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彥
習主席在中央軍委改革工作會議上強調，“要著眼於搶佔未來軍事競爭戰略制高點，充分發揮創新驅動發展作用，培育戰斗力新的增長點。”這一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軍事創新在改革強軍戰略中的重要地位。
歷史一再表明，在軍事競爭過程中，誰佔據軍事文化的制高點，誰就可能引領軍事創新的潮流，誰就可能走在戰爭前邊、先期贏得戰略優勢。
當前正在鋪開的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與世界新軍事革命緊密相連。“在這場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大潮中，誰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誰就會錯失寶貴機遇，陷於戰略被動。”習主席的話振聾發聵，發人深省。在改革強軍進程中，每一名軍人都不是旁觀者，每一名軍人都是創新的因子。面對改革，我們能否准確把握世界軍事理論、軍事技術發展的最新趨勢？能否適應戰爭形態的最新變化？能否找准創新的路徑和方法？這些都應該是引起我們思考的問題。
文化感世事之變化，立變革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我們打造強軍文化，就是要通過文化的獨特優勢，在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態勢下，破除思維保守僵化的定勢，把軍事創新的活力激發起來，讓軍事文化創新的最新成果不斷向改革延伸。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在世界新軍事革命滾滾而來的浪潮裡，誰已經驚醒，誰還在沉睡？
——編 者
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的大幕已經拉開。這場改革是在世界軍事革命浪潮洶涌澎湃的背景下展開的，是我軍發展史上的又一個裡程碑。從“改棋子”變為“改棋盤”，體制改革必然要求“游戲規則”的改變、軍事制度的改變﹔要求依托新的組織結構加快建設信息化軍隊的步伐。
新軍事革命是個持續創新的過程，信息化軍隊本質上是創新型軍隊。我們需要不斷培育軍事創新文化，增強改革活力，推動實現改革強軍戰略。
（一）
世界軍事文化發展的新趨勢，要求我們在變革中強化文化培育，轉變軍事創新的思維邏輯
從一定意義上說，所謂戰略眼光，就是認識未來的眼光。與觀察視野的變化相關聯，創新思維“范式”隨之發生變化：過去是：實踐—技術—理論。現在是：理論—技術—實踐。與思維“范式”的變化相關聯，上世紀80年代以來，軍事創新從以往作戰需求牽引模式，逐漸轉變為“理論牽引”模式。美國著名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未來戰爭》等理論著作，對信息社會和信息化戰爭及相關技術的發展，都起到了很大的牽引作用。於是，軍事創新的邏輯也隨之發生變化。以前的創新發展順序是：科技進步—武器裝備—軍事理論—作戰編組。現在的發展順序是：軍事理論—科技進步—武器裝備—作戰編組。信息時代的軍事文化，讓作戰指揮人員、軍事理論專家成了軍事技術創新的引領者。
軍事理論專家和軍事技術專家研究發現，在西方發達國家，近代軍事文化的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
整個19世紀及以前，大多數軍人尚未認識到科學技術進步對軍事力量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就連拿破侖那樣極富創新精神的軍事統帥，也輕易回絕了美國科學家富爾頓研制無帆兵艦的建議。從19世紀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100余年間，盡管工業革命早已影響到社會其他各個領域，但大多數軍人根本不去思考新技術在戰爭中會有什麼作用。他們隻強調對手中現有裝備的使用，不會去思考對裝備的改進和創新。這一時期，被稱作軍人“等待技術”的階段。
20世紀初，機械工業的高度發達，逐步改變了軍人單純的尚武觀念。1918年8月8日，在艾敏斯會戰中，聯軍“星型”坦克的突擊力，英軍300架飛機的轟炸力，使軍人從塹壕中醒悟過來。此后20余年，歷史造就了富勒、杜黑、古德裡安、隆美爾、蒙哥馬利、戴高樂、艾森豪威爾、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等一大批機械化戰爭時代的新型軍事家。他們不僅精通軍事，而且對坦克、飛機，以及當時其他新技術兵器的性能特點了如指掌。他們把科學技術當成自己的第二專業，把工程師作為知心朋友，從而在戰術的發展上，做出了一個又一個創舉。古德裡安發明了裝甲閃擊戰，羅斯福接受了愛因斯坦制造原子彈的建議，斯大林則把一大批飛機設計師奉為座上賓。正因為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以后，這些國家的軍事技術裝備和軍事學術水平，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幅度發展。這一時期，堪稱軍人“與科技聯姻”的階段。
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由於微電子、人工智能、遺傳工程、宇宙空間、海洋開發、新材料、新能源等新技術迅猛發展，新技術革命的浪潮使許多卓有遠見的軍事家，進一步打破原有的思維模式，提出了軍人應當站在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設想未來作戰樣式，並根據這些設想，反過來提出軍事技術創新的目標與方向。軍事防務專家展望未來20到30年的發展趨勢，設計新的作戰概念、創新作戰理論，以此提出所需要的技術支撐，再由科研人員從技術上來滿足新的軍事需求。在軍人的組織指導下，軍事技術減少了發展的盲目性，從而得到更快更多的軍事經濟效益。這一時期，可以說是軍人“引領技術”的階段。
從軍人“等待技術”“與技術聯姻”到“引領技術”，反映了軍事科學發展與科學技術發展的關系不斷密切的客觀趨勢。這種趨勢迫使軍人由技術發展的旁觀者，轉為技術發展的領航人。
在我國，由於失去了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會，軍事文化至今處於軍人“等待技術”和“與技術聯姻”的階段。重歷史、輕未來的軍事觀念，習慣於按照對手的今天，來設計我軍的明天﹔習慣於思考以明天的我軍，和今天的對手作戰。
在改革的征程上，不少同志的思想觀念還停留在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而這些戰爭已經過去15年、20年了。美軍提出第三次“抵消戰略”，意在選擇顛覆性新技術，打造新的“非對稱軍事優勢”。新軍事革命將由此出現拐點：一個新的戰爭形態——基於自主系統的光戰爭正姍姍走來。我們要完成軍事改革的歷史使命，迎接新的挑戰，必須強化文化培育，轉變軍事創新的思維邏輯。
（二）
一支軍隊的文化內核，深藏於他的軍事哲學之中。在實現改革強軍戰略過程中，我們應該運用現代科學方法進行軍事創新
在人類歷史上，每一個偉大時代在賦予人們偉大任務時，也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方法，隻有那些明確了偉大任務又掌握了新方法的人，才有可能去引領時代潮流。
科學發展的歷史表明，許多重大科技創新，重大科學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常常是科學方法獲得一定突破的結果。伽利略之所以能夠發現落體運動規律和慣性定律，同他系統地運用實驗方法和數學方法分不開﹔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創立，得益於科學觀察方法和歷史比較方法﹔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產生，理論實驗方法起了重要作用﹔馬克思的《資本論》之所以能深入剖析復雜的資本主義社會而獲得巨大成功，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巧妙地應用了邏輯和歷史相統一的方法，以及科學抽象的方法，以“最簡單、最普通、最基本的事物”——商品，作為科學研究的邏輯和歷史起點，從感性的具體上升到抽象的規定，再從抽象的規定上升到思維中的具體。
同樣，軍事理論創新也是首先借助於時代的新方法。《孫子兵法》問世於中國的春秋末期，是因為以“陰陽”“五行”為代表的古代系統論方法，到那時已經成熟而完備﹔克勞塞維茨寫出《戰爭論》，是因為牛頓力學方法和黑格爾的辯証法，為他提供了研究戰爭的武器﹔毛澤東軍事思想，是毛澤東同志運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方法，研究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的結晶。
科技革命推動社會生產力和軍隊戰斗力的提高，也促使哲學思想的發展。
19世紀的“三大發現”（進化論、細胞學、能量守恆與轉化），促使德國古典哲學終結，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
20世紀，相對論、量子力學和生命科學產生，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納米技術、新材料技術，以及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改變並正在繼續改變著世界的圖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伴隨著新技術革命的浪潮，科學方法的革命空前高漲，呈現出自然科學的研究手段、方法、模式和概念向社會科學領域滲透與交融之勢，新的科學方法論如雨后春筍般接連問世：系統論、控制論、協同論、突變論、信息論、離散論、功能論、智能論、優化論、反應論、模糊論、藝術論，還有“混沌”“分形”等。從哲學的層面上講，這些橫斷學科所提出的方法，可概括為系統方法和復雜系統方法。
1958年，美軍實行軍政、軍令分離體制后，並沒有很快煥發生機，五角大樓各種資源管理一片混亂，仍處於風雨飄搖之中。1960年，麥柯納馬拉入主國防部。他針對三軍在國防資源利用上各自為政的混亂狀況，於1962年提出“集中指導與分散實施相結合”的管理原則，採用系統工程方法，統籌規劃國防和武器裝備建設，提出一個“規劃、計劃與預算制度（PPBS）”，為美軍建設理順了關系，節約了資源。
1986年，美軍實行《國防部改革法》，使國防部、參聯會的權力得到集中，建立了一套集權與授權相統一的新規定。由此，保証了聯合作戰順利實施，並為以后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奠定了基礎。
到了21世紀初，拉姆斯菲爾德任國防部長期間，根據新軍事革命的形勢發展，美軍一改PPBS制度基於目標任務的管理習慣，提出基於能力需求的PPBE制度。即“規劃、計劃、預算和執行制度”。
PPBS制度和PPBE制度，都是典型的系統科學方法在國防管理中的運用。從方法論的角度講，這些制度的方法特點是：從未來把握現實，以使命任務決定能力，由能力需求牽引技術創造、選擇作戰編組等。總之，是“上游”決定“下游”，“頂層”決定“下層”，“前端”決定“后端”。
系統論的思想和復雜性方法，在美軍的變革中得到深入運用。他們認為，以往的軍事理論，即克勞塞維茨和若米尼等名家的理論，都是建立在牛頓力學方法之上的。今天的作戰，必須把敵人的軍事組織和作戰行動看作是一個系統。這樣，隻能採用牛頓方法根本做不到的復雜性理論來描述、預測，選擇相應的對抗行動。比如，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常用的“摩擦”概念，源於牛頓力學，可以說是物理學戰爭的概念，反映了前工業時代的戰爭特點。當時的軍隊不論組織多麼嚴密，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沖擊和遲滯，前沿對抗與交鋒。因此，克勞塞維茨把牛頓力學方法作為認識和研究戰爭、指導戰爭的主要方法。在今天的信息化戰中，戰爭目的已由“消滅敵人，保存自己”，變成了“控制敵人，實現利益”。從而，對抗方式的一個重大變化，是從大規模毀傷，轉變為增加敵組織內部的“熵值”，增加自己組織內部的“負熵值”（“熵”是對組織內部無序化的描述）。軍隊愈信息化、愈一體化、愈“精致”，也就變得愈脆弱。現代軍隊建設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自身解體和瓦解的脆弱性﹔戰爭指導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積極造成和利用敵軍內部的脆弱性。
今天，評估一個軍事系統，不能隻看它所擁有的物質、能量和信息多少，還要看它的抗毀性、穩定性，以及可能出現“熵值”的多少。
（三）
信息化、網絡化，沖破了傳統的空間疆域和時間阻隔。虛擬技術的“預實踐”，營造出新的軍事文化
復雜系統科學在引起哲學方法論革命的同時，與多媒體技術、虛擬現實技術、人工智能技術、高性能計算技術和仿真技術結合，又引發了哲學認識論的革命——人類認識世界的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
首先，對世界統一性的認識更加豐富。以往，我們講世界的統一性，隻強調“物質第一性”。從今天的視角看來，世界的統一性含有三個基本要素，即物質、能量、信息的統一。在人造的技術系統中，是材料、能源、信息的統一﹔在社會經濟系統中，是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的統一。把這三方面的統一抽象到哲學層面，就多彩地體現了“物質、運動、信息的統一”。
其次，認識程序由昔日的“部分—整體—部分”，轉變到了今天的“整體—部分—整體”。與此相聯系，在研究方法上，由昔日的“分析—綜合—分析”，轉變為今天的“綜合—分析—綜合”。
信息化、網絡化，沖破了傳統的空間疆域和時間阻隔。人們觀察問題的著力點從“以物為中心”，已經轉向了“以系統為中心”，認識論的關鍵不再是“具體分析”，而是“系統集成”。
這一全新的哲學認識論，標志著科學思維結構的重大變革。科學研究從昔日的分析優勢，轉向了今日的整體綜合優勢﹔昔日以研究“存在”為主的靜態認識，轉向今日以研究系統為主的動態認識。
實踐的意義不再局限於歷史和現實的框架內，同時也包含了未來。海灣戰爭后，發達國家確立了“提出理論——作戰實驗——實兵演練——實戰檢驗”的創新思路，加緊建立“作戰實驗室”，使軍事理論研究方法有了新的突破。
《虛擬認識論》的作者張怡等學者指出：“虛擬技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感知世界，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人類實踐方式。虛擬技術，不只是一種認識方式和解釋世界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人類的實踐方式。”
虛擬技術的“預實踐”，營造出新的軍事文化。從而使軍隊建設由過去的“順時性”，發展為今天的“共時性”。“順時性”發展，即做完了今天，再進行明天。“共時性”發展，可以同時進行今天、明天和后天的事。在此過程中，依據虛擬技術的可重復性、可修改性、可嵌入性特征，把世界上正在發生和將要發生，以及頭腦中預設計的戰爭情景,營造為虛擬環境，檢驗和修正不同階段應有的軍事能力。
與自然科學相比，軍事科學在解析推理和定量分析等方面比較薄弱，總結已經發生的戰爭經驗，“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一直是軍人理論創造的傳統方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建模/仿真與計算機網絡一起，為人們提供了認識世界的第三種重要方法，推動軍事實踐方式從“經驗歸納”向“虛擬仿真”方向拓展，“在實驗室中學習戰爭”“從未來戰爭中學習戰爭”，大大提高了軍人超前的認識能力。
總之，迎著新軍事革命浪潮推進我軍改革，我們需要確立新的哲學觀，需要創新軍事理論，讓軍事創新之光照亮走向未來的路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