅感。無論從財產、門第、職業、教育、收入、權力等傳統分層維度來看，還是從居住模式、社會交往、生活方式、戶籍等新型分層指標來看，白領群體幾乎都正在或潛在地受到威脅，“被下流化”似乎無可避免﹝17﹞﹝18﹞，社會焦慮彌散於整個中產群體。正是對中產地位身份的集體焦慮導致中產階層比其他階層民眾有參與集體行動的更強意願。

　　第四，心理優勢群體易形成歸因偏差。階層地位身份對於人們的意義無須贅述，獲取較高的社會地位是人類的基本動機之一。本研究發現，主觀階層地位和預期階層地位越高，行動者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越高，主要體現在中層以上的階層當中﹔同時，客觀階層向上流動，甚至預期向上流動者參與集體行動的意願也高於其他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更願意參與集體行動的群體並不是客觀階層地位高的群體，而是那些在主觀上認為自己高或未來有可能進入高階層的群體。這意味著，后者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具備前者所擁有的現實社會優勢，他們可能面臨無法利用其現實優勢維護其主觀社會地位的尷尬，這是一種心理優勢與客觀劣勢的沖突，是一種心理落差（與低主觀階層認同帶來的相對剝奪感不同）。更准確地說，有心理優勢的民眾極易形成歸因偏差：阻礙“往上走”的最重要原因不在於個人，而是政府/社會/制度不夠好。為了解決這一心理落差，他們可能更願意參與集體抗爭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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