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興衰：戰略抉擇決定政治結局

自工業革命以來，危機與現代社會如影隨形。上個世紀70年代，東西方陣營曾同時陷於危機之中。但是，面對危機，中、美、蘇三個大國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下不同的戰略抉擇，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政治結局。深入研究三個大國的變局之道，無疑會給我們很多關於人類制度變遷規律的新啟示，也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三個大國不同命運的內在奧秘。

一、現代社會中的政治制度選擇

技術革命以及工業革命，把人類從傳統的農業社會帶入現代工業社會，並進入今天的信息化社會。工業革命之后所產生的資本統治，一方面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進步，但與此同時則是人類面臨的前所未有的社會挑戰，即社會分層和社會分裂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也正是在這種危機政治之中，才有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社會主義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這樣，解決現代社會危機的制度方案便是資本主義政治制度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前者是工業革命的自然產物，而后者則是對前者的一種制度革命，也可以說是一種代表大眾權利的更先進的政治制度，具有道德上的正義性和優勢。

就資本主義政治制度而言，作為啟蒙運動和技術革命“解放”的政治，其內在解放的張力不斷地放大，即資本權力會無限制地攫取利益，資本收益遠遠高於勞動收益，這樣必然會加劇資本權力與大眾權力之間的緊張關系。在這個意義上，不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周期性的，其社會矛盾也是內在的結構性的，難以消弭。這就是我們看到的，在過去200年內，資本主義世界一直處於一種緊張的、沖突性關系之中，甚至緊張到連續爆發了兩次世界大戰。這是資本權力的必然邏輯，即當一個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化之后，必然追求世界的資本主義化即我們常說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當赤裸裸的硬權力即資本權力所構成的世界體系被解構之后，資本權力便改變著方式，試圖以意識形態權力的方式改變全世界。這就是在過去兩個世紀的世界政治中，資本權力從支配國內政治到試圖主宰全世界的進程，而對世界的支配權在某種程度上轉移或者說減輕了國內危機，但結構性危機並沒有因此而消失。

明白了世界政治的演變，就能理解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是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所說的“反向運動”，既是對國內資本權力泛濫的一種解放，也是對世界性資本權力的一種反抗，是世界體系的“外圍”對“中心”的抗爭。這就是二戰之后世界社會主義國家形成的基本背景，也是民族解放運動的原因。但是，這些“反向運動”所解決的都是規范性的大眾權力問題，如何找到大眾實施其權力的程序依然是探索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的結構性問題還是我們常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基本矛盾，即落后的經濟與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政治解決了真正意義的“人民主權”即多數人當家作主，但卻遭遇了難以回避的矛盾即“短缺經濟”和如何實現大眾有序政治參與的問題。因此，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也必然會面對一系列矛盾，甚至會出現治理危機。

但是，應該看到，就歷史邏輯和政治制度的內在邏輯而言，資本主義政治制度的危機來自資本權力導致的不平等，而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問題來自不發達的生產力和不完善的制度程序。無論如何，所有的問題乃至危機都是政治性的，即與政治權力的結構有關。但是，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下的戰略抉擇造就了不同國家的歷史命運。

二、1970年代：世界政治的危機時代

一般認為，中國和蘇聯在1980年代的改革是因為這兩個國家自身的危機所致。事實如此。但是，還有一種事實，被人們忽略了，那就是當時歐美國家也面臨危機。可以說，1970年代，東西方主要國家都出現了危機。

1.中國1970年代的危機及其性質。1970年代的危機來自於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即我們常說的十年“文革”。“文革”后期我國經濟遭受巨大損失，當時經濟領域的這一危機來自政治危機（十年的動亂）。因此，中國的危機是一種政治危機而導致的經濟危機，並由此導致了“信仰危機”。中國當時的危機已無須多言，我們都接受了沒有危機就沒有改革的說法，即中國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就是為了解決“文革”所釀成的“球籍資格”問題。

2.蘇聯的危機。經過長達半個世紀的高速經濟增長，到1970年代中期，蘇聯這架龐大的機器突然運轉不靈了，出現了經濟停滯。工業產值在70年代初是每年增長7%—8%，到1977年下降為5.7%，到1982年下降為2.8%。經濟停滯導致經濟短缺，形成由於物資匱乏而出現的購物排隊景觀，甚至出現“排隊文化”。與此相適應，形成了政治上的特權階層，約100萬人，他們享受著短缺經濟時代的各種特貢品、專貢品。與經濟停滯相伴的是思想文化的停滯，創造性和思想性研究基本缺位。更致命的是，40%的科學家、工程師花在科學研究上的時間不足工作時間的一半。全社會都陷入失望和懈怠之中，以致形成了這樣的停滯社會：許多人精神頹廢、悲觀厭世，喪失了生活動力﹔許多人感到失望，不想工作，不少人整日借酒消愁，酒鬼多達200萬人，36%的年輕人覺得生活沒有意思。（參見郭春生：《社會政治階層與蘇聯劇變》，當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310頁）屋漏偏逢連陰雨，以保守著稱的勃列日涅夫去世后，接任的契爾年科、安德羅波夫在任時間不長就病逝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上台了。蘇聯當時的危機首先是經濟危機，並伴隨著政治集權而缺少活力導致的政治性危機。

3.美國的危機。從1960年代中期，不但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都開始步入危機社會。典型事件有1968年法國的“五月風暴”，意大利的恐怖組織如“紅色旅”。在美國，越戰加上黑人的民權運動，使得美國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凡是有黑人居住的城鎮，都有社會騷亂。在白宮附近，經常有數十萬人駐扎反對越戰。越戰之后，在以平等主義為導向的民粹政治之下，利益集團以幾何級數增長，社會分裂加劇。1974年的石油危機終結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出現滯脹。在這些危機之下，出現了對政府的信任危機。1958年76.3%的美國人認為政府為所有人謀利，1972年之后降至37.7%﹔而認為政府是為少數大的利益集團服務的看法，1958年是17.6%，1972年則達到53.3%﹔公眾對聯邦政府的信任比例在1966年是41%，1973年則為19%，下降22%。面對這些數據和長達10年的平等主義的民主化對傳統政治秩序的挑戰，亨廷頓認為美國出現了“民主的統治能力”危機，“民主力量給民主的統治能力制造了一個問題”，他呼吁“節制民主”。（參見[美]亨廷頓：《民主的危機》，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75、101頁）不但亨廷頓這樣的保守主義者如是說，就連達爾這樣的多元主義民主理論家在1970年代也寫下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認為多元主義民主事實上的結果是社會的更加不平等，而多元主義組織活動的加劇最終導致的是對公民意識的扭曲，對政治不平等的固化，對公共政策議程的扭曲，以及事實上的寡頭控制。針對西方當時的危機，“新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哈貝馬斯在70年代初出版了其著名的《合法性危機》，認為危機已從經濟領域轉移到政治、社會、行政和文化領域。歐洲和美國的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政治危機。

經濟危機是常態，但幾乎所有的經濟危機都是由政治方面的因素或政治危機造成的。就這一時期的三國危機而言，很顯然，危機直接來自政治領域，都是由政治危機導致的。但是，比較而言，蘇聯的危機則更是有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根源，甚至可以說經濟危機的權重大於政治危機，而在中國和美國，政治危機的權重大於經濟危機。面對政治危機，各個國家都是怎麼應對的呢？

三、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戰略抉擇決定政治結局

危機都是綜合症，即表現在多方面。但就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而言，中、美危機是政治性質的，但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以經濟方法化解了政治危機﹔蘇聯的危機是經濟性質的，但卻採取了最終顛覆國家政治制度的政治方法來解決，最終走向國家失敗。

1.中國的改革。一般認為，中國是以政治改革（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而拉開了改革大幕，整個80年代也有不少政治改革的舉措，比如黨的十三大報告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但是，最引人矚目的成就還是經濟體制改革。從70年代末開始實行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建立經濟特區，到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再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都是值得記載的改革大事。90年代，中國明確提出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一種經濟體制轉型到另一種經濟體制，是一種典型的“革命”，即鄧小平所說的“第二次革命”。既然是體制轉型，必然會帶來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化，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以及利益關系的重組等。這就意味著，轉型期必然是矛盾多發期。盡管如此，客觀地說，中國正處於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和任何國家一樣，雖然不得不面對轉型難題，但經濟體制改革顯然已經化解了“文革”所導致的危機。也就是說，危機是一種綜合症，應對之策必然也是綜合性的，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的同時也在積極推進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但主線是經濟改革，並且以經濟改革化解了政治因素誘發的危機。

2.美國的改革。相比中國的問題，1960—1970年代美國經歷了一場典型的政治危機，即越戰和民權運動誘發的長達10年的平等主義、甚至民粹主義的新社會運動，構成了對“民主的統治能力”的嚴峻挑戰，相伴隨的則是福利主義、石油危機誘發的經濟滯脹。如何解決這種以政治危機為主的危機？其採用的辦法也是經濟方面的，即推行新自由主義，其中代表性符號就是裡根主義和撒切爾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是徹底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強調放鬆政治對企業的管制和政府最小化。新自由主義是經濟的，但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原因則是政治的，比如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英、美兩國政府都以強有力手段對付工人運動和社會抗爭。在英國，撒切爾夫人強制關閉了英國煤炭基地紐卡斯爾煤礦，面對此起彼伏的工人罷工、示威和抗爭，採取了強硬的手段。在美國，裡根政府推行的政府最小化大大減少了社會福利開支，誘發了劇烈的社會抗爭運動，但裡根寸步不讓。為此，女兒和其脫離父女關系，認為其是不關心窮人冷暖的面目可憎的政客。被稱為“裡根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就是減稅並減少社會福利開支。減稅最大受益者當然是高收入者和大企業，聯邦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從過去的50%降到28%，公司所得稅從過去的最高稅率46%降到了34%。而社會開支的減少必然傷害到窮人，因而，“裡根經濟學”被稱為“劫貧濟富”。裡根的經濟政策被認為是在冒險，但冒險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即克服了70年代的經濟滯脹。但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代價是，在1980年代，雖然窮人的收入也有所提升（僅提升了6%），但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那時最富有的10%的美國人的收入提升了1萬億美元。對企業監管的放鬆被認為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源頭。美國的制度變遷經典地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解決問題的方案往往是誘發下一個問題的根源。盡管裡根政府問題重重，但是一個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成果是以經濟政策化解了當時的政治危機。而冷戰的勝利則沖昏了西方人的頭腦，放大了其經濟政策的成就和貢獻，形成了貽害發展中國家的“華盛頓共識”，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裡根政府以經濟政策化解政治危機的做法值得討論，政治危機起源於長達10年的平等主義和社會運動，也即底層在政治上的崛起，沖擊的是資本的力量。而“裡根經濟學”則是扶強抑弱，以私有化、自由化而扶植高收入階層和大企業，以預算穩定化而抑制社會弱勢群體。這樣針鋒相對的藥方必然會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引發更大規模的社會抗爭，但是裡根政府硬是鐵腕涉險，其中的奧秘值得研究。但無論如何，經濟在當時達到了預期目標。

3.蘇聯的改革。當時蘇聯的危機體現在經濟、政治、社會基本方面的停滯上，但根源還在於經濟停滯而誘發的社會停滯。1985年上台的戈爾巴喬夫一開始也進行經濟改革，但急性子的他看到經濟改革不成功，便拋出了徹底改變了蘇聯命運的所謂“新思維”，以“公開化、民主化、透明化”而大肆改革作為蘇聯前進的“根本障礙體制”即共產黨執政集團。在政治改革中，戈氏試圖先聲奪人，即以公開化批判蘇共，以民主化激發人民。結果，這場輿論運動在兩年內便肢解了蘇共的執政，催生了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利欽。為了抑制葉利欽，戈氏改總書記制為總統制，但是，戈氏的總統制是間接選舉即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而葉利欽則是俄羅斯民眾直接選舉產生的。“合法性”不足的戈爾巴喬夫自然失控，政策不出克裡姆林宮。當1990年有加盟共和國鬧獨立時，蘇共政治局決定以民主的辦法解決問題，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直至1991年“8·19政變”導致國家解體，蘇共下台。僅僅6年時間，一個處處能與美國抗衡的大國就轟然倒塌，由此改寫了世界歷史上大國崩潰速度的紀錄。

蘇聯企圖以政治改革而化解經濟危機的做法和中國、美國的做法恰好相反。社會（國家）作為一個大系統，顯然每個子系統相互關聯，因而都重要，每個板塊都不可或缺。比較而言，經濟系統有關人們生活水平的高低問題，而政治系統則事關國家存亡﹔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即經濟好壞可以影響政治的好壞，但一旦政治系統不穩定甚至出現紊亂而無法有效地運行時，別說經濟系統，就是整個國家也會難以為繼。那種認為應該像經濟改革一樣對政治體制也進行一場“第二次革命”的說法，是經不起歷史檢驗的。

四、如何在解決危機中避免犯顛覆性錯誤

中、美兩國的經濟方法化解了政治帶來的危機，而蘇聯試圖以政治改革一勞永逸地解決經濟危機，結果卻一勞永逸地讓自己消失了。三個大國，包括其他眾多發展中國家的命運轉換，帶給我們的是反思人類制度變遷規律的典型樣本。應該說，除了一個大國的戰略誤判可能把一個大國引向深淵外，關鍵在於弄清楚國家權力的關系，由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大國的制度變遷和興衰之道。

按照歷史社會學家邁克爾曼的說法，國家權力是“互動的制度化網絡”，即經濟權力、軍事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的互動，除軍事權力離一般百姓較遠以外，我們都深受經濟權力、意識形態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影響。經濟權力是國家權力的基礎，同樣也是芸芸眾生的權利和生活方式，因而與百姓的關系最為密切。比較而言，意識形態權力主要是知識階層和政治權力主體的權力，而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互動的結果，並總是代表著國家權力。

國家的幾種權力關系之間如何互動？百姓生活的經濟權利能增強國家權力，反過來說，百姓的不滿更多的是因為其生計需求未能滿足。因此，任何國家都應該首先致力於滿足百姓的發展與民生需求，從而促進百姓的認同和支持，這是大國歷史的大規律。一個國家看起來矛盾很多，但最突出的矛盾往往與經濟問題相關。關於在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如何發展經濟，人們基本上取得了共識，那就是市場經濟，隻不過不同國家政治制度、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市場經濟，比如德國是“社會市場經濟”，中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英、美則是自由資本主義經濟。既然經濟權力是國家權力的最大公約數，而且有增強經濟權力之共識，決策者就應重點解決經濟問題，很多事萬變不離經濟。

關於經濟權力的第二個共識是，熊彼特“創造性破壞”是經濟增長的奧秘所在，即以創新的方式打破舊的生產方式，舊的經濟結構轉變為新的經濟結構。這就意味對經濟權力可以進行革命性變革。

中、美兩國變革的結果是在既有的社會政治制度下，以經濟的辦法解決政治問題，並以革命性變革推動了經濟轉型。不但是這次，美國歷史上多次危機不單單是經濟危機，而是因為政治制度弊端誘發的，比如1929年大危機，但總是以經濟的方法得以解決，比如“羅斯福新政”。2008年金融危機的背后當然也有政治制度的問題，即資本權力對政治的綁架。

與經濟權力比較，意識形態權力則具有彌散性和超地域性。什麼樣的觀念好什麼樣的觀念不好，對於一個國家來說，關鍵取決於意識形態的適時性、適地性、適用性，否則那些美麗誘人的概念很可能將一個國家引入深淵。為此，鄧小平的改革哲學是“摸著石頭過河”，用實踐回答觀念上的是非。相反，戈爾巴喬夫則閉門造車，用“公開化、民主化、透明化”即所謂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迅速摧毀了蘇共的合法性基礎。相比較，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災難並最終導致金融海嘯的新自由主義，對80年代的美國而言則是與凱恩斯主義長期斗爭的結果，也不是一夜之間冒出來的，有其在特定國家特定時刻的適用性。但是，這套特定適用性的“主義”，被錯誤地用在他國身上就是致命的。如果說，80年代的戈爾巴喬夫犯了用西式民主救蘇聯的大錯誤，90年代的葉利欽則犯了用新自由主義救俄羅斯的大錯誤。

政治權力是其他權力相互作用的結果，象征著國家權力，政治權力的變化直接觸動著國家權力或動搖著國家的根本制度，因而政治權力更具有根本性。國家的命運系於制度，尤其是根本制度。這就意味著，對政治權力的變革必然是漸進的，而且是固本性的，完全不同於經濟變革的創造性破壞。政治權力結構的破壞，帶來的可能不是新結構的均衡，而是新的動蕩甚至是滅頂之災。美國總是以固本的、漸進的方式改革其憲政結構帶來的問題，甚至以經濟方式來掩飾其憲政結構問題。比如，當國家處於“進步主義時代”即混亂不堪之際，他們反壟斷並成立監管秩序的政府部門﹔當自由放任帶來大危機，他們有“新政”﹔當黑人起來抗議后，他們有《民權法案》﹔當陷於平等主義的民主政治危機即本文所言的1970年代危機，他們以推行扶強抑弱的新自由主義來應對。但是，當其憲政結構受到挑舋時，美國人則毫不手軟，第一次是以戰爭的方式消滅了以民主投票方式要求獨立的南方，第二次是以暴力對付反越戰運動和民權運動。英國也是如此，即漸進地進行選舉權改革，固化其憲政結構。相反，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極力“揭蓋子”，兩年之內搞垮了蘇共和蘇聯。

至此，我們可以大致理出一些頭緒來。第一，一個國家的權力關系總是處於互動狀態，一種權力的變化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其他權力。意識形態權力無形但有力地影響著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並最終影響到國家權力形態。第二，在互動的權力關系中，經濟方法具有最大公約數性質，因為它關乎國民的直接訴求，即經濟是諸多社會問題的答案。第三，作為一種結果狀態的政治權力，不能把它當作解決問題的出發點或者說問題的答案，即結果性的政治權力不能當作答案去解決問題，這涉及意識形態權力，即觀念上和理論上的自覺自信問題。西方政治學、社會科學基本上都在圍繞“政體論”做文章，在理論上把所有問題歸罪於政體問題，致力於推動他國政體轉型，但是他們從來不從自己國家的政體上找解決問題的方案。第四，在變革方式上，經濟權力可以進行“革命性改革”﹔意識形態權力必須具有因時因地的適用性﹔政治權力的變革則必須嚴守“固本革新”的原則，而且必須是在固本的基本上漸進主義的革新。

（本文是中國人民大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國家理論的反思與重建》10XNL015）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